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2-2023）——在大调整中温和复苏的中国宏观经济于线上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出席论坛并致辞。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联合主持，十三届全国政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高培勇，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作演讲，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展开解读。

　　王轶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各位线上的嘉宾、老师、同学和媒体界的朋友表示欢迎。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经过16年发展，已成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共累计提交及发布研究报告630余份，参与联合研究学者专家超过500位，受到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为政府、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经济主张和政策建议，充分发挥了国家高端智库资政启民的先锋作用。

　　2023年是实现“2035年愿景”目标的关键时点，也是国内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根据疫情发展不断优化精准防控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就业和收入，切实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脚步稳健有力。

　　最后，王轶表示，本次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同把脉中国宏观经济，分享深度洞见，为中国经济把脉问诊，指明未来经济走势方向，必将为中国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报告认为，2022年在“三重压力”和超预期冲击叠加下，中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弱企稳。这样一个弱企稳的态势是来之不易的，其背后是对疫情进一步的精准防控，积极有效的政策托底和国内完整产业链与超大市场的支撑，共同应对了超预期冲击，尤其是疫情对经济的扰动。但疫情并不是中国经济下行的本质原因，中国经济面对的本质问题是周期性的下行力量，尤其是总需求收缩和信心不足。面对这样一个弱企稳的态势，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逻辑是，在不断优化疫情精准防控措施，提升防控效率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结构性因素加速进入变化的临界点，处于关键转换期。我国机遇和挑战并存，总需求收缩、信心不足等周期性下行因素延续。在这样一个结构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的局面下，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存在着不断再平衡的复杂局面。

　　综合这样一个经济运行逻辑，叠加结构性因素加速、周期性下行因素延续和疫情冲击等，预测2023年经济将实现温和复苏，在基准情形下预计实际增长率4.8%，名义增长率6.3%。分季度看，由于今年二季度异常的水平值，剔除掉明年二季度可能存在的低基数原因，2023年全年将呈现各季度增速逐渐加快的态势，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进入到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期。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最关键的一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如果为了稳定就业、稳定收入、最关键稳定信心，建议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这个目标稍高于基准预测值，就意味着需要政策上进一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

　　2023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窗口。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对各行为主体激励、对整个社会信心提振，抓住国内外尤其是国内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的关键转换期，根据疫情发展不断优化防控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细化改革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建议明年进一步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积极的总量宏观政策对冲下行因素。财政赤字率设定3%，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提供系统性地破解房地产和中小企业困境的方案，将中国经济加速引入新发展格局。明年的宏观政策在总体上不能以“应急方案”作为主基调，要着眼未来的持续复苏、稳健增长作为核心。

　　杨伟民认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多重目标当中，也要抓主要矛盾，抓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肯定不是高质量发展，但是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也不是高质量发展。

　　针对居民消费收缩的问题，要实行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同时，要把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快推进实行如对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的财税政策等；针对房地产下滑问题，要制定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针对平台经济预期不稳问题，要出台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给平台经济以稳定预期，尽快扭转这样一个未来增长的引擎动力减弱的问题。

　　刘世锦认为，今年由于实际增速放缓和汇率下行，我国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的距离很可能相比去年有所拉大。现阶段我国的人均GDP大约是15000国际元左右。

　　三年疫情导致我国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带来以下问题：一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由于增长速度和要素生产率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增长速度较高时，要素生产率也较高，而增长速度较低时，要素生产率往往也是下降的；二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将出现机制性损伤。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以后，即使部分得到补偿和恢复，但仍会引起机制性损伤；三是经济增速的长期低迷会使新劳动能转换出现减缓扭曲甚至停顿后退。

　　刘世锦认为目前需要关注和重视两方面的国际经验，使经济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为了尽快跨过高收入门槛，当务之急是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或合理区间，即使实际增速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建议明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

　　高培勇表示，今年这一轮经济下行压力已经传递到财政收支领域，特别是以市县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收支持续承压。本轮宏观调控中出现了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必须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内统筹发展和安全。

　　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宁可财政收支不平衡也要换取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要以底线思维推演明年的财政收支和政策安排，将财政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面对三重压力，特别是预期转弱的压力，要以改革为主，坚持敢于行动和政策安排并重。

　　刘元春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这几年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的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三大外生冲击：第一是疫情及疫情防控政策；第二是国际格局的剧变；第三是全球政策的大转换。

　　目前投资不振不是总量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投资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第一是房地产投资的大幅负增长；第二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下滑；第三是密切相关联的第三产业投资大幅度下降。因此，明年投资的核心在于保证今年的增长速度在结构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力。

　　在消费方面，刘元春认为在解除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硬约束为前提下，政策上首先需要扩展思路，找准相互促进的消费投资相融的项目；其次针对消费目前出现的一些新短板，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同时对于投资理念的短板和投资的长板要设计相应的方案。

　　毛振华认为，当前经济政策是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目前出台了一系列强力度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疫情持续发散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扰动经济运行；二是预期偏弱影响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扩表动力；三是企业部门杠杆率一直是高位波动，居民部门杠杆率首次出现下行。

　　对此，毛振华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持续优化调整防控政策，严防层层加码；二是从长远看，应该提升经济建设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三是从政策层面看，要进一步理顺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专门研究怎样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协同，同时又能够传导到实体领域中去；四是从全社会的供给和需求来看，要从需求端发力，提升消费能力；五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