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35年是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肩负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重要任务。因此，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将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作为主要目标。不过，按照当前经济增长路径，预计2020~2035年经济增速均值为3.8%左右，难以完成这一任务。因此，中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要提高经济增速，要深刻认识到增速与质量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的。提高经济增速需要以市场化改革为抓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从而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构建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为重要支撑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切实提高居民消费。在恰当的政策应对下，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完成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的目标，推动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迈上新的大台阶。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即将开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努力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将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2020~2035年为第一个阶 段，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为第二个阶段，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 标。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细化了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在经济层面上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等具体目标。

　　可见，2020~2035年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肩负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这实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要客观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经济尽管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还达不到高质量发展要求，高债务等系统性金融风险依然较为严峻。应该说，当前中国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刘伟和蔡志洲，2018；刘伟和范欣，2019）。在此情况下，需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认清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之间的潜在差距，从而针对性地制定高质量发展对策。

　　一、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以人均实际 GDP 翻一番作为 经济增长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是全党与全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 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也有所不同。1987年召开的中国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首次明确制定了迈向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五大在“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两个 “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并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第二个百年目标。党的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即“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进一步提出了“经 济建设、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对迈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分两步走”的顶层设计，并将21世纪中叶的目标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升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无疑是丰富的，但经济的较快增长与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刘伟和陈彦斌（2020）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2035年经济发展设想与要求指出，中国经济至少需要完成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翻一番的增长目标，才能更好地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习总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也明确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 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应该说，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看，将人均实际GDP翻一番设定为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意味着2020~2035年实际GDP年均增速为4.8%，据此测算，中 国有望在“十四五”时期末完成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的目标。

　　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10410美元，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与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还有不足20%的差距。按照当前的增长趋势，中国有望在“十四五”时期末晋升为高收入国家。习总在《建议》 的说明中也明确提及了“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这一设想。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定标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2375美元以上。如果到2035年中国完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即2020~2035年实际GDP年均增速为4.8%，按照通胀率为2%、汇率不变的基本假设，那么中国有望在2023年前后就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从而晋升为高收入国家。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并不意味着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刘哲希和陈彦斌（2020）的研究指出，中国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完成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等重要任务，并且最好是以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20%以上作为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即按2019年的标准，应达到15000美元左右。这也凸显了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的重要性，如果这一增长目标能够完成，届 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计将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一倍以上，即按2019年标准达到25000美元以上。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作为到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客观上看经济的高增 长主要是依托于高投资增长模式、人口红利的释放以及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不高。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须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完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着力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因此，“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一目标的提出十分关键。影响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基础研究、创新文化、创新制度等，但从国际经验来看，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必须要以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支撑，这样才能为科研投入提供充足的保障。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的数据显示，创新能力指数排在前10位的国家，2019年人均GDP平均高达约5.4万美元，中国当前人均GDP水平不足这一平均值的1/5，可见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如果到2035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那么届时与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会大幅缩小，进一步考虑到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的不断提升，预计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规模可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为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重要保障。

　　第三，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有助于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总量和城乡居 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这一新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进行了细化，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 比，一个重要变化是增加了“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这一新要求。从以往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来看，通常是以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翻一番作为迈上新台阶的标志。如果中国到 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在通胀率为2%、汇率不变的基本假设下，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2.8万 美元左右，届时中国将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迈上新台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了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尽管当前对于中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没有明确的界定， 但2019年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下限已经达到2万美元左右，可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的目标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凸显了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的重要性。

　　既然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翻一番是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即2020~2035年实际GDP年均增速要达到 4.8%，那么随之而来的重要问题就是，到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完成这一目标。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进行测算。潜在增速是指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所能取得的可持续的最大产出增长速度，主要由供给端决定。常用的测算方法包括HP滤波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 DSGE模型估计法与生产函数法。从已有研究来看，HP滤波法与生产函数法是最为常用的方法（张军扩等， 2014；陆旸和蔡昉，2016；刘伟和陈彦斌，2020）。HP滤波法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潜在产出是经济产出的长期趋势，因而是通过分离实际产出中的周期项和趋势项，将趋势项视为一个经济体的潜在产出水平。生产函数法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潜在产出定义是各投入要素充分利用时的产出水平，因而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总产出通常表示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通过各投入要素的增长变化趋势测算整体潜在产出的变化。本文也是采取这两种方法对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预测。

