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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和财力是城投债信用资质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2017年主体评级或展望调整的情况进行梳理,我们认为城投债发行人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情况和政府的支持力度等宏观层面因素仍然是影响发行人信用资质的重要因素。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整治的持续推进和“城投信仰”的进一步趋弱,2018年,宏观层面因素对城投债信用资质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弱化,但地方经济和财力仍是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因此,我们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和334个地级行政区划于2017年的经济运作进行了全面梳理,以反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情况。
2017年省级行政区经济运行整体情况:1)GDP增速方面:2017年GDP增速排前五位的分别为贵州、、云南、重庆和江西,GDP增速排后五位的分别为吉林、辽宁、内蒙古、天津和甘肃。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方面:排前五位的为山西、、河北、新疆和海南,增速排后五位的为江苏、重庆、吉林、天津和内蒙古。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方面:排前五位的为云南、浙江、河北、重庆和广东,其中云南(69.5%)、浙江(68.7%)的增速在60%以上;增速排后五位的为海南、甘肃、辽宁、宁夏和上海。
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降的地级区划汇总:1)GDP增速方面:从省级行政区层面看,吉林省、辽宁、内蒙古、甘肃和天津的地区GDP增速较低;从地级市层面看,有4个地级行政区划的GDP出现了负增长,分别是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武威。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从省级行政区层面看,吉林省、天津市和内蒙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从地级区划层面看,有47个地级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尤其广西省、吉林省、江苏省、江西省和甘肃省的地级市出现了大面积的负增长。其中有9个地级区划连续两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
各省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一瞥:在国际上,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率是衡量政府负债程度的常用指标之一。该比率越高,政府的负债压力就越大。从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率来看,比率排前五位的分别为贵州、青海、云南、内蒙古和海南,比值排后五位的分别为江苏、北京、河南、广东和。
风险提示:1)地方债务严监管导致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支持减弱;2)评级公司评级方法发生重大变化;3)城投公司转型加速,信用资质明显分化。
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情况,反映了该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实力。对城投企业来说,尽管其债务已不具备政府信用属性,但是地方政府仍可能是其重要的业务关联方和债务人,因而当地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对城投公司的经营情况有重要的影响。
从城投企业评级调整的情况来看,根据我们对2017年评级公司下调发行人评级的不利因素所进行的归纳梳理[1],导致主体评级或展望下调的原因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宏观因素,主要包括地方宏观经济下行、政府债务负担大、财政收入下降等;另一类是发行人微观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有息债务规模较大、资产负债率高、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资本支出压力大、营业收入、利润下降、对外担保规模大、受限资产较多等。从2017年主体评级或展望被下调的24家发行人看,地方财政收入下降、政府债务负担大、公司有息债务规模较大、受限资产多是城投债发行人评级被下调的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而从对2017年评级公司上调发行人评级的有利因素的分析结果来看,我们总结出,导致评级公司上调主体评级或展望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财政补贴或资产注入等政府支持、营业收入/利润增加、未来收益及盈利能力稳定、发行人在某些方面具有垄断地位或突出优势、担保人实力强大等因素。可见,不同评级公司上调发行人主体评级或展望的重要原因仍然包括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情况,以及地方政府对发行人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通过对2017年主体评级或展望调整的情况进行梳理,我们认为城投债发行人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情况和政府的支持力度等宏观层面因素仍然是影响发行人信用资质的重要因素。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整治的持续推进和“城投信仰”的进一步趋弱,2018年,宏观层面因素对城投债信用资质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弱化,但地方经济和财力仍是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因此,我们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2]和334个地级行政区划[3]于2017年的经济运作进行了全面梳理,以反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情况。
