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冯小刚变了。这个一向大嘴无忌的著名导演，在汹涌的质疑面前变得无力招架，沉默寡言。

　　这一年，赵薇夫妇被罚5年市场禁入，随着铤而走险的资本运作最终翻车，巨星的光环也在民众中褪色。

　　回想20年前——1998年，琼瑶剧《还珠格格》播出，万人空巷。正是其中的“小燕子”赵薇，在这一年成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巨星，开启了中国影视娱乐业的巨星时代。

　　仅仅20年后，在一场场的人设崩塌灾难中，我们发现那些曾以为熟悉的娱乐人物，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他们随时可能像周迅在《画皮》中那样，撕下一张娇俏的脸，露出再无遮拦的动物性来。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最强大之处在于，它会把卷入其无止境的积累运动中的任何人，变成它的工具，被它役使，最终成为它的奴隶。

　　过去社会对娱乐明星群体的批评，大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展开的，比如烂片、五毛特效、尴尬演技等。

　　然而“艺术”本身会让自我辩护也变得很艺术，这就是明星们的底气所在。他们甩出一个“需求决定供给”的道理，说烂片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一句话把质疑之声噎回去：“你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他们不怕跟任何人讨论所谓“艺术”，因为这种讨论在泡沫背景下基本上已经沦为一种“扯淡”。扯淡无正义，谁的嘴大、谁的影响力大，谁就占上风。

　　崔永元深知这一点。经历了被某部电影映射攻击，卧薪尝胆15年，他已经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流氓”的合体。当年知识分子无法对抗流氓，但今天流氓无法对抗“知识分子+流氓”。他在2018年直接攻击的是真正的痛处——一切都无关艺术，而是资本分肥行为与法律界线之间的关系问题。

　　空壳收购、制造不实消息便于买空卖空、利益输送、洗钱式拍戏、偷税漏税……这才是“艺术”的防弹衣包裹下的破棉烂絮。防弹衣不可攻破，但破棉烂絮却经不起轻微的拉扯。

　　这是当下娱乐业最不愿意触及，最希望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引开，最想要用一堆低能作品让人们沉醉不知归路从而持续忽视的领域。

　　反对“泛娱乐主义”的人们经常拿明星和科学家的收入及获得的社会声誉来做对比，在落差面前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这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有点言不及义。因为这种对比要成立，首先就要干掉商业逻辑，但这是做不到、也不理智的。娱乐业和明星都是商业的一部分，正常的商业回报在任何意识形态下都天经地义。

　　商业是正常的市场逻辑，而信用是资本逻辑，这两者大不一样，甚至根本相悖。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市场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购买就会增加，而在资本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资本反而会加速逃离，让它变得更便宜。

　　前者由价值支撑，后者靠信用背书。所谓粉丝经济，就是自然凝聚在明星身上的信用带来的收入可能性。明星资本化，是对信用的无限透支、无限泡沫化，因而与劳动脱离，也与价值背离。

　　明星是对影响力较大的演员附加了价值想象之后的新包装，所以它天然地带有泡沫性质。只不过，早期（大约在21世纪之前）中国娱乐明星身上的泡沫，主要是还不是资本泡沫，而是大众的情感泡沫。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物质生产”是制造产品，比如铁匠打制菜刀，陶艺师制作陶器；而“社会再生产”的对象是社会本身，即为人们不断求索和定型共同的价值标准、秩序法则。

　　在传统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是一体的，都由一个人去全过程完成。以陶艺师制作陶器为例，他认为怎样的陶器是美的、实用的，他就怎样塑造它，在一件陶器动手生产之前，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存在于陶艺师的意识建构当中。

　　在这种状态下，陶艺师是完整的人，他从劳动过程中感受创造性，感受到美，因为整个过程都在他的意志把控之下，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尽可能做到最完美。在生产过程中，他是整体性的、不可替代的。

　　直到有一天，一种叫“资本”的力量介入了。资本发现，它可以把陶艺师一撕两半，变成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创造性，另一个人负责按照前一个人的意见去机械性地生产——头脑和手足分离开来。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撕裂了。

　　这就是天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论文里的重大发现。卢梭的结论是，科学与艺术的所谓“复兴”，让人类开始堕落。浮华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从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

　　社会再生产环节的科学与艺术，被资本逻辑控制，成为它的附庸。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片面、重复、机械、可替代的角色—流水线工人。流水线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劳动是抽象的，自身的存在也是抽象的。

　　卢梭，这个瑞士钟表匠的儿子发现，工匠消逝了。“工匠精神”成为一种值得宝贵的遗存，而它原本只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今天不也如此么？

