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厦门大学与《经济研究》编辑部合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政策论坛暨经济展望研讨会的线)

　　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推进的过程中，当前的经济形势需要正视其严峻特点，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增速下行过程,这种经济的下行还没有完成L型转换的确认，有可能跌出中高速这个合理区间下沿的风险，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如果简要回顾一下，在2010年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再次报出两位数增长之后，现在看得很清楚，当年的两位数增长，就是整个中国高速发展中经济起飞实现超常规发展的那个阶段在直观上来说的高速度，其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一种高速局面了。中央的意图很明确，要引领新常态，以结构优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对接一个中高速这样的增长平台状态。最新的、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根据情况变化局的几次会议里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要求，就是要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实证的情况来看，我们现在的运行特点，是2010年以后有四重因素造成合力，使经济的速度重心逐步下行。首先是发展阶段转换，须是在中等收入阶段与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地经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转换的过程，来追求更高的质量，而告别粗放增长走向集约增长。第二个就是中美关系交恶，它使我们2015-2018年12个季度的平台状态下沿被击穿。第三是新冠疫情冲击，而后最新的就是前面发言者也特别强调的，2021年去年下半年为突出表现的、更复杂的三重压力的交织。最新的统计数据可能各位都特别注意了，是我们今年的二季度只有勉强0.4%的正增长，1-9月份合在一起，三季度虽然向好有所拉动，也还只有3%的增长速度，是个低速状态了。往前回溯，在2019年年度增速落到6.1，第四季度落到整数关口6.0，再往后的变化是2020和2021两年有可比性上比较明显量值意义的两年复合经济增长率5.2%，这和2019的6.1相比又差不多跌去了一个百分点。今年如果预计四季度能有些好转的话，也不会把全年速度提到3.3%以上，而且现在看来四季度疫情的困扰比原来预计的要更严重。今年如果也就是3%出头儿，那么咱们按3.3%来测算，把今年和明年联系在一起考虑，我们明年如果处理得相对比较好，在今年基数比较低的情况下，假定明年能够达到年度同比口径的7%，那么今年和明年按照这个设想假设条件，复合的两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不到5.2%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十四五”的前面三年，我们的速度是在5%稍微出点儿头的状态。而我觉得按照新的两步走的通盘战略部署，我们在量值上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关于中央要求维护的合理区间下限的粗线条量化指标，就是依据总对于中央“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建议所说明的，我们很有希望---实际上也就是要努力达到的2035年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GDP的这个指标，要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学者们于是可以测算一下：人口的指标好假设，这一两年就应该到峰顶了，14亿多一些的人口规模不会再扩大。按这个算下来，整个15年的年均增速应该是接近5%，而我们又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这15年时间段里的速度重心按一般规律，在基数抬高的过程中它可能要下台阶。最应该值得追求的所谓保证速度，当然是在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情况之下同时考虑到的通盘安排里我们速度上的合理区间，一个至少是速度重心的位置，“十四五”应该力求5.5%到6%的区间之内，要准备着“十五五”这个速度重心落到5.5%以下，希望不要击穿5%。“十六五”继续往下落，落到5%以下，也希望不要击穿4.5%。这样才有15年算总账的接近5%的这样一个保证速度。所以，我是觉得在通盘考虑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当下到明年这个短期的衔接，以及在更长的短中期、中长期的衔接上来说，还是要从最高决策层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个战略部署来考虑，按照这样的一种时间表要求里我们前面勾画的合理区间的那个下限量值，我们在政策选择上要特别注意，2023年很快要来了，应当要力争在下一个年里使年度同比增速按照7%来努力（我估计上也有可能提的还是6%左右，在2021年的时候提6%左右，实际完成是8.1%。但是那个8.1%是因为前面那个2020年只有2.3%的增速，最有意义的还是复合增长率两年5.2%），我们明年和今年合在一起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实际将是两年复合增长率比5%稍高，2024到2025年，则要力争同比6%或者更高一些。

　　当然，关键的是再重复一句，肯定还是要追求高质量。但是保障速度的意义它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运行层面上的问题，也是要和整个现代化战略通盘安排相匹配的问题，这是我想向各位汇报的第一个层次的基本看法，面对严峻的形势特点，我们往前做2023年宏观经济政策展望，它的基本背景和这个背景隐含着的我们应该做的很务实的明后年和“十四五”期间增速的追求，大概是个什么量值的考虑。

　　第二个层面我想汇报的，就是按照前面一个层次的基本看法，考虑宏观上的两大政策，我们显然必须在明年，以及接续的另外可能更长的时间段内，要更加注重扩张倾向，实施宏观调控中间加大以扩张为主导倾向的工作的力度。当然，同时要努力加上优化结构、改进民生。这个总体的配套，还是要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因为在改革的深水区只有以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才能充分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才能追求所谓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之下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在务实的视角上来看，要特别注意怎么样正确处理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和消费的基础作用之间的关系。我注意到这一两年在这方面实际的思路和强调的重点，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都是不一样、有争议的，有的学者甚至特别强调在14亿人的中国这个大市场里，你只要抓好怎么刺激消费，那么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我不同意这个认识框架。我这几年和同道者所积极致力在理论创新层面上所发展的新供给经济学，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即我们过去所说的“社会再生产”的原生动力当然是需求，满足需求当然是表现为最终消费，但实际生活中间看得见摸得着的成为动力的一系列的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的，都是以供给侧的生产经营活动回应需求侧、消费侧原生动力而实际形成了支撑着经济循环发展和升级发展的那个最关键的支持力量。这种供给侧的创新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才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支撑实现升级发展、标志着人类经济社会不同阶段的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的基本特征。而供给侧生产经营的最前置的环节是什么？就是投资。