在诸多的统计指标中,我们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四个指标,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关于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经济运行快报》,以及财政、统计等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信息。我们一般根据官方公布的名义数值和实际增长率进行统计,部分地区未公布的数据则结合2016年相关数据推算并在文中注明。
GDP总量方面:根据各地统计数据,31个省级行政区中,GDP总量排前五位的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中广东、江苏两省2017年的GDP均超过8.5万亿元,广东省的GDP更是逼近9万亿元;GDP总量排后五位的分别为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五省2017年的GDP总量均在8,000亿元以下。
GDP增速方面:2017年GDP增速排前五位的分别为贵州、、云南、重庆和江西,其中贵州和的GDP增速均达到或超过10%,云南和重庆的GDP增速达9%以上;GDP增速排后五位的分别为吉林、辽宁、内蒙古、天津和甘肃,其中内蒙古GDP增速为4%,天津和甘肃的GDP增速同为3.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方面: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前五位的分别为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其中广东、江苏、上海和山东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超过6,000亿,浙江2017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接近6,000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后五位的分别为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五省2017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低于1,000亿,具体数据分别为甘肃815.60亿元、海南674.10亿元、宁夏417.50亿元、青海246.14亿元、185.83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方面:排前五位的为山西、、河北、新疆和海南,其中山西和的增速在15%以上;增速排后五位的为江苏、重庆、吉林、天津和内蒙古,增速分别为4.6%、3%、-4.1%、-10.4%、和-14.6%,吉林、天津和内蒙古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量[4]方面: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金额排前五位的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北京,其中江苏(7,005.8亿)、浙江(6,585.5亿)、广东(5,622.15亿)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超过5,000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金额排名后五位的是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宁夏和,其中宁夏(108.6亿)、(73.27亿)于2017年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不足200亿。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5]方面:在数据可得的各省份中,排前五位的为云南、浙江、河北、重庆和广东,其中云南(69.5%)、浙江(68.7%)的增速在60%以上;增速排后五位的为海南、甘肃、辽宁、宁夏和上海,分别为海南5.3%、甘肃2.5%、辽宁-1.6%、宁夏-13.3%和上海-14.3%,宁夏和上海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
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共有334个地级市行政区,其中有294个地级市、30个自治州、7个地区、3个盟。我们将294个地级市按照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地区进行分类梳理,并将其余40个其他行政区划(自治州、地区、盟)的数据单列分析。
河北省2017年GDP总量超过3,000亿的地级市有唐山市、石家庄市、沧州市、邯郸市和保定市,GDP总量低于2,000亿的有承德市、张家口市、衡水市、秦皇岛市。2017年河北省GDP增速最高的为石家庄市(7.3%)和秦皇岛市(7.3%),而廊坊市(6.8%)、张家口市(6.8%)、唐山市(6.5%)和保定市(6%)的GDP增速低于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7年石家庄市、唐山市、廊坊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300亿,承德市(89.2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则低于100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为邢台市、石家庄市、和廊坊市,其中邢台市和石家庄市的增幅均在12%以上,邯郸市(7.6%)、保定市(7.4%)、唐山市(7.1%)和秦皇岛市(2.2%)的增速低于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相对较慢,张家口市(-4.2%)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了负增长。
