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著名经济学家、杰出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因病去世，享年92岁。厉以宁是中国改革理论的探索者、改革事业的实践者和推进者，他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生前身后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铭记。

　　厉以宁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并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学养深厚，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多次证明了他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比如厉以宁高度重视国企改革，认为只有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经济改革的主体地位才能明确，在国有企业的方向选择上，他主张股份制是改革方向，承包制只是过渡。在国企改革的具体路径方面，厉以宁突破了“两权分离”的旧认识框架，认为只有把企业的财产经营权或支配权改为企业法人财产权，才能解决国企改革的难题。这些思想都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和方向。

　　在经济学思想框架方面，厉以宁区分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认为任何经济体制都由微观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体制构成，必须区分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并进行相应的企业体制改革，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他认为国家应当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项目标，并使各项目标彼此协调，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重点。在人的层面上，他高度重视对人的尊重和关怀，重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些思想结合了宏观与微观的视角、效率与公平的考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所依赖的重要资源，并必将在未来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在对非均衡经济的研究中，厉以宁区分了两类非均衡，并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属于第二类非均衡，他建议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投资和经营自主权并相应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这时的经济非均衡就转入第一类非均衡，微观经济单位也就具有了充分的活力，之后再通过改革以逐步缩小第一类非均衡条件下的非均衡程度。这一深刻的理论把所有制问题与市场运行问题有机结合了起来。在后来的改革实践中，企业体制改革深入之后，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腾飞，后来的主要问题就成为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动态调节需求和供给，实现经济的均衡有序发展，有效预防和避免危机的发生，这再次证明了厉以宁的经济理论的高度前瞻性和现实适用性。

　　厉以宁高度重视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强调，市场起决定性调节作用意味着一切都要按规章办事，政府不要做可以让市场做的事情。政府应当做该做的事情，即提供公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对稀缺资源的规划和引领。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下要避免采用。当前中国改革进一步的任务就是完善法治国家建设，让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在完善的法治轨道上运行，从而更好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厉以宁的这些学术理论为这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厉以宁的学术著作之多、经济研究领域之广阔，在中国经济学界是少见的。同时厉以宁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浓重的家国情怀，主张经济学研究应以经世致用为目标，始终以现实的改革实践与人民生活的改善为关切点。厉以宁对西方经济学有深入的研究，但又立足于中国改革实践，认识到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中国经济学不能迷信西方，而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比如他在晚年强调最重要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要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振兴制造业，同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厉以宁当年的家国情怀和学术理论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转变为一些实践与现实，而我们对厉以宁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努力，继续坚持不懈地推进全面的改革开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