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党的报告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党领导中国发展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勾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是基于对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趋势的科学研判与把握而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深入领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近日来皖出席 “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论坛”，笔者在与会期间就如何认知未来国内外经济趋势问题专访了他。

　　宋宏：党的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这是基于对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趋势的科学研判与把握。如何认知这一趋势，从而理解党中央的部署，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我想请教您，怎样明晰今后经济趋势？

　　李杨：我从金融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趋势，认为我们未来需要注意五个经济现象：从国际层面看有经济减速、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和第三次工业；从国内层面说有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和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李杨：从国际层面上观察，第一个现象是经济减速。此次危机爆发前的20年间，世界发生了一个30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经历长期增长的好时光。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总体平稳，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这在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东亚地区的增长表现尤其令人瞩目，以至于学者评价说“亚洲经济体快速的现代化是可以与经济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工业相提并论的最重要发展之一。 ”促成这个发展的基本原因是：在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只要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就有可能比发达经济体有着更快的增长潜力。因为，他们不必自己去开发而是从国外引进技术。他们可以轻易通过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使用进术的制造业，来全面提高生产率。

　　然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结构性减速已经发生。可以认为，此次危机标志着全球增长奇迹的结束。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首先是发达经济体全体进一步减速并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沼，继之，新兴经济体总体开始减速。 “金砖国家”去年以来的经济下行表现可为明证。分析新兴经济体经济减速的基本原因，可以看到：一是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终将耗竭，工资成本终会上升。二是制造业就业率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而后者的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制造业。三是过去投资留下了大量的资本存量，更多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储蓄来弥补。但是，20余年来一直处于上升的储蓄率现在却开始下降了。四是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接近科技前沿，他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但这一转变殊非易事。由于世界环境和国内原因，中国经济减速将是必须面对的现象，它的主要金融后果就是连续数十年不断增长的国民储蓄率可能下降，居民、企业和政府皆然，并由此引致一系列金融态势变化。

　　宋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态势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无疑具有深刻影响。这次经济危机仍在持续，较之以往危机两三年即从衰退转向复苏的情况有极大不同。对此应该怎么认识？

　　李杨：这次危机短期内难以恢复，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是需要注意的第二个现象。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然而，迄今为止，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1）实体经济领域中过低的国民储蓄率，过高的消费和福利；（2）金融领域中的过度杠杆化；（3）财政领域中过高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4）除了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2007年以来各国和国际组织治理危机的调控措施又使得 “新忧又至”，5年多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和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客观上也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如今，这些负作用，如过多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高筑、松懈的市场纪律以及社会骚动等，已开始显露。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他们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其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显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具体地说就是外需基本不可依赖，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迫使发达经济体致力于平衡其对外账户，一方面促使中国之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少其对外需的依赖。综合结果是：中国结构性外部失衡正在逐渐消失。外部失衡的消失并不只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功劳，企业利润下降、全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外部经济环境趋恶均有所贡献。经常项目顺差的缩小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外部空间越来越小，拉动内需已成为保持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应当强调，制造业转型已为当务之急。我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扩张已近极限。它们已不足以在中长期支撑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加快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提高其绿色化、精致化、信息化势所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具核心意义。同时，理顺利率、汇率等价格信号，正确引导社会投资和资源配置，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宋宏：这也意味着经济减速也将是一个长期化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知和行动。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只有依靠创新驱动、主动改革才有出路。

　　李杨：是的。我接着说第三个现象，这就是“第三次工业”。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并用之改变我们生产方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跟上，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这个调整过程，这与我国经济性命攸关。创新调整是“创造性破坏”。产品过剩、物价相对平稳中剧烈波动、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经济效率降低、预算赤字恶化、金融泡沫化等现象同时并存，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第三次工业更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服务于这个战略转型并能解决上述问题。市场为主的优势就是能够让所有的投资者在市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使得新技术往往是在市场主导国家首先得到发展和应用。这个结论同两次工业和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的特征事实是相符的。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