2017年,山西省地级市中太原市的GDP总量超过3000亿,朔州市、忻州市、阳泉市三市的GDP均低于千亿。GDP增速排前三位的为吕梁市(9.2%)、太原市(7.5%)和朔州市(7.3%)。长治(7%)、运城(7%)、忻州(6.7%)、大同(6.5%)、阳泉(6.3%)、晋城(6.1%)和晋中(6%)的GDP增速也都高于6%,全省仅临汾的GDP增速(5.5%)低于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7年陕西省有6个地级市高于100亿,分别为太原市(311.85亿)、吕梁市(138.8亿)、长治市(132.28亿)、晋中市(118.1亿)、大同市(108.3亿)和晋城市(101.4亿)。相对而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低的为运城市(67.1亿)和阳泉市(50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最高的三个地级市为吕梁市(54.9%)、朔州市(49.1%)和长治市(34.26%),三市的增速超过30%。相比之下,忻州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则较低,仅为5.8%。
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中GDP总量[6]超过3,000亿的包括鄂尔多斯(4,129亿)、包头(3,450亿)和呼和浩特(3,179亿)。乌海、巴彦淖尔和乌兰察布三市的GDP则低于千亿。GDP增速方面,有5个地级市达到或超过6%,分别为乌海(7.1%)、鄂尔多斯(7%)、通辽(6%)、包头(6%)和呼和浩特(6%)。呼伦贝尔(3.5%)的增速则相对较低。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有4个地级市高于100亿,分别为鄂尔多斯市(357亿)、呼和浩特市(202亿)、包头市(138亿)和赤峰市(101亿)。相对而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低的为乌海市(38亿)和乌兰察布市(43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最高的三个地级市为通辽市(6.4%)、包头市(6.1%)和鄂尔多斯市(5.1%),三市的增速都超过5%;而乌海市(-9.6%)、赤峰市(-9.9%)和乌兰察布市(-25%)则出现了不同幅度的负增长。
黑龙江省2017年GDP总量前两位的为哈尔滨市(6,355亿)和大庆市(2,680亿),牡丹江市(1,404.66亿)、绥化市(1,382亿)和齐齐哈尔市(1,353亿)也超过1,000亿。GDP总量相对靠后的鹤岗市(282.9亿)、伊春市(266.42亿)和七台河市(231.45亿)的GDP总量均未超过300亿。2017年黑龙江省GDP增速较高前5个地级市分别为鹤岗市(7%)、哈尔滨市(6.7%)、鸡西市(6.5%)、黑河市(6.5%)和牡丹江市(6.4%),增速较低的后三位为绥化市(5%)、双鸭山市(5%)和大庆市(2.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7年黑龙江省仅有哈尔滨市(368.1亿)、大庆市(151.8亿)超过百亿,全省有四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30亿以下,分别为双鸭山市(22.1亿)、七台河市(21.9亿)、鹤岗市(21.64亿)和伊春市(16.2亿)。2017年黑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高前5个地级市分别为七台河市(37%)、伊春市(18.2%)、大庆市(16.6%)、鹤岗市(14.7%)和牡丹江市(11.3%),而佳木斯市(1.6%)、绥化市(0.2%)的增速均低于2%,2017年齐齐哈尔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增速(-3.1%)为负值。
吉林省的9个地级市中,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为长春市(6,530亿)、吉林市(2,640亿)、松原市(1,706亿),且GDP总量均在1,500亿以上。排后三位的是辽源市(772.11亿)、白城市(742亿)、白山市(730亿),GDP总量均低于800亿。GDP增速[7]除辽源市(1.7%)、松原市(1%)和通化市(-13.5%)外,其他地级市都在5%或以上。
2017年吉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高的地级市为长春市(450.1亿),最低的辽源市仅为18.34亿。在增速上除了长春市(8.3%)之外,全省大部分地级市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具体数据分别为白城市(-1.3%)、松原市(-5.6%)、四平市(-10.7%)、吉林市(-22.6%)、辽源市(-24.2%)、通化市(-25.2%)和白山市(-42.7%)。
辽宁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大连市(7,363亿)、沈阳市(5,870亿)、鞍山市(1,597.5亿),GDP总量最低的地级市为阜新(417亿)。GDP增速方面,增速最快的前两个地级市为大连(7.1%)和营口(7%)。其余地级市增速均在7%以下,其中沈阳(3.5%)、本溪(3%)、抚顺(2.5%)、铁岭(0.2%)和阜新(0.1%)的增速较低,均小于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大连市(657.7亿)和沈阳市(656.2亿)处于领先地位,收入总数均高于600亿元,而铁岭市(49.15亿)和阜新市(38.2亿)均不足50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方面,葫芦岛(19.9%)、盘锦(18.3%)、本溪(16.2%)、辽阳(14%)、抚顺(13.9%)和朝阳(13.5%)均高于10%,而增速最低的丹东仅为5%。