　　就HP滤波法而言，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产出变化进行滤波，得到潜在产出的增长趋势。在此基础上，对潜在产生的增长趋势进行外推，从而得到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从测算 结果来看（见表1），1979~20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均值高达10%，不过从2011年起潜在增速呈现下滑态势， 2011~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下降至7.2%，其中，“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速均值为6.3%（不考虑新冠疫情的影响）。客观来看，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持续下滑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相关：一是随着中 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增速的追赶效应不断减弱。二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导致全球化红利衰减。三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深化，使得人口红利持续弱化。四是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五是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赖程度增加，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六是高债务对经济增长产生 了持续的下行压力。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所以可按照以往潜在产出变化趋势进行推演，由此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为4.9%，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为3.5%。

　　就生产函数法而言，其测算是基于附加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首先分别测算生产函数中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TFP）等各要素的增长趋势，在此基础上测算得到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速。再基于各要素的未来增长趋势，对未来的潜在增速变化情况进行预测。与HP滤波法相比，生产函数法不依赖于经济产出本身的历史变化趋势，并可以在测算潜在增速的基础上，剖析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情况并对未来增长趋势进行情景分析。从基准情形的测算结果（见表1）同样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是从2011年开始显著下滑，1979~20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均值高达10%，2011~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下降至7.4%。

　　对于2020~2035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变化，则是从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走势进行分析。资本存量方面，在中国的资本存量不断接近于稳态水平情况下，资本积累增速放缓是一个长期趋势。消费占GDP比重上升和投资占比下降也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突出特征。因此，预计资本存量增速将从2020年的8.8%逐步降至2035年的4.3%。劳动力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将会导致劳动供给增速下滑，参考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结果，预计2020~2035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增速为-0.8%左右。人力资本方面，2035年中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就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预计到2035年中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3年，与现代化国家的水平相近。由此，预计2020~2035年人力资本年均增速为1.2%。TFP增速方面，当前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为代表的技术预计将继续呈现较快的发展态势，将会对经济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从而对TFP增速形成较强的促进作用。预计2020~2035年TFP增速均值能回升至 0.8%。根据上述分析，基于生产函数法测算得到“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为5.1%，2020~2035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为3.8%。

　　在基准情形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生产函数法进一步考虑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 潜在增速的影响。由于该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刘哲希和陈彦斌（2020）将其划分为短期迅速得到有效控制、中长期常态化与显著加剧触发危机三种情况，这里选取中长期常态化的情况。由此，新冠肺炎疫情会从抑 制资本积累、降低劳动参与率以及引发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而损失资源配置效率等渠道影响潜在增速。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将下降至3.9%，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将下降至3.1%。第二种情形是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核心抓手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对经济潜在增速的影响。要素市场化改革既可以通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城乡一体化以释放新一轮人口红利，从而挖掘资本和劳动这两大经济增长的“老动力”，还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激发创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激发TFP等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下，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将提高至6%左右，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将提升至5.3%。

　　总体来看，HP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的测算结果相近，两个方法的测算结果均表明2020~2035年中国经济 潜在增速的均值不足4%，达不到年均增速4.8%的要求。其中，HP滤波法的测算结果比生产函数法更低一些， 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呈现较快下滑的势头，从而会对HP滤波后得到的经济增长趋势产生影响。但本文的测算结果也表明，如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予以应对，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由表1所示，在市场化改革的情形下2020~2035年潜在增速均值还是能够提高到5%以上，进而完均实际GDP翻一番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对如何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再 是中国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但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再重要。尤其是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要求下，中国经济还是需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既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要提高经济潜在增速，要深刻认识到两者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可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相对于高速增长阶段而言的，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不应再追求过快的增长。这是因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经济体量迅速扩大，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很难继续保持每年9%甚至10%以上的经济增长。若再贸然追求高增长，不仅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而且会带来较大的经济与金融风险。与此同时， 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明显转化。以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实现经济高增长，更迅速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增长就尤为重要。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高增长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有所下降，经济也随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但是，不追求高增长不意味着不追求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要追求经济增速、结构、效率与风险等度的协调，其中经济增速依然是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在当前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或失速，那么必然会对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产生严重冲击从而恶化收入结构与经济结构，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形成冲击从而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加剧负债主体偿债压力从而加剧高债务等金融风险，高质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依然要追求较快增长，不仅如此，考虑到在未来经济增长可能难以满足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目标的情况下，还要着力提高经济增速。

