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多管齐下打通堵点，提高稳增长政策效率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

　　编者按：11月26日，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2022-2023）在线上隆重举行，并发布CMF2022-2023年度报告，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联合知名专家学者把脉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年度论坛上的发言。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运行中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走弱“三重压力”，稳增长政策频频出台，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持续发力。但从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虽然稳增长政策对于缓释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给经济带来的冲击、推动经济修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看政策效果的显现仍趋于弱化。

　　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频频发力，稳增长力度不可谓不大。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力，一方面启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呵护微观企业，截至11月10日，今年增值税留抵退税金额合计2309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3.5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券尤其是专项债发行前置且规模创历史新高，致力稳投资、稳经济，前三季度共发行专项债4.4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0%（30.64%）。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偏宽松基调，今年以来多次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受此影响，M2同比增速5月以来持续在11%以上运行，明显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同时，有关部门还通过再、调增政策性银行信贷额度、设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启PSL等准财政金融工具，持续助力稳增长。在扩大有效需求方面，出台了促进居民消费、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等多项政策措施，加大扩内需、稳外贸力度。此外，持续加大对重点产业的扶持力度，如年初对重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保供稳价，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楼市调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如降首付、降税费、合理调整限购范围、提升公积金额度等，并三次下调5年期LPR，引导按揭利率下行。

　　尽管稳增长政策高密度、强力度出台，但从其实际效果来看，政策效应逐渐趋弱。具体来看，虽然央行投放了大量货币并引导利率下行，但是受制于企业、居民融资需求不足，扣除掉政府债券融资后的社融增速显著回落，且票据冲量的现象多次出现，融资结构不佳。房地产投资收缩对冲了基建投资的扩张效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边际回落。当然，近年来，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以及潜在的经济增速双双下行，也使得投资的效果出现边际弱化。今年以来，虽然促消费政策在汽车消费领域效果显著，但消费整体疲弱态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10月社零额增速再度转负，其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等行业消费仍处于低位。此外，出口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出口增速自7月份的两位增速水平持续回落，10月份出口增速已降至负增长。

　　稳增长政策效果趋弱，主要在于政策传导中存在堵点。疫情反复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预期偏弱、严峻复杂的国际政经环境以及房地产风险的持续释放等多重因素均导致稳增长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不畅，对稳增长政策效果产生制约。

　　一是疫情持续散发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扰动经济运行。今年以来，疫情持续多点散发，对经济运行带来较大扰动；同时，虽然我国的防疫政策持续调整优化，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内地的疫情防控严格程度仍居首位。在疫情以及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产业链与供应链、居民生活与消费均受到较大扰动，导致稳增长政策效果的传导受到阻碍。

　　二是预期偏弱影响下，企业和居民部门扩表动力不足，实体融资需求不振宽信用效果受限。疫情反复之下，企业预期偏弱、信心不足，投资扩产意愿低迷，同时房地产市场低迷叠加疫情反复之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出于保守性动机储蓄倾向加强，企业和居民部门扩表动力不足。因此，尽管降准等政策措施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但实体融资需求不足，4月以来M2同比增速持续高于社融存量同比增速，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宽货币、宽信用效果“打折”。

　　三是财政稳增长的力度、空间受到制约，专项债“债务-资产”转化过程中效率不高，制约了积极财政发力效果的显现。在稳增长持续加码以及土地财政弱化背景下，财政收支缺口加大，地方财政承压，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空间均受到制约。同时，由于缺乏优质项目，导致专项债“债务-资产”转化效率偏低 ，专项债稳投资效果受到影响。

　　四是疫情扰动下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消费堵点迟迟难以打通。今年以来，居民就业压力加大，对未来就业及收入较为悲观，居民更加谨慎，消费倾向不足，叠加疫情防控对人员流动、服务业消费的限制，导致消费的堵点迟迟难以打通。

　　五是外需疲弱及海内外疫情防控政策差异使得稳外贸政策效果弱化。俄乌冲突等地缘不确定性加大、疫情冲击的长期化、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以及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宽松政策导致全球通胀攀升，滞胀风险正在显现。外部需求疲弱，叠加内外疫情防控政策差异导致交流受限，使得稳外贸政策难以对冲出口下行压力。

　　六是居民预期调整叠加房地产行业风险持续释放，稳房地产政策积极作用发挥受限。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2019年已经达到了96%，户均1.5套。当前房地产供需拐点或已至，叠加“房住不炒”基调下居民预期已经改变、疫情冲击下居民加杠杆动力和能力弱化、房地产企业流动性风险频发影响交楼等因素，制约了“保交楼”系列政策对稳房地产积极作用的发挥。

　　在稳增长政策不断加码，但政策效果边际下降的情况下，建议以问题为导向，打通堵点，提高稳增长政策效率。

　　一是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政策，严防层层加码。随着疫情变异逐渐稳定、症状减轻，各地疫情防控应落实新的优化政策，避免层层加码。当前部分地区、部门仍存疫情防控层层加码的现象，这对于经济、民生、社会稳定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当务之急是要及时调整被扭曲和误读的防疫政策。

　　二是提升经济建设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提高地方对发展经济的重视程度。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且随着周期的转换逐渐完成，也有利于地方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议考虑适当提升经济建设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以此提升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

　　三是进一步理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强政策协同。货币政策以结构性政策、降低融资成本、支持民营企业修复为重心。财政政策则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引导民间投资扩张，加大促消费力度。进一步理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最终实现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传导至实体经济。

　　四是加大需求端发力力度，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建议向全体居民发放无附加条件的消费券。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短板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识，刺激需求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扩大消费需求。消费需求除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外，更为重要的是居民消费能力。疫情发生近三年来，我曾多次建议由中央财政支出消费券金额，向全体居民发放全额的、无附加使用条件的消费券来刺激消费需求。可采取以家庭为单位，向全体家庭成员每人发放5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消费券，同时设立捐赠账户，将由富裕阶层捐赠的其无需使用的消费券金额再次发放给更需要的人群。

　　五是深化供给侧改革，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给创造需求，应积极推进优质品牌、育幼养老、健康文化、研发设计、绿色生态等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力度，通过供给创新创造需求，推动消费升级。同时，应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供应链体系，并指导优化平台经济发展。

　　六是妥善处置房地产领域风险，避免房地产市场硬着陆。今年以来虽出台多项稳房地产政策措施，但房地产市场低位运行态势并未根本扭转。虽然短期内稳房地产政策效果尚未显现，但稳房地产政策的出台对于稳定市场预期、保障经济平稳运行仍具有重要意义。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势在必行，但仍需循序渐渐，不可操之过急，避免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

　　最后，提振消费者与企业家信心，防止“躺平”。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升企业家、消费者的信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发展经济、重视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良好社会氛围，防止悲观预期持续蔓延下企业等微观主体出现“躺平”，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