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当前人类经济社会的一大主要且核心的特征就是“市场经济”，无论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立足之基都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在不断展现自身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同时，诸如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商品生产交换的高效率、激发无穷无尽的创新动力等等， 却存在一个令每个市场经济人谈之色变的局限性和弊端---周期性，也就是常说的“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一方面它有着经济达到顶峰时带来的繁荣景象，为所有人欢迎且歌颂，不过其另一方面同时也会带来不可挽回和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和破坏，令每个人轻则利益受损重则倾家荡产。对于国家来说，经济周期是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得不重视起来的一大因素，对于整个国家制定政策战略、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确定发展重心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若应对不及时，可能会给某些国家带来破裂型的冲击，让国家陷入瘫痪和混乱。

　　因此，无论是经济学研究人员、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格外关注所处时期的“经济周期”进行状况，以期望及时做出应对和防范。而把握经济周期，最重要的就是把握经济周期的时间曲线的波动情况以及这段曲线中的关键点—拐点的分布情况。

　　所以，对于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及拐点识别做必要且深入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理论分析以及数学统计分析进行总结和推理，以期得出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及拐点识别分析的规律十分有价值。

　　在此就数据图表的对比解读和历史上、现代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和再观察，获得关于此方面新的发现。

　　前面提到，经济周期波动人们大多只是受其低谷期的巨大萧条而感触颇深，而常常忽略波动的另一面--扩张的顶峰。由图可以明显发现，经济周期是一条山谷相间的波浪型曲线，有谷必有峰，有峰才有谷，因此可以得出周期波动第一个重要特点（常常被忽略）且最基本的特点---“波浪式推进性”。注意，波浪只是形象的比喻，要着重理解其深层含义：有最繁荣的黄金时期，也有最黑暗的萧条时期，二者缺一不可；推进意味着向前发展，经济周期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气沉沉的固化特征，而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动态特征，具体的经济环境不同，经济周期是不同的。经济周期发生的时间不同，早或者晚，具体的表现特征和影响程度也大相径庭，因此对不同的经济周期波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者也是经济周期的哲学教条，后者则着重强调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殊性和唯一性。

　　再次观察图形的峰谷，我们发现上升和下降摆动的幅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峰的高度可能大于谷的深度，从而大趋势上摘取这一对儿下降期和上升期，我们可以说总体经济形势是向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总基调是向上的，经济波动中发展，经济波动的“相对趋势性”。进而我们再将这一小段放在更长时间跨度的大时间段中，大时间段的总体趋势也以此类推可以判断，而其内部的相对趋势性又体现出这个周期中的波动的频率和剧烈程度，且不同尺度时间段下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又是不同，因此经济波动的周期之间是相互嵌套、相互比较的。

　　具体时间数据分析下，根据以往经济学家的总结，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周期的时间数值有4~5年（基钦的短周期理论）、9~10年（朱格拉的中周期）、15~20~25年（库兹涅茨的建筑周期）、50~60年（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等。

　　运用数学归纳法观察这些数据，不难发现尽管其中的年份是不确定的、也各有各的理论和跨度，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数之间的差都是“5”或“5的倍数”，且短周期、中周期、建筑周期、长周期相邻之间的差分别是5、10、、25~30是依次增大的。而谈到5最先联想到的莫非就是常听常说的“国家五年计划”，十分巧合的便是经济周期的时间数字变化规律与国家的规划经济建设时间数字的设定是几乎吻合相符的，这令人不得不相信国家的计划建设和战略规划是与经济周期的发生发展息息相关，乃至就是其一大重要因素。

　　5年的时间中一个国家可以完成几乎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指定项目，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可以实现对一国宏观经济的总体调整和干预，可以支持开发出科技创新项目和研发项目，可以完成一个周期的教育发展等。国家执行制定的五年计划之后的成果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无疑会给经济的运行带来影响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的变动，进而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