华东地区地级市包括江苏省(13个)、浙江省(11个)、安徽省(16个)、福建省(9个)、江西省(11个)、山东省(17个)。
江苏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苏州市(17,319.51亿)、南京市(11,715.1亿)、无锡市(10,511.8亿),后三位为淮安市(3,387.43亿)、连云港市(2640.31亿)、宿迁市(2,610.94亿)。GDP增速方面,除了盐城(6.8%)增速不足7%,江苏省的其他12个地级市均在7%以上,泰州市(8.2%)、南京市(8.1%)、常州市(8.1%)和扬州市(8%)均达到8%及以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苏州市和南京市2017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1,000亿,排后三位的为淮安市(230.61亿)、连云港市(214.85亿)、宿迁市(200.58亿)。2017年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最高的两个城市为南京(11.3%)和苏州(10.3%),均超过了10%。镇江(3.3%)和南通(0.1%)的增速相对较低,盐城(-3.4%)、扬州(-7.3%)、宿迁(-9.6%)和淮安(-26.9%)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
2017年浙江省GDP总量最高的地级市为杭州市(12,556亿),也是省内唯一一个突破一万亿的地级市。其后分别为宁波市(9,846.9亿)、温州市(5,453.17亿)和绍兴市(5,108亿),四个地级市的GDP皆超过5,000亿元。后三位为衢州市(1,380亿)、丽水市(1,298.2亿)和舟山市(1,219亿)。全省GDP增速排首位的是舟山市(8.8%),增速最后三位为绍兴市(7.1%)、丽水市(6.8%)、金华市(6.5%)。
2017年杭州市、宁波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千亿以上,排最后两位的丽水市(113亿)、衢州市(111.28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超过百亿。一般预算增速排前四的为杭州市(17.4%)、湖州市(15.2%)、嘉兴市(13.2%)和衢州市(13.2%)。除了金华(9.7%)和温州(7.2%),其余地级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高于10%。
安徽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合肥市(7,213.45亿)、 芜湖市(3,066亿)和马鞍山市(1,738.1亿),后三位为淮北市(929亿)、池州市(654.1亿)、黄山市(645.7亿)。GDP增速方面,全省有5个地级市GDP增速为9%及以上,分别为亳州市(9.2%)、蚌埠市(9.1%)、宿州市(9.1%)、滁州市(9%)和阜阳市(9%),GDP增速后三位为淮北市(7.6%)、池州市(5.5%)、淮南市(5.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合肥市(655.9亿)、芜湖市(311.2亿)、宣城市(220.2亿),有3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100亿,分别为亳州市(92.5亿)、铜陵市(77.34亿)和淮北市(61.6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8]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六安市(20.1%)、阜阳市(17.7%)和宿州市(11.9%),后三位为马鞍山(-1.4%)、铜陵市(-4.2%)和安庆市(-5.5%)。
福建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泉州市(7,548.01亿)、福州市(7,104.02亿)、厦门市(4,351.18亿),后三位为莆田市(2,045.19亿)、宁德市(1,793.87亿)、南平市(1,626.1亿)。全省有1个地级市GDP增速超过9%,为漳州市(9.1%),GDP增速后三位为厦门市(7.6%)、南平市(7.6%)、宁德市(5.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厦门市(696.8亿)、福州市(634.16亿)、泉州市(442.3亿),后三位的地级市分别为宁德市(110.38亿)、三明市(100.76亿)和南平市(87.08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莆田市(17.8%)、厦门市(11%)、福州市(10.4%),增速排后三位的为三明市(6.4%)、龙岩市(5.6%)、泉州市(4.3%)。
江西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南昌市(5,003.19亿)、 赣州市(2,524.01亿)、九江市(2,413.63亿),后三位为萍乡市(1,070.50亿)、景德镇市(878.25亿)、鹰潭市(800.8亿),全省GDP增速排首位的是赣州市(9.5%),GDP增速后三位为抚州市(8.7%)、鹰潭市(8.6%)、新余市(8.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南昌市(417.08亿)、九江市(262.54亿)、赣州市(245.36亿),有3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100亿,分别为新余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宜春市(8.1%)、景德镇市(7.7%)、南昌市(3.7%),增速排五位的吉安市(-0.3%)、萍乡市(-1.9%)、抚州市(-2.1%)、上饶市(-6.0%)和鹰潭市(-7.8%)均为负增长。
