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岩是贵州有名的文化古镇，依我看，它的出名，是在于它的历史和文化。青岩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六百多年留下很多遗迹，但大多数人只知道桐野书屋、状元府、古驿道，而不知道天主堂、青岩教案遗址。游青岩这两个地方必须一去，因为它记述了一段被人们渐渐淡忘而又不该忘却的历史。

所谓教案，是指清末因外国列强利用教会欺压中国人民而引起的诉讼案件或外交事件。从表面看，教案是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不相融或对抗，是传教士和贵州官民的矛盾，但从实质看，则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列强利用教会侵略所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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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便传入了中国，朝廷中从皇太后到各级官员乃至太监都有不少人受了洗礼。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先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条约，这些条约明文宣示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然而还是有不少传教士违反条约深入中国内地从事传教活动。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拜礼，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的处分。清政府为了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和通商，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将条约告示钤盖关防咨函各省遵照执行。从此，内地的外国传教士就取得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其传教活动更加活跃。

贵州的情况稍有不同，直到1862年开州(开阳)教案发生时，官府对开放教禁仍然没有认真执行，传教士的传教特权也没有得到承认，他们的活动仍受到种种限制。然而西方教会传教士却认为，有了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传教活动，而且还必须得到各级官府保护。于是，在贵州的外国传教土一个个趾高气扬，他们在各地传教的同时，还进行超出宗教以外的侵略中国主权和破坏原有社会秩序以及民间习俗的种种不法活动：霸占田地建教堂，办修院；无视中国法令，干扰行政；庇护教民，欺凌百姓；利用小恩小惠拉拢群众入教等等。他们的这些不法活动和行径，激起了贵州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恨。从19世纪60年代起直到20世纪初，贵州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伏彼起，从未停息。发生在青岩、开州、遵义的三大教案便是贵州各族人民反对外国列强利用教会进行侵略斗争的历史见证。

最早在青岩传教的传教士是法国的白斯德望。白氏原在暹罗(泰国)传教，1846年到澳门，随后来到贵州，并被罗马教皇任命为贵州教区主教。白氏在青岩传教期间，在城北的姚家关向一个教徒买了一块田地，从那时起，姚家关便成了白斯德望和其他传教士在青岩传教和发展教徒的据点。

接着白斯德望而来的另一个传教士也是一个法国人，名叫胡傅理。白斯德望见其性格活泼开朗，便将他留在身边培养，没过多久，便被任命为贵阳天主教修院院长。1854年白斯德望身患伤寒而死，法国传教士童文献暂任教区长，主持全省教务，兼管青岩、定番(惠水)、广顺诸地教务。童文献在贵阳六冲关购地一块，历时两年修了一处修院，胡傅理担任院长。1860年胡傅理被罗马教皇任命为贵州主教。

胡傅理在主持贵州教务期间，一直想修一所大的修院，以培养更多的神职人员。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回法国，要来了一个叫白伯多禄的传教土和一万五千法郎修建大修院的经费，在青岩姚家关选中了一块地盘，于咸丰九年(1854)建成青岩大修院，由白伯多禄任院长，青岩成了贵州天主教培养神职人员的重要基地。

1861年3月20日，胡傅理取得了传教士护照，便于4月4日乘坐紫呢大轿，肩挂紫带，头戴方帽，盛设仪从，前呼后拥，在中国人民面前大摆威风，并与中国地方官分庭抗礼。据说，胡傅理任主教后，曾擅自官驿递送照会，保举媚外官员，无理要求撤换不服从教会的地方官，出示谕令各属举办团练，仅于示尾注‘督抚同阅’字样，俨然以一省大吏自居。胡氏的这些作法，惹恼了官府，贵州提督田兴恕和巡抚何冠英联合发出密函，要各地随时驱逐或借故处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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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五月初五端午节，青岩人按传统习俗，相约到郊外游百病，传说可以消灾祛疾。当人群路过姚家关大修院时，人群中有小孩边走边喊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喊声被修院里的人听到后，修院守门人罗廷荫和修士们冲出修院，无理谩骂，驱赶人群，气焰十分嚣张，双方发生撕扯和争吵。青岩团务道赵国澍闻讯，立即带领一批团丁把修院包围，并将几位修生带到团练总局，要修士们放弃洋教，并让他们回去与院长商量定夺，限期五天答复。可修士们依仗洋人势力，决不让步，而且院长白伯多禄带着部分修生逃走，于是团丁放火烧毁修院，将3个修士逮捕入狱。

胡傅理知道此事后，恼羞成怒，多次要求释放修士，田置之不理。胡傅理又向法国公使馆告急，法国公使馆写信大骂田兴恕，并以违反条约来恫吓。田对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本来就不满意，他不怕恫吓，将原信打回，并密令将修士张文澜、陈昌品和守门人罗廷荫押到青岩北门谢家坡处决，途中正遇大修院女厨王玛尔大在河边洗衣，于是把她一并揪到刑场，将四人同时斩首

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馆代办哥士耆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訢提出抗议，要求赔银五千两，被杀四人每家至少赔银二百五十两，在青岩赔建教堂一座，赵国澍等人为被杀四人赔造富丽坟墓。如果说上述要求得到满足，青岩教案便可了结。但这协议却遭到胡傅理的反对，他认为赔款太少。法国政府也指示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向清政府提出强硬要求。正当双方进行交涉时，又发生了开州教案。

1862年正月15日，开州人民举行传统的祭龙活动。天主教士文乃尔唆使教徒抗拒缴纳春节赛会捐款，以奉教为由，不准教民参加祭龙活动。田兴恕大怒，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谁敢阻止?!文乃尔不听说服，蔑视人民，一意孤行。田兴恕一怒之下，便令开州知州戴鹿芝将文乃尔和教徒张天申等逮捕，当众予以凌迟处死，并将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

开州教案发生后，胡傅理派人向哥士耆汇报，哥士耆得知有法国传教士被杀，十分恼怒。并向清政府提出了强硬抗议：惩办与两教案有关的贵州官员；让亲王大臣到法国谢罪；赔偿损失等十二条，甚至提出要田兴恕偿命。由于分歧很多，多次协商未果，最后迫于法国政府压力，清政府派两广总督劳崇光和湖广总督张基亮在四川秀山会同审讯田兴恕，判决结果为提督田兴恕发往新疆，充当苦役，田兴恕所居六洞桥公廨改建为贵阳南天主堂。两教案共赔白银一万二千两，拨给胡傅理清收。至此，青岩、开州两教案才算正式结束。

当然，两教案的结案并不意味着贵州人民反对列强利用教会进行侵略斗争的结束。尽管清政府迫于压力由禁教转为保教，尽管传教士仗势欺人活动频繁，但各地教案不断发生。同治八年(1865年)的遵义教案就是其中之一。

教案是一段历史，史学界对教案的研究很多，观点也不一，但都不可否认它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逼下表现得软弱无能，丧权辱国，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意志，教案遗址便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