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我国经济学研究如何立足高质量发展实践，实现范式和理论研究创新？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曦辉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蔡宏波教授接受科技日报记者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联合访谈，就经济学范式如何创新分享了认识和思考。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观察实际，观照实践，关注有科学意义的经济社会话题，有经济社会意义的科学话题。欢迎来到科技日报客户端观实频道《权威对话》。本期对话由观实频道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金碚教授。

　　主持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质量”是什么意思，如何解读高质量的含义？

　　金碚：观察任何东西都需要一个视角或范式。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看，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质量”往往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借助价格反映质量，假定高质量的表现就是价格高，即“优质优价”。但技术进步与创新，以及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物美价廉”现象，使“质—价”对称性不再普遍存在。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实际需要”也是复杂的，会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变化，且与文化多元性相联系，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质量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了其很强的动态性，其在基本的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

　　金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供给侧正由创新引领，需求侧则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导。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有效契合的新要求。

　　蔡宏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于质量本身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直接以价格来表达“质量”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增长之外，我们更追求人民的幸福。这对经济学范式提出了新要求，仅注重价格和经济理性的范式需要进行转型，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对发展方式的衡量应更突出对质量的考虑，以新的范式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所体现的独特现象。

　　金碚：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反映。将传统经济学范式套在中国的发展事实上，并不科学。

　　回顾经济学发展历程，第一阶段是史观阶段，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它的影响维度是多元的；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同时剔除了绝大多数研究维度，只留下经济理性一个维度，这就是经济学的微观阶段；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和后续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学进入“微观—宏观”阶段。

　　在学术范式上，“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将经济体和市场体系想象为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干扰的，在如同空盒子般的牛顿空间中无摩擦地自由运行。但世界不是空盒子，经济活动中会出现各种“摩擦”，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发展已经取得无人可以否定的工业化成就，我们的实践向世界表明，存在着人类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新道路，而传统经济学难以深刻观察和认识这一现象。正因为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不能有效解释业已存在的现实，就需要形成多种范式共同解释现实世界的局面。

　　李曦辉：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是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但传统经济学理论，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收入分配，都将人当成一个经济人，很少考虑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文化制度的影响、历史过程的影响。因此，经济学研究需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支撑。

　　蔡宏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这么大范围的人群里面，实现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预测和解释不了的。曾经有一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夫妇，以反贫困为主题，做过关于收入与分配的区域样本研究。但是以往的区域或国家层面的研究，都无法和中国的体量相提并论。因此，需要从基本假设、演绎过程、理论预期到实证结果，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创新。

　　主持人：习总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经济学如何从逻辑、方法、对象等范式上更多关注创新实践？

　　金碚：从概念上，基于中国的实践和国情，我们现在所定义的创新，包括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变革、生产要素的变化等，范围远远大于传统经济学范式下所定义的创新。传统经济学范式对创新的定义是比较窄的，即创新是一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例如科学发明只有到了生产环节里面，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才叫创新。

　　从范式演变的倾向来看待创新，中国道路本身就是最大的创新。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世界文明史中几千年几百年都没有做过的，是我们按照对中国国情的理解，采用了新的方法，解决了新问题，这就是创新。

　　李曦辉：除了科学技术创新之外，在制度选择上我们也是创新的。不仅是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有很多吻合之处的。农耕文明时代，我们注重精耕细作与兴修水利，所培养的集体协作精神一直延伸到现在。这种集体理性，对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意义。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就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西方的科技活动强调个体的自由创造，而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则能够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发挥作用。历史文化影响着创新主体，并让创新主体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从而发展出差异化的创新体制。

　　李曦辉：金碚教授对传统经济学范式进行反思，基于中国优秀文化和经济发展实践，积极探索并提出域观经济学范式。域观经济学范式，是对经济学史观范式的升华，也是对“微观—宏观”范式的补充与延伸。其核心是改变了对经济理性的单纯关注，增加了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维度，将传统范式的解释维度从一维增加到三维，探索对世界的准确描绘。

　　金碚：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重要的是以习经济思想为指引，研究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域观特征。经济学已经历过从史观到“微观—宏观”范式的变革，再向前发展，我认为是到了域观范式的时代。

　　现实的研究对象都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复杂体”，形成分类集合的各种“域类”特征。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微观—宏观”所构建的无差异世界，而是一个包含文化、制度要素的丰富多彩的“域观”世界。不同的文明体共同存在其中，形成不同的“域”，然后一起组类命运的共同体。各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文明，都可以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对高质量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每个国家都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发展出与自己国家相适应的文明形态。

　　域观经济学致力于科学描述以域观状态存在、各类经济行为通过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共同体的人类经济最新发展现象，即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实践，这正是中国经济学领域进行范式创新的有益探索。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工业化与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与实践等。出版学术著作50多部、学术论文400余篇。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对策研究特等奖等20多项国家级或部级优秀成果奖及多项个人荣誉。

　　李曦辉，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党委，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企业管理等。

　　蔡宏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自贸区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欧盟地平线项目中方首席专家，兼任全国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服务经济与贸易论坛秘书长。在《经济研究(青年论坛)》《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和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等发表论文150余篇。曾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王学武，科技日报社研究部主任。出版有《乡读手记》《孝亲三部曲》（《亲疼》《亲缘》《亲享》）。《乡读手记》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