山东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青岛市(1,1000亿)、烟台市(7,339亿)、济南市(7,000亿),后三位为枣庄市(2,315亿)、日照市(2,002.65亿)、莱芜市(900亿)。GDP增速方面,日照市GDP增速达到了9%,增速后三位为烟台市(6.5%)、东营市(6.4%)、滨州市(6.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青岛市(1,157.1亿)、济南市(677.21亿)、烟台市(600.3亿),排后三位的为枣庄市(145.2亿)、日照市(141.33亿)、莱芜市(56.01亿)。山东省所有地级市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了正增长,日照市、莱芜市的一般预算增长超过10%,增长排末位的为枣庄市(1.2%)。
中南地区地级市包括河南省(17个)、湖北省(12个)、湖南省(13个)、广东省(21个)、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海南省(4个)[9]。
河南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郑州市(9,130.17亿)、洛阳市(4,343.1亿)、南阳市(2,957.93亿),有1个地级市GDP总量未过千亿,为鹤壁市(832.6亿)。GDP增速方面,河南各地级市增速均在6.5%以上。增速后三位为安阳市(7%)、信阳市(6.7%)、南阳市(6.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排第一的郑州市2017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056.6亿,其余地级市均在400亿以下,排后三位的为漯河市(82.7亿)、濮阳市(81.11亿)、鹤壁市(59.7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濮阳市(16.6%)、商丘市(15.2%)、安阳市(14.7%),增速排后三位的为郑州市(9.6%)、鹤壁市(9.6%)、南阳市(7.7%)。
湖北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分别为武汉市、襄阳市和宜昌市,其中武汉市(13,400亿)GDP总量超过万亿,GDP总量排后三位的为咸宁市(1,234.86亿)、随州市(935.72亿)、鄂州市(905.92亿)。GDP增速方面,除宜昌市(4.0%)、孝感(6.50%)外其余地级市GDP增速都在7%以上。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湖北省排前三位的为武汉市(1,402.9亿)、襄阳市(314.9亿)、宜昌市(242.08亿),全省有三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00亿以下,分别为咸宁市(87.7亿)、鄂州市(58.32亿)、随州市(48.6亿)。2017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10]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荆门市(12.2%)、十堰市(11.7%)、黄冈市(11.6%)。
湖南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长沙市(10,200亿)、常德市(3,300亿)、岳阳市(3,258.03亿),全省仅有张家界市(542.41亿)GDP总量未达到千亿。GDP增速第一的为长沙市(9.0 %),省内排名后两位分别为郴州市(7.9%)、岳阳市(7.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长沙市(1,400亿)、株洲市(337.8亿)、岳阳市(318.1亿),有2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100亿,为邵阳市(97.55亿)和张家界市(56.57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张家界市(14.31%)、长沙市(13.73%)、永州市(12.9%),增速排后三位的为邵阳市(-0.1%)、岳阳市(-3.8%)、郴州市(-13.7%)。
广东省2017年有两个地级市GDP总量突破万亿,分别为深圳市(22,400亿)、广州市(21,500亿),GDP总量后三位为河源市(996亿)、汕尾市(900亿)、云浮市(863亿)。GDP增速第一的为珠海市(9.2%)、汕头(9.2%),后三位分别为河源市(5.5%)、揭阳市(5.3%)和肇庆市(5.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有两个地级市突破千亿,分别为广州市(3,332.1亿)和深圳市(5,947亿),全省有2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50亿,分别为潮州市(44.6亿)和汕尾市(36.77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汕尾市(23.86%)、湛江市(21%)、广州市(14%),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后三位的为潮州市(1.9%)、揭阳市(0.4%)和云浮市(0.11%)。
广西壮族自治区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钦州市(1,309.82亿)南宁市(4,118.83亿)、柳州市(2,755.67亿),后三位为河池市(734.6亿)、来宾市(663.69亿)、贺州市(548.83亿)。GDP增速方面,全省有1个地级市GDP增速超过10%,为北海市(10.2%),有两个地级市GDP增速低于6%,为贺州市(5.3%)、桂林市(3.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前三的地级市为南宁市(332.15亿)、柳州市(179.8亿)、桂林市(144.16亿),后三位分别为崇左市(34.07亿)、贺州市(30.89亿)、来宾市(27.64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北海市(14.5%)、柳州市(13%)和河池市(8.6%)。增速为负且排后三位的是梧城市(-11.6%)、防城港市(-14.5%)和崇左市(-16.4%)。
