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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预期的疫情、俄乌冲突和高温干旱冲击下，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局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对疫情的进一步精准防控、积极有效的政策托底和国内完整的产业链与超大市场的支撑，中国经济在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深度下行后，三季度完成底部回升，四季度延续趋稳态势，完成全年就业和价格目标，三四季度后经济增长正在逐渐回归合理区间。

　　纵观全年经济运行的变化，2022年经济运行的大逻辑是“三重压力”周期性下行因素为主线，超预期因素，尤其是疫情冲击，成为了重要的放大器，在政策对冲和经济内生韧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弱企稳态势。（慧博投研资讯）当前中国经济根本问题是周期性的下行力量，尤其是总需求收缩和信心不足。在总需求收缩中，房地产深度调整是今年的核心特征，上游延伸到钢铁、建材等行业，下游延伸到地产后周期消费。即使剔除房地产和疫情的影响，消费疲弱依然疲弱，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核心底色。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逻辑是，在不断优化疫情精准防控措施，提升防控效率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结构性因素正在加速进入变化的临界点，处在关键的转换期，同时，总需求收缩和信心不足等周期性下行因素延续，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不断再平衡的复杂局面。结构性因素调整近年来一直在发生，但是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因为应急政策，部分结构性调整迟滞。在2023年，结构性调整将要进入加速期，大调整将成为经济的核心背景，需要加以重视。综合判断结构性、周期性和疫情等因素，2023年经济将实现温和复苏，在基准情形下预计实际增长4.8%，名义增长6.3%。分季度看，剔除二季度低基数导致的异常值，2023年各季度将呈现逐渐加速态势。

　　为了更好地回归“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衔接“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稳定就业和政府、企业与居民收入，稳定信心，避免欧洲出现过的低增长导致长期“后遗症”效应，在基准预测的情形下努力进取，建议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为实现此目标，2023年需要抓住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根据疫情发展不断优化精准防控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系统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核心，旗帜鲜明以积极的总量宏观政策对冲周期性下行因素，财政赤字率设定为3%，明确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将中国经济加速引入新发展格局。

　　世界和中国经济一直在进行着缓慢的结构性变化，2023年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进入临界点，会加剧显现。在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市场环境等常规性慢变量的结构性因素变化之外，2023年，中国经济处在国际和国内经济动能同时加速进入结构性转换的临界期。首先，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入低增长、低贸易、低投资，高债务、高通胀、高风险的“三低三高”为特征的调整期。这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主要经济体经济循环模式逐步重构，从目前灵活型的供给和需求模式逐渐回归到“灵活版”的罗斯福新政模式，国家的力量不断强化，形成军事、民用基础设施、新能源技术和资源的全球争夺战，深刻影响未来的世界经济走向。在这种调整中，结构性因素决定通货膨胀持续时间，周期性因素决定通货膨胀的幅度。伴随着周期性因素中下行力量加大，欧美不会出现工资-价格螺旋，通胀增速已经见顶。但是，欧美各国循环模式重构产生成本上升，带动核心通货膨胀持续高位运行，使得通货膨胀粘性加大，通货膨胀持续时间延长并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伴随着低增长，货币政策处在两难选择中。2023年，欧美日等各央行会放缓加息速度，但是高利率状态持续较长时期。同时，欧美央行减缓缩表速度，在传统的加息周期中采用一定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收益率曲线更加扁平。这种高利率状态将会导致欧美各国进入一定的衰退期，衰退的幅度和先后主要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国家力量强化程度，美国将会优于欧洲和日本。在各国国家能力不断强化和能源价格逐渐趋稳的背景下，此轮欧美各国经济下行总体幅度处在可控范围内，不会陷入深度衰退。欧美的经济和货币政策走势意味着明年我国出口将会进一步下行，但是发生断崖式下降的概率极小。同时，汇率将会呈现宽幅震荡，但是处在可控区间，为国内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留下空间。

　　其次，国内经济循环的动力也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处在关键的转换期。一方面，2019年以来，尤其是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中，房地产投资和出口是最为核心的引领力量。目前，这两个因素已经形成了趋势的转折，2022年开启了加速下行模式，2023年难以再提供有效动力，2019年以来的经济循环模式将能以持续。另一方面，在“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通过过去十年伟大变革取得的系统性经济工作理念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改革、科技进步、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和新能源产业等内生动力推动，2023年中国经济将会进入新发展格局加快落地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表现为：1）国内统一大市场助力内需接力外需；2）科技自立自强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锻长板、补短板；3）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将进入快车道；4）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进入加速形成期；5）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实体经济融资环境不断改善；6）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入加速融合期；7）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加速深化落实；8）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会不断开花结果；9）军民融合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助力统筹安全与发展。

