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供给端、需求端和分配端三方协同发力，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一方面，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和世纪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二波强冲击，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实现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另一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

　　首先，要将宏观调控政策与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有机结合，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其次，要充分评估、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化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瓶颈和短板问题。

　　最后，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将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发展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地变为现实。

　　新冠疫情抑制了人流、物流活动，使旅游、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行业遭受重创，而对金融、房地产、互联网平台等行业的影响较小。

　　综合来看，消费与服务业首当其冲受到巨大冲击，工业、出口、投资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线下、线上市场差异显著，线下萧条、线上繁荣；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企业、国企发展形势较好，而许多中小微企业则陷入生存困境。

　　三年来，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总体呈“冲击—恢复”和“一低一高”趋势，即疫情发生当年经济受到巨大冲击，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开始逐步复苏。

　　202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与2020年极为相似，2022年二季度GDP仅增长0.4%，主要原因是消费萎缩和服务业衰退；随着上海、北京等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三季度GDP增长3.9%；由于疫情形势复杂化，地方防控措施未能与时俱进地调整而出现防控过度化的倾向，导致四季度经济增长将低于预期，甚至低于三季度。预计2022年全年我国经济增长3.1%～3.2%，比2020年略好。

　　新一届中央局会研究部署的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优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将会给2023年我国经济全面复苏带来积极影响。

　　按之前的“冲击—恢复”趋势以及疫情防控政策的重大变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2023年我国经济或将重演2021年的强劲恢复发展走势，而且随着疫情向低危害性演化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终结，前三年形成的“冲击—恢复”增长模式也会结束，经济运行将回归常态化。预计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将超过6%，甚至可能出现7%～8%的超常增长。

　　第一，消费将迎来大幅反弹式增长。除基本消费品和非聚集性消费外，被疫情深度抑制的其他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需求将会随着经济运行常态化而集中释放，三年结存的购买力有可能产生倍增的消费补偿。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现阶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约为7%～8%（名义增速，实际增速为6%以上），疫情发生前两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4%，即有近4个百分点的消费增长潜力被抑制。

　　2022年1~10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60575亿元，同比增长0.6%，预计全年增长不足1%。受益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和消费潜力的释放，预计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或将增长9%左右，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超过60%，即贡献4个百分点以上。

　　第二，投资增长将适度放缓。2020年和2022年，由于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和服务业均遭受疫情的巨大冲击，投资对这两年的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增强，但这并不代表投资将再次主导经济增长，只不过起着暂时的“托底”作用。

　　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短期增强，一是超前发展基建，透支未来的投资；二是以扩大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为代价，缓解总量增长矛盾。

　　一旦经济运行完全回归常态化，这些政策“托底”类投资将会加速退出，预计2023年我国投资增长约为3%～4%，比2022年明显回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投资潜在增长率只有4%左右。

　　第三，出口增长将面临多年不遇的外部压力。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出口表现出明显的韧性，出口竞争力增强。

　　2020年和2021年，我国外贸出口总值按人民币计价分别增长4.0%和21.2%，分别拉动GDP增长0.6和1.7个百分点；2022年前11个月，我国外贸出口总值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超出年初预期，预计2022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个百分点。

　　一是全球经济因美联储超常加息而可能处于明显的增长收缩期，甚至会引发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衰退，从而抑制我国的出口增长；

　　二是我国因疫情管控有效而获得的短期“绝对优势”将逐步消失，之前面临的“前堵后追”的外贸压力会再次加大，出口增长放缓在所难免；

　　三是美元过快升值引发的全球经济调整，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这对我国商品出口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2023年我国产业发展将是补齐产业链短板与升级并重，有的行业大升，有的行业小升，有的行业继续调整。

　　一是服务业将重现升势。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以及疫情有望终结的预期，将极大地促进服务业强劲复苏，出现明显的补偿性增长机遇，特别是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行业有望出现爆发性增长。

　　二是制造业增速将继续回升，效益也会明显提升。制造业受到需求恢复与创新升级的双向驱动，将迎来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期，其中汽车产销量有望突破3000万辆。同时，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下行，规模以上企业的总体效益将会有较明显的提升。

　　三是房地产业将迎来新一波自然反弹式增长，但增长空间有限。影响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透支过度（居民、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等参与方都存在透支过度问题）和房价虚高累积的长期高泡沫。房价长期虚高、行业负债率攀升以及金融风险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不可避免的趋势性调整，其主要标志是风险释放加快并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同时，由于诸多以前较为奏效的刺激政策很难持续发挥作用，房地产业将步入长调整期是无法抗拒的产业生命周期规律。

　　四是平台经济将进入阶段性或周期性调整，面临重组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互联网平台经济因其无接触、跨时空、交易成本低等优势，在疫情发生后获得大量的转移需求，得以迅猛发展。但随着疫情或将终结以及平台过度扩张所暴露的问题而引起的政策规制及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平台经济将进入一个增速下降的调整期。

　　2022年12月6日，中央局会议指出，2023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稳住经济大盘；“进”就是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进动能转换、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稳”是前提，“进”才是关键，没有“进”，“稳”只能是暂时状态，且“稳”的代价也极大。

　　综合分析，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几大难题，我国宏观经济有可能会面临新一轮增长下行压力。经济运行恢复常态化后，关键在于如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即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笔者认为，2023年我国经济强劲复苏后，在2024年或2025年有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其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关键在于动能转换，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尚未完成。

　　从报酬递减到报酬递增的转换，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三分之二的制造业或其他重要产业形成报酬递增态势。创新驱动型经济尚未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就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