　　第二，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需要以市场化改革为抓手，推动经济增长动力转化，提升经济 的潜在增长水平。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经济增速不能再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这只能提高短期增速，但在长期会留下后遗症，产生难以消除的副作用。因此，提高经济增速主要是要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速，关键要完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从增长核算框架来看，就是经济增长要从以往依靠资本和劳动等“老动力”驱动转化 为依靠TFP（包含科技创新与效率提升）等“新动力”驱动，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客观上看，当前中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特别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比较滞后，已成为制约科技创新与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实施路径和政策举措”课题组，2020）。比如，市场分割导致要素资源还未达到自由流动的状态，劳动力市场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还没有完全消除，这对劳动力要素流通形成一定障碍，降低了要素的配置效率。再如，要素市场管制的存在，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寻租获取廉价的生产要素以创造利润，而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较少，从而抑制了创新活力。

　　因此，未来必须要贯彻落实好《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与《关于构建更加完 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文件中的重要要求。一方面从体制机制上切实解决好土地、劳动力、 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市场存在的行政分割、供需错配等共性问题；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类要素市场自身存在的各种“堵点”，从而“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 改革，构建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刘伟和陈彦斌（2020）的研究测算结果也表明，如果能够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那么2020~203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值将额外提高40%左右，从3.8%提升至5.3%，从而能够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第三，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构建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为重要支撑的双循环发展格 局，切实提高居民消费。

　　与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偏低的主要表现就在于“高投资、低消费”的典型特征。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40%，显著低于58%的全球平均水平，美国与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消费率更普遍达到65%以上。虽然近年来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率显著提高，但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增速下行情况下投资增速下降更快的缘故，由此推动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被动”上升，居民消费需求实际上仍处于较为疲软的状态（刘哲希和陈彦斌，2018）。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居民福利水平是由居民消费所决定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也意味着必须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否认，该模式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确立了“世界工厂”的重要地位。但是，弊端在于导致资本过度积累从而偏离黄金律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形成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此情况下，要提高居民消费，就需要将资本积累水平调整至黄金律水平，这会导致经济增速显著下滑。换言之，提高消费率需要以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速下滑为代价。

　　以往高速增长阶段，由于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更为重要的目标，所以就导致居民消费率难以得到有效提高。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要转变发展观念，更加重视扩大居民消费从而逐步形成“世界市场”，构建起以“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为重要支撑的新双循环发展格局（陈彦斌，2020）。这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让居民有钱消费。当前中国居民收入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突出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较快。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消费的主力军，其收入增速下滑会显著制约消费的增长。因此，要扩大消费，需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要求，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进一步完善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解决广大居民的后顾之忧，让居民敢于消费。近年来，房价的持续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医疗与养老支出增 多，导致居民部门面临着更大的支出压力，负债压力上升，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截至2019年末，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中国居民部门债务率已达到55.2%，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债务负担与偿债压力 较重。由此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社会保障等手段减轻居民部门在住房、医疗与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负担，从而提升居民消费需求与意愿。三是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更完善的市场体系，制定更高的标准并实施更严格的监管，着力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居民潜在的高品质消费需求，让居民愿意消费，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1] 刘伟, 蔡志洲. 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J]. 管理世界, 2018（9）:1-15.

　　[2] 刘伟, 范欣.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J]. 管理世界, 2019（1）:1-15.

　　[5] 刘哲希, 陈彦斌.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兼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 改革, 2020（10）:33-49.

　　[6] 陆旸, 蔡昉.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模拟[J]. 世界经济, 2020（1）:3-23.

　　[7] 中国人民大学“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实施路径和政策举措”课题组.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共性问题与改革总体思路[J]. 改革, 2020 （7）:5-16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