　　因而综上所述，根据第一特征身处经济低谷期时应当意识到上升趋势随时的来临和高峰期的到来，从而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希望并为新的经济红利做充分的准备，在必要时不应该过早的放弃事业产业或企业而稳住大盘坐以守成，当大气候基本明显时再做出调整。在对经济周期做学术分析时，不应该仅从词义的静态角度进入而造成脱离形势和时代，注重经济周期的动态变化和时代特征，以最新的实证数据为基础根据第二特征。根据第二特征，要在大尺度时间和小尺度时段中频繁切换以不断用新的、宏观微观结合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经济局势，小尺度下抓住具体特别的标志诸如金融市场、行情、货币汇率的微调乃至就业人数的相对变化，大尺度下国家的战略目标调整、朝阳产业新兴产业的演进速度和淘汰行业和弱势领域的应对等。根据第三理论首先对数字5要保持足够的敏感，每隔五年对市场行情作深入的调研必然会发现市场和经济领域的重大洗牌，并格外重视起来国家的五年计划调整，由具体制定并下发的政策来逆推估测经济的发展倾向和波动的发展阶段，比如假如投资大量倾斜于教育行业那么就可以断定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才需求正旺而知识产业科技领域将迎来机遇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从而推断经济是短期衰退而在四到五年内回光返照，或另一种经济进入繁荣阶段，国家财政良好从而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得到体现。因为五年绝对是经济波动的巨大翻盘点，或者成为拐点。

　　根据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首先从年份数字上可以推出五年内将至少出现两个拐点分布在时间片段的两极，分别是高峰和低谷，因此当前一个拐点已经出现且反方向发展趋势已经明晰之后该拐点的性质判定首先明确，在此基础上分析拐点的延后时段市场和抖动情况以及不真实拐点的区别。

　　拐点之间的时间片参差不齐，往往由具体的经济运行情况所决定，比如2019年中国经济官方公认的较好红利就与世界货币汇率上中国人民币地位提升汇率上升而美元相对贬值导致的由货币通货引发的经济变动，2016年进入大滑坡的下行期，而在2014、15年其实又是一此春天，重要的因素便是美国的市场向中国倾斜，这在A场体现尤为明显并且帮助我们确认了一系列市场的拐点，这包括了2013年6月的“钱荒”，2014年8月“伟大的中国泡沫”的开始 ，2015年6月“伟大的中国泡沫”的见顶，以及2016年初市场的底部，等等。该模型在重要拐点处的表现，比在更大的长期趋势内短期暂时的波动调整节点更佳。因而波动拐点分布往往复杂且像风向标般摆动易变，而在与其探寻拐点预测的捷径倒不如就回本求源找到拐点的本质。

　　拐点数学上代表一个点但实际上回归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它却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要素重组的反应，是各种经济事件发生反应产生效果产生社会变化而表现在数据上的标志，因此拐点识别的源头要往政策和市场中找要在实践中找要在经济中找。在一个现代经济系统中一个要素诸如市场、需求、流通或者意外事故或风险发生了就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进而导致经济总体形势的变化变动也就是拐点的出现，因此识别拐点关键是要在现实中敏锐地察觉和深入研究某些特定重要事件及其影响或意义。比如2008年世界陷入经济危机而中国此时正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开放步伐，因此受外来经济危机转嫁影响极大并且体育上成功举办奥运会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所以外在内在都在把中国推向周期变动的跳水板上。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回归学术从理论中找到逻辑的力量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迫切且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凯恩斯有句言论：“货币的重要性源于它是连接当前与未来的纽带。”来指明金融—货币兑换与流通对于经济时间性走势的桥梁作用，这是经济学中关于周期的内因论，事实上支持这一论调的学者认为周期源于经济体系内部——收入、成本、投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必然现象，可以看出经济要素的方方面面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经济波动。不只是内部外部亦是如此，外因论认为,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太阳黑子、战争、、选举、金矿或新资源的发现、科学突破或技术创新等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原因中依然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和两点论，这个理论应用于此便是再难以把握的变化点都有其最主要最核心的那一个事件要素因此依旧是要把握热点、尊重上述的波动周期特点并根据经济学规律做出判断。

　　中国近期官方推出了一个重大且重要的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这一举措和决定将极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演变，所以近年包括过去一两年和未来几年的一个经济周期内中国的经济将迎来大变革，经济波动深刻下不变的依旧是中国独有且保持的稳重之风，中国经调查失业率稳中有降，稳重向好于小尺度下的小风小浪、起伏不定和大尺度下的稳步向上走向高峰显得尤为明朗。调查失业率稳中有降、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国际收支持续改善、科技创新能力稳步增强、创新创业发展势头增强、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等，由于国家治理的有效、发展后劲强势中国甚至有潜力突破经济周期的束缚不断迎来新的发展和辉煌。

　　综上所述，在疫情冲击下当其他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负增长的黑暗时期中国反而逆流而上快速扭转经济局势实现正增长，再次证明了经济周期源于市场经济最终还是要归于市场经济，在足够强大的经济活力、足够充分的发展动力、足够合理的宏观调控下经济周期的波动将得到极大改善，这也正式经济周期波动的可控性和可调节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