　　我们现在走到了数字经济这样的新技术时代，还是应该按这样一个基本原理的认识框架，首先注重在我们扩大内需、以内循环为主体而同时积极通过双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的进程中，先把握好有效投资这个初始环节。投资的有效性当然需要很多条件去匹配，但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原则思路上讲，一定是要先把有效投资这个事情处理好，带出来就业岗位的支撑，带出由就业而来的社会成员的收入，再合乎逻辑地跟上有就业和收入支撑着的消费潜力的释放，以及整个消费基础作用的体现。中央前面使用的有效投资的关键这个字眼和后面所说的消费的基础这样一个字眼，我觉得在学理上是严谨的，关键就意味着它要放在整个再生产循环的第一位先把它把握好。在中国实际要做的有效投资这方面，我不认同有些研究者所强调的已经潜力不大，已经基本饱和，城镇化已经快到天花板等等。我的基本观点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多次，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可观的潜力空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韧性、回旋余地和成长性的客观依据。当然，我们还得于主观上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有效投资，在我们现在必备的客观条件方面，不缺项目，也不缺要素。可考虑的项目甚至可以说俯拾皆是。全中国在十几个千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和几十个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无一例外都要赶快使基础设施升级，包括公交体系按照国际经验像纽约、东京、莫斯科、巴黎等等为代表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的建设，是一定要解决的。和整个全中国有差不多700个中心建成区，大大小小的城镇，有关部门所说的缺少五千多万个停车位相关的这种建设，既关系到生产，也关系到民众生活，是非得解决不可的。海绵城市，综合管廊，老旧小区改造，这些任务我们多少年一直做下去，八年十年、二三十年做不完的。在新基建这方面,一系列的要领中央已经反复强调，新基建又必然和老基建、和老基建的升级换代相互呼应。我们要做这些有效投资,还包括着振兴乡村，新区开发，产业增长点里的一些关键项目，像全国国土开发一盘棋里像重要的棋子一样摆下去非做不可的一些举足轻重的项目,都必须纳入通盘考虑。而我们所可调动的要素一样不缺，我们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基本的技术力量，有基本的管理力量，关键就是要有高水平的通盘的国土开发和各个地方政府辖区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跟上来的当然就是有了这样的有效投资带来一定的景气支撑而使有就业、有收入这些前提条件具备之后,还要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进，还要针对着中国老百姓的现实问题注意怎么样提高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使消费的潜力和活力更好体现出来。按这样一种原则，我觉得明年别无选择，两大宏观政策上，首先财政政策必须提高赤字率。今年的2.8%有特殊情况，是从前两年往后退的，但是有特别的说明，比如动用了一万多亿、多年积累的央行可动用的节余资金，通过每月平滑结转的方式供财政使用，但明年没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条件之下，赤字率的提高势在必行。不要简单地局限于形式主义的什么3%的关口。美国和日本从来不认欧盟签马约时说的那个3%，欧盟自己在有危机压力冲击之下，它的带头大哥德国、法国也都守不住3%，更不用说其他的小伙伴。中国必须在明后年通过财政赤字率的提高，以及合乎逻辑的提高赤字率以后适当扩大公债的举借规模，同时处理好举债资金使用的结构和机制，来实现中央的意图，以有效投资为关键，以消费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内需，把经济运行努力提升到合理区间。

　　接下来说，货币政策这方面，无论它表述上还提不提稳健，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是按照流动性合理充裕这个方向在发力，明后年也一定要在货币政策这方面继续发力。现在已经抓到的一些行业和领域的重点，比如对于房地产业的支持，明后年可能还要更多体现在类似的这种把货币政策支持落到数字经济完成整改，重新振作起来，加快追赶硅谷创新潮流，以及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脊梁和整个国民经济最关键的部分，怎么样更好得到货币政策的流动性适当充裕的支持，以及大量的小微企业怎么样更好的发挥作用，和民营企业怎么样更好的得到投融资支持来发挥作用。

　　两大政策合在一起，当然其他的一些政策是跟着配套的，比如区域政策，又比如应该推进的更有挑战性的收入分配政策，怎么促进共同富裕，又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那是个系统工程。但在2023年宏观政策最代表性的财政货币两大政策这方面，这个框架我认为已经看得很清楚，别无选择的是必须积极考虑这两大政策工具箱里仍然可用的工具，怎么使用的方案设计问题。我们要特别关注不久就要有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年度工作为重点的经济工作的指导，以及密切关注延续到明年各地召开而到3月上旬全国上面，怎么样确定经济工作的框架。在这里面我们作为研究者应该积极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供决策参考。这两大政策协调推进过程中，我认为一个特别重要、值得我们力争的，就是中国潜力的发挥不光是筹集资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资金怎么样在拿来以后，一个钱至少顶一个钱用，更好的一个钱顶几个钱用这样的乘数放大效应的问题。政策性金融的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放大作用，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种“1+1+13”的绩效提升放大作用，都是特别值得我们看重的。

　　还有前面发言者里已经强调的抗疫。我们在防疫抗疫这方面虽然要承认中国有所谓动态清零路径依赖的特点，不能简单照抄别国的作业，但是显然在所谓精准为核心的指导方针上面，就要更注重以科学为依据而精准，而科学表明现在主要产生危害毒性的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染性提高的同时，杀伤力明显下降。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变化，在防疫抗疫方面做出必要的优化。我觉得国家卫健委新的一些指导方针，二十条，还有现在给出的另外一些针对着现实运行情况的指导意见，总体来说已经在体现基于科学态度的适当宽松为主的这样的优化调整方向，还要及时总结各地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掌握好积极的复工复产和防疫抗疫之间合理的权衡关系，这才能够匹配上我们所说的宏观政策发力在明年后年把经济运行恢复和维护在合理区间这样一个必须落实的政策意图上。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