　　在疫情冲击下，就业总量压力短期明显加大的同时，就业结构性矛盾变得异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失业率偏高（从疫情发生前的8%～10%上升至目前的18%左右）。大学生失业率偏高既有供给端持续扩大的原因（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也有短期疫情冲击的影响，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就业结构升级滞后。

　　2011~2020年，全国单位就业总数由14413.3万人增至17039.1万人，9年增加2625.8万人，其中六大高端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三大高水平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产业）合计就业数由2011年的4648.98万人增至2020年的5239.79万人，增加590.81万人，仅占全部就业增量的22.5%。

　　由于就业增量贡献率少于多年平均就业增量占比，导致上述两类高端产业就业占比不升反降，由2011年的31.31%下降至2020年的30.75%，9年下降0.56个百分点。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类技术含量不高的服务业就业增量贡献大、占比上升快，单位就业总数从2011年的1040.49万人猛增至2020年的2027.97万人，9年间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37.61%，就业占比由7.22%上升至11.90%。

　　总之，在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转换期，我国就业结构升级滞后进而影响社会分配结构，并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因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仅要稳住就业的基本盘，更需要优化就业结构，着力增加高端产业就业岗位。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消费增长，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迅速上升（2014~2019年平均为61.6%）。疫情发生后，为了抵消消费大幅下降的影响，国家加大了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的力度，使得投资主导经济增长再次回潮，消费稳定增长机制面临新的考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消费增长动力不足，未来我国经济能否迈过高质量发展的“大坎”，关键要看消费，即如果没有消费需求支撑，供给质量的提升也将会受到抑制。

　　从分配端来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及激励不足，是制约消费潜力释放与供给质量提升的主要原因。

　　消费稳定增长机制难以形成，一半原因是迟迟不能摆脱投资依赖症和房地产依赖症，另一半原因则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问题突出，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一是房价长期快速增长形成累积性冲击效应，导致普通居民可支配消费收入和储蓄率下降，从而降低边际消费倾向并弱化消费预期；

　　二是高收入群体财富增长快、占有财富过多，富人边际消费倾向迅速下降，从而带动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整体下降。

　　因此，促进消费增长、培育消费稳定增长机制，关键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要加强对企业创新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激励。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的“躺平”压力，致使大量资源难以有效集中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供需两端高质量发展水平上来。

　　“躺平”倾向或政策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推高了经济发展成本，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梗阻”。

　　当前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几种“躺平”倾向值得关注，主要表现为三个依赖：一是依赖房地产，二是依赖投资，三是依赖外力。

　　这三个方面都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手段有的已经失灵，如依赖房地产推进城镇化和经济总量扩张；有的效益正在大幅递减，如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收益递减是加大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就是一些地方过度注重引进外来资本，却忽视对内生动力的培育。

　　房地产过度发展既是最大的资源浪费，也是劳动分配激励和创新激励不足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其所形成的房价泡沫化和资本“食利化”倾向导致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两大“梗阻”：

　　一是导致产业结构固化，甚至出现明显的产业降级效应，如许多高耗能行业严重依赖于房地产，房地产长期非理性繁荣意味着这些行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和压力降低，从而导致这些行业转型升级与创新能力不足；

　　必须认识到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将增大解决许多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困难，也将会错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要清醒地认识到稳房地产并非稳房价、再造房地产业新繁荣，而是重在化解可能出现的对社会形成巨大冲击的风险，防止其演化为系统性金融和经济风险；“保交楼”是稳房地产的底线，是防范房地产风险转化为重大系统性风险的“托底”之策，是为了保障房地产业平衡调整之举。

　　投资依赖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一种内在惯性，应对疫情冲击或其他重大风险挑战时常常会复归和强化这种依赖。

　　外力依赖倾向与投资依赖倾向在形式上和机制上都有相似性，即期待以简单、便捷的“拿来主义”发展本地经济。为了摆脱对投资和外力的依赖，地方政府应当在改善本地区发展环境上着力，在促进本地产业、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基础上，吸引外来资本、人才等资源的集聚。

　　未来五年，打一场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建设强大的内需体系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总体战，既至关重要又时不我待。

　　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动能转换，不仅需要科技投入、优化供给结构、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而且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根本转变。否则，投资低效率问题难以解决，而巨大的消费潜力又得不到充分释放，将会导致稳增长政策事倍功半。

　　历史经验表明，要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和创新驱动型经济，都离不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只有供给端、需求端和分配端三方协同发力，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建设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和微观机制，以制度创新促进发展方式和模式的转型升级。

　　首先，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有效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其次，要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三，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四，要深化金融、财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银行与资本市场制度、现代预算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及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中国海油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运用13项国内首创技术，实现3项世界级技术创新。

　　未来五年，推进创新发展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应对西方国家遏制我国崛起的最重要、最紧迫的战略要务。

　　第一步，到2027年前后，我国一半以上的重点产业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成为产业创新和原始创新的引领者；

　　第二步，再经过七八年的努力，使我国80%以上的重点产业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

　　其次，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高效实施一批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尽快上新台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最后，要加快建立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通各种限制人才资源优势发挥的主要体制机制堵点；补齐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短板，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真正成为创新发展的“护身符”。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供给端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需求端高质量发展做支撑，而需求端与分配端紧密关联，完善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重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初次分配是基础，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最基本、最持久的激励；

　　再分配是保障，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要完善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机制，加大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等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

　　第三次分配是补充，是促进共同富裕的辅助方式，要建立社会自愿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机制，引导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要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四大战略，加快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方面，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使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提高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基础上，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