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韩国大田某高三学生隔着挡板上课。（news 1） 海外网8月25日消息，据韩联社报道，因新冠疫情反弹，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俞银惠25日召开紧急发布会，宣布升级校园防控举措。当天，也是韩色中色网址入口

医生网上看病，院长高兴吗？专家：应保持开放心态和底线原则色中色网址入口

互联网医疗逐渐成为新趋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爆发式增长。企查查的企业登记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与“互联网医疗”相关的企业新增6.3万家，同比增长153%。截至2020年6月，全国各地已审批设立互联网医院近600家，一些第三方互联网诊疗平台的诊疗咨询量也在2020年3月迎来20倍以上的爆发式增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2021年，医疗行为还会不会大量地发生在线上？传统的医生、患者和医院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互联网平台上，病人和医生的权益又该怎样保证呢？

医生网上看病，院长高兴吗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宋飞，有一次猝不及防被投诉的经历。在某互联网医疗平台上，他用空闲时间回复了一位求助患者，却没有及时关注到患者的追问。因为超出了平台设定的回复时限，患者直接投诉到了平台。

宋飞有点儿委屈：本来就是利用空闲时间义务回答咨询，咋还被投诉了呢？因为时间精力有限，他只得暂停在上面接诊。

像宋飞一样工作忙碌的医生占大多数。因此，有人担忧，医生白天回复患者提问，会不会是为了赚外快？会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公众号“温柔医刀”创始人、胃肠外科主任医生郑阳春十分反对这种说法。“这点儿收入对很多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受益更多的是医院。因为医生的每一次在线诊疗，实际上都是对医院的宣传。”郑阳春认为，这也是一些医院鼓励医生参与在线诊疗的原因。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医院管理者的角度，他对医生提出过几点要求：一是尽量不要在工作时间内回复互联网医疗问诊；二是不允许患者因在互联网平台就诊而影响普通门诊病人的医疗秩序，例如加号、提前手术等，尤其不能通过互联网平台收取病人的红包；三是尽量不要在深夜回复问诊，以免影响白天工作。

徐丛剑最早在网上发表这一观点的时候受到过不少批评。批评者认为，他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对网络医疗不支持，头脑僵化”。

事实上，徐丛剑所在的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连续5年获得一家在线医疗平台全国医院互联网影响力排行榜妇产科榜单的第一名。截至2020年10月，医院共有360位医生在该平台上拥有自己的网上诊室，占全院医生总数的65%左右。这些医生们的网上诊室已经积累了3.8亿人次的浏览量，在线服务近52万患者。

北京同仁医院门诊部副主任、青光眼和白内障专家乔春艳坦言，从医院管理者角度，更希望医生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医院工作中。

她同意对医疗行为进行一定的规范，更有利于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但她建议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前提是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郑阳春说，医生工作时间无法用传统的上下班概念进行区分，且不说医生下班并无固定时间，即使下班了接听病人电话也是常有的事。“如果严格要求医生上班时间不做与本医院工作无关的事，那么是不是医生下班后就可以关机不处理与临床诊疗相关的工作？”他认为，只要医生是在处理医学问题，都应视为临床工作，让医生根据自己的时间精力灵活掌握。

针对目前平台上的医生诊疗行为，公众号“段涛大夫”创始人、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段涛认为，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底线原则。即鼓励新事物的发展，但不允许其跨过底线，影响到正常医疗行为或者触犯法律。

对于骨科来说，互联网平台承接了大量关于健康咨询的问诊。宋飞希望，他所在互联网平台的问诊咨询最好是免费的志愿服务。平台可以起到入口作用，在分级诊疗和患者就诊习惯尚未调整之际，让专科医生能够对接到真正需要三级医院诊疗的疑难复杂病人。

此前，一家慢病管理平台创始人、CEO王仕锐曾透露，该平台上有80万名实名注册医生和5万名签约医生，互联网技术为数据的收集提供了新渠道。平台能够及时收到患者对于新药品、新检测、新行为干预等治疗方式的数据反馈，为医生提供更多临床支持。

医生如何看好互联网新大门

如果说互联网医疗平台是就诊的新入口，那么医生无疑就是第一道守门人。如何让想进门的人找准门，守门人应该如何看好门？

消费者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上，患者在互联网平台就诊有关的投诉，主要集中在“联系不上医生”和“回复内容不满意”两方面。

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医生和患者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医生希望来看病的是病症符合自己专业范围的患者，患者总希望随时找到最知名的专家。

在线下的诊疗行为，患者挂号时知道医生是谁，而医生并不知道患者是谁、来看什么病，信息存在不透明和不匹配。

“互联网的本质是提高效率的途径，快速将合适的东西匹配给合适的人。”段涛认为，互联网平台上的医生可以将选择病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在描述中为自己贴标签，“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诊断与个体化治疗”“高危妊娠诊治”等。

由于肿瘤的特殊属性高度依赖于影像学诊断等报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邢加迪很难从互联网诊疗行为中高效率地找到合适的患者。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信息部主任衡反修曾表示，医院的互联网诊疗不是作补充，而是部分替代，其在复诊、诊后管理等方面有优势。据悉，该院在线复诊上线一个月后，单日的互联网诊疗量已占线下门诊量的30%。

乔春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互联网医疗能起到诊前服务“筛病人”的作用，将当地医院能够诊疗的病人留在当地医院；也可以起到诊后服务作用。患者不需要都舟车劳顿来医院。

2020年，同仁医院在互联网诊疗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乔春艳认为，在慢病、复诊、随访等领域，互联网医疗有很大空间。“互联网医疗以后会成为线下医院一个很好的补充。将一些医疗行为在线上完成，也可以缓解挂号紧张。”

邢加迪认为，互联网医疗逐渐改变着大家看病的模式。这一随着疫情而改变的习惯，不会随着疫情结束而归零。但在段涛看来，尽管疫情驱动了互联网诊疗的发展，但距离成为真正的主流，还有很远的距离。他认为，随着疫情的缓解和结束，就诊行为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整个诊疗流程还是会回归到以医院就诊流程为中心的模式。

“医疗就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作为患者，无法像选购商品一样自己做主，一些流程不公开、不透明。医院传统状态下，是就诊效率的最大化场景。因此医院没有改变的动力。”段涛直言，线下就诊从挂号、排队、化验，到就诊、缴费、拿药等，整个流程全部搬到线上是不太可能的。

（《医生网上看病 院长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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