海南省一共有四个地级市,由于未获得三沙市的相关统计数据,因此报告中比较了三个地级市的经济与财政收入情况。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的GDP总量分别为1,390.48亿、529.25亿和288.04亿,增幅分别为7.5%、7.6%和8.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海口市、三亚市和儋州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分别为125.37亿、92.96亿和22.78亿,增幅分别为12.8%、10.1%和18.8%。
四川省2017年GDP总量排前三的为成都市(13,889.39亿)、绵阳市(2,074.75亿)、德阳市(1,960.6亿),后三位为广元市(732.12亿)、雅安市(610亿)、巴中市(602.77亿)。GDP增速方面,除眉山市(5.3%)外,全省GDP增速都超过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第一的地级市为成都市(1,275.5亿),突破千亿,后三位分别为巴中市(45.53亿)、广元市(43.99亿)、雅安市(34.84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南充市(16.8%)、广安市(15.9%)、遂宁市(13.8%),一般预算增速排后四位的为攀枝花市(6.8%)、眉山市(6.8%)、德阳市(6.2%)、绵阳市(2.8%)。
贵州省2017年GDP总量超过2,000亿的地级市有两个,分别为贵阳市(3,537.96亿)和遵义市(2,748.59亿),有两个地级市GDP总量小于1,000亿,为铜仁市(990亿)和安顺市(802.46亿)。贵州省所有地级市GDP增速均超过11%,其中增速最高的地级市为安顺(12.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贵阳市(378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突破300亿,另有2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100亿,分别为安顺市(76.24亿)和铜仁市(65.64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遵义市(17.9%)、安顺市(12.3%)和毕节市(12.3%),全省仅贵阳市(8.01%)和六盘水市(6.1%)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10%。
云南省有三个地级市2017年GDP总量超过1,000亿,分别为昆明市(4,856亿)、曲靖市(1,941.1亿)和玉溪市(1,478.57亿),后三位为普洱市(624.59亿)、临沧市(604.1亿)、丽江市(339.5亿)。全省GDP增速第一为保山市(11%),而丽江市(9.4%)、玉溪市(9.3%)、昭通市(9%) GDP增速低于1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前三位的为昆明市(560.9亿)、玉溪市(137.2亿)和曲靖市(136.20亿),临沧市、丽江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低,分别为40亿和40.06亿。全省有三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超过8%,分别为昭通市(13.2%)、保山市(8.4%)和昆明市(8.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后三位为临沧市(5.7%)、玉溪市(4.7%)和丽江市(-15.1%)。
自治区各地级市[11]中,2017年GDP总量最高的为拉萨(478.3亿),其余地级市按GDP总量排列分别为日喀则(215亿)、昌都(180亿)、山南(148.5亿)和林芝(133.3亿)。相关数据可得的各个地级市的GDP增速均超过10%,其中增速最高的地级市为昌都(21.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最高的为拉萨(89.6亿),其余地级市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列分别为山南(16.6亿)、日喀则(15.75亿)、昌都(14.2亿)和林芝(12.96亿)。相关数据可得的各个地级市的一般公共预算增速均超过19%,其中增速最高的地级市为日喀则(27.37%)。
西北地区地级市包括陕西省(10个)、甘肃省(12个)、青海省(2个)、宁夏回族自治区(5个)、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4个)。
陕西省2017年GDP总量超过2,000亿的地级市有西安市(7,470亿)、榆林市(3,318亿)、咸阳市(2,341亿)和宝鸡市(2,180亿),GDP总量低于1,000亿的有安康市(975亿)、商洛市(801亿)、铜川市(349亿)。2017年安康市(10.5%),GDP增速超过10%,GDP增速排后三位的为西安市(7.7%)、延安市(7.6%)、铜川市(7.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100亿以上的包括西安市(654.50亿)、榆林市(312.97亿)和延安市(140.40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后两位的为安康市(28.03亿)和铜川市(20.06亿)。增速方面,榆林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34.5%)最高,咸阳市、商洛市和渭南市的增幅也均位于10%以上。增速最低的两个地级市分别为延安市(7.6%)和安康市(7.4%)。
甘肃省各地级市中,兰州市(2,523.54亿)2017年GDP总量突破2,500亿。GDP总量后三位为定西市(344亿)、金昌市(224.29亿)和嘉峪关市(210.99亿)。全省有两个地级市GDP增速超过5%,分别为兰州市(5.7%)和天水市(5.5%)。武威市(-2.8%)GDP增速出现负增长。
2017年全省仅有兰州市(234.2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超百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位于后三位的分别为定西市(22.7亿)、金昌市(22.22亿)和嘉峪关市(18.37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排前三位的地级市为兰州市(11.93%)、天水市(10.95%)和庆阳市(8.5%),全省有三个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负增长,分别为武威市(-4.4%)、酒泉市(-3.65%)和定西市(-4%)。