　　在国际国内两大结构性因素加速调整期中，2023年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综合考虑不断优化的疫情精准防控和目前周期性因素的延续，2023年宏观经济孕育六方面的上升力量和六方面的抑制性因素。上升力量主要体现为：1）疫情防控更加精准，管控资源得以释放，人员流动性增加，促进消费和服务业复苏；2）房地产底部确认，竣工等后端有望高增长，带动房地产后周期消费复苏；3）基建投资保持高位运行；4）制造业投资内生动力将持续提升；5）供给侧不利因素更加温和；6）低基数推动同比增速。与之对照的是，2023年也将同时面对六方面抑制性因素：1）结构性因素制约下消费恢复还需要时日，依然主要依靠汽车消费支撑；2）出口下行压力加大，成为主要拖累因素，但是幅度温和；3）企业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脆弱，去杠杆动机增强；4）深层次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市场信心没有完全恢复，民营企业投资受到制约；5）经济运行效率持续下滑；6）高成本约束进一步增强。

　　综合上述因素，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会呈现温和增长，如果剔除2季度异常值，全年呈现逐渐加速态势。同时，由于周期性下行因素持续，可能放大结构性调整中的不利方面。2023年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十方面的风险：1)土地资产的非流动性和房地产销售低迷在资产侧延迟房地产市场企稳；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收入低增长，债务风险加剧；3)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保运转和保民生压力加大；4)俄乌冲突长期化进一步地催生缘风险；5)产业链结构性变化引发出口增速超预期下滑；6)汇率宽幅波动已发金融市场震荡；7)青年劳动就业问题长期化；8)低收入群体保障不足，社会风险加剧；9)极端天气风险加剧；10)行政性宏观政策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导致原有短期问题长期化和新的结构性扭曲。

　　面对复杂局面，为了更好地支撑中国经济，实现5%的目标增长率，2023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系统协调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发力。

　　第一，抓好三个突破点，进一步做到精准化疫情防控。首先，在“二十条”优化措施之后，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其次，统一各地方防控政策执行标准。再次，国家层面明确标准，着力解决跨省市人员流动问题。“二十条”措施明确了处置标准，在本地行政区域内的防控措施得到了优化。但是，各地对外来人员管控标准不一，“落地检”之后管控政策不一致，尤其是返回当地后管控政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人员流动，需要进一步明确标准，着力优化和统一。

　　第二，突出重点深化改革。利用好“二十大”红利，在系统性基础上，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核心，重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加速转变期，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在此基础上，更需要进一步针对性突出重点来深化改革。2023年改革的重点需要在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交织点推进，一箭双雕，以改革推动经济新动能落地，从制度上舒缓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矫正地方政府激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主线，推进财政收入体制、财政支出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需要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保持财政收入占比基本稳定、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基本稳定。在这样的前提下，财税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理顺税收逻辑，调整收入和支出的结构。

　　第三，逆周期政策保持总量宽松。2023年总量宏观政策需要保持宽松，不能用疫情防控措施和改革代替逆周期宏观政策。首先，疫情是周期性下行力量的放大器，但不是中国经济的本质原因，总需求不足下宏观政策不能过快退出。其次，不同于前期增量改革下，改革本身就是稳定经济的力量。目前的改革是存量改革，利益格局调整容易产生“先破后立”，不能用改革代替稳增长。这意味着还需要宽松的宏观政策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防止政策过度收缩导致的风险叠加。再次，宽松的宏观政策修复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才能有效应对明年的复杂局面。最后，欧美紧缩政策节奏的放缓也为我国政策提供了更大的宽松空间。

　　坚持就业优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23年逆周期政策重点加大货币政策力度。要依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全面、准确理解“不要大水漫灌”，总量性与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全面降准置换MLF，稳定流动性的同时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通过再、普惠金融等渠道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和中小微企业支持。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考虑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行动空间。

　　第四，结构性政策以“降成本”为导向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行业政策上，以元宇宙为突破点，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商品运输成本、信息成本下降之后，以人与人交流成本下降启动新行业红利。元宇宙从消费端转向生产端塑造数字化人与人交流场景，推动产业链升级。其次，在提供投资案例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红绿灯”设计机制，与市场充分沟通，让企业充分理解。最后，完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稳定能源成本。2023年需要进一步稳定生产；密切监控煤炭市场价格运行，对极端事件做好应急预案；搭建政府参与的煤炭市场信息平台、构建政府有效调控下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可控的价格协调机制。

　　第五，系统性推出房地产解决方案。短期以稳为核心。以“保交楼、稳民生”为核心，压实多方责任、建立、用好房地产稳定保障基金。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进一步释放前期挤压的刚性购房需求和合理改善性需求，推动地产销售回归正常状态。因城施策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步优化预售资金监管、探索商品房预售制度改革。有效盘活房地产企业存量资产和城市的低效资产，推动化解及处置出险房企债务风险。长期中促进资产端调整。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城市更新。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战略，有序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优化房地产市场区域结构性失衡问题，通过都市圈提升土地资产流动性。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优化土地供给政策，逐步降低土地财政依赖。推动房企向综合运营开发业务模式转型。构建房企新业务模式稳定的长期融资机制。

　　第六，逐渐走出应急思路，着力解决好中小企业长期修复问题。继续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继续解决好物流不畅问题。重点解决好中小企业账款回收问题。全生命周期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扩大需求是盘活中小企业的根本途径。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小微企业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破除进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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