目前,青海市仅有西宁市和海东市两个地级市。西宁市和海东市2017年GDP总量分别为1,284.91亿和436.04亿,增速分别为0.1%和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西宁市和海东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分别为79.16亿和16.83亿,增幅分别为18.2%和10.7%。
宁夏回族自治区2017年GDP总量超过1,000亿的地级市仅银川市(1,803.17亿),其余地级市GDP总量位于200亿至600亿之间。增速方面,吴忠市、银川市和固原市GDP增速均为8%,中卫市和石嘴山市的GDP增速分别为7.5%和7.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7年银川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0亿,达到177.46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后三位的为中卫市(23.92亿)、石嘴山市(23.06亿)、固原市(16.68亿)。增速方面,固原市和中卫市排前两位,一般公共预算增速分别为20.72%和14.5%,石嘴山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呈负值(-1.1%)。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2017年GDP总量超过1,000亿的地级市仅乌鲁木齐市(2,700亿),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和吐鲁番市的GDP总量分别为720亿、461.06亿和262.52亿。GDP增速方面,吐鲁番市GDP增速最高,为9.8%;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的GDP增速分别为8.0%、8.0%和7.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7年乌鲁木齐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400亿,达到400.78亿,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低于100亿。增速方面,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和乌鲁木齐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10.6%、10.3%和8.4%,哈密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则呈现为负值(-12%)。
总计334个地级行政区中有294个地级市、30个自治州、7个地区、3个盟。根据截止到目前各地区所公布的数据,我们整理出了各自治州、地区和盟的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各自的增速情况[12]。
地区GDP是衡量一个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GDP增速的下滑甚至负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根据2017年的数据,从省级行政区层面看,吉林省(5.3%)、辽宁(4.2%)、内蒙古(4%)、甘肃(3.6%)和天津(3.6%)的地区GDP增速较低。从地级市层面看,有4个地级行政区划的GDP出现了负增长,分别是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20.3%)、果洛藏族自治州(-2.6%)、海南藏族自治州(-2%)和甘肃省的武威(-2.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中变化相对稳定的指标,税收收入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变动能够直接反映经济的运行质量。在城投债的评级框架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是衡量地方财力,以及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和城投债潜在支持能力的重要指标。
从省级行政区层面看,2017年湖南省(4.9%)、江苏省(4.6%)、重庆市(3%)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都较低,吉林省(-4.1%)、天津市(-10.4%)和内蒙古(-14.6%)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
从地级区划层面看,从地级市层面看,有49个地级行政区划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尤其广西省、吉林省、江苏省、江西省和甘肃省的地级市出现了大面积的负增长。其中有9个地级区划(表62中用红色标出)连续两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
在国际上,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率是衡量政府负债程度的常用指标之一。该比率越高,政府的负债压力就越大。我们根据各省市公布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3]和2017年各地GDP进行比较,比率排前五位的分别为贵州(63.56%)、青海(57.23%)、云南(40.75%)、内蒙古(38.61%)和海南(38.53%),比值排后五位的分别为江苏(14%)、北京(13.84%)、河南(12.33%)、广东(10.04%)和(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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