　　很多早期演员都曾回忆过当年（20世纪十年代）的工作状态，比如歌手戴军。戴军说到，那时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演出、拍戏、唱歌，也包括参加活动，代言产品则是后来才有的。他们没有助理，没有人安排日程，没有人鞍前马后，没有人协商合同和价格，以及操心收付款，所有的问题都要靠自己亲力亲为去解决。他们自己打的去现场，甚至有出租车司机因为喜欢戴军，而自作主张把他拉回家里去见父母。

　　这个时候的演员是完整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了解每一个细节里的喜怒哀乐，真实地体验丰富的人类情感，他们是真实社会的一员，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体。

　　20年前，1998年，“巨星时代”来临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明星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其影响所及的人群又拥有了强大的消费力，两者一拍即合，泡沫化的信用，而不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成为了明星收入的更重要的来源。

　　紧接着，一步一步地，明星的身价来自股票、投资、资本运作，而不再是作品，作品只是一种抽象的劳动。所谓“耍大牌”，根源就在于演戏是跟自身心灵体验毫无关联的抽象劳动。

　　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手段，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利。然而极端化的市场，会产生一种凌空蹈虚的金融投机，即不经过任何生产环节而发生的资本增殖。

　　明星原本一无所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支付能力的增强，愿意并有能力为自己的想象以及不切实际的愿望支付成本，让他们有了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信用。

　　除了合法的金融机构和地下高利贷团体，几乎没有人会真正愿意去研究信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极端情况下，信用非常玄乎，跟爱情差不多一回事，只在于你相信不相信。

　　信用其实就是宗教信仰解体以后产生的另一种信仰。资本主义击垮了宗教信仰，紧接着把信用变成了新的信仰，信仰的意思就是不理智。在一般层面上，信用就是相信资本可以无止境地增殖，具体到个人，就是能够提供无尽的回报。

　　资本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势能，一种转变为更大的资本的倾向，是“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和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没有任何现实基础”——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如果明星脱离了艺术生产，他的信用还有什么现实基础？粉丝对他们的完美想象，称不上“现实”，事实上就是虚幻。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但正如学所能理解的那样，是瞬息万变的。

　　然而没有问题，他们只要目前还掌握着粉丝—相当一部分是“脑残粉”，他们就拥有“”，信用就仍然有效。于是我们就看到，很多虚幻、浅薄、无意义乃至连基本演技都说不过去—简单点说就是“垃圾”的影视作品，仍然获得了无数的拥趸。

　　“垃圾”受欢迎，反过来会加强信用。资本在增殖逻辑上特别精细，但在价值层面则往往假装得非常“傻白甜”—一个明星，如果他无论生产什么垃圾都能被一致叫好（所谓流量），那他就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以至于，这种投资价值会被放大到人格层面，只要有他在，就是一个坚实的保障，资本就希图和他在一起。

　　当然你可以很善意地理解为，是对他未来作品的预期—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很残忍地举例：范冰冰生产过什么好作品？她的未来作品有什么值得预期？

　　不要太过深入。目前我们认为，资本青睐的其实是某些人，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作品，成为了交易标的，也是资本冒险的标的。人本身成为了商品，这就是明星资本化的奥秘。

　　巨星时启，明星们纷纷从创造性的劳动者转型为老板、资本家，但归根到底，是首先转型为商品。对他们而言，可能是物质力量的升级，但对于大众，则是情感的物化，你以为你的情感是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但却是，它其实寄托在一块雕刻精致的木头上。

　　2009年，巨星时启11年以后，发生了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当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作为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之一登陆资本市场，冯小刚和王中军、王中磊一起在镜头前笑得合不拢嘴。张纪中、黄晓明、李冰冰、罗海琼、任泉、张涵予、胡可等十多位导演和明星，都位列“豪华股东阵容”之中。

　　关于明星资本化，有很多案例，列举一大串明星的名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幸存者”很少，就够了。

　　第一种玩法，叫空壳收购。我是个导演，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叫“东阳美拉”，实际资产1.36万元，负债1.91万元——一家资不抵债、听上去就像个笑线亿元的价格附加一个对赌协议收购，去掉对赌成本，就算每天遛鸟，5年下来一样盈余几个亿。

　　一家公司成立刚一天就被资本并购、莫名其妙得了一大笔钱的事，有一大串。据报道，李晨、冯绍峰、郑恺、杜淳、陈赫、杨颖他们的“东阳浩瀚”就是如此—天上掉馅饼，平均一人获得1.26亿元。

　　第二种玩法，叫深度绑定。我是个影视资本家，我认为这个明星流量有保证，就给他股权，从此一荣俱荣，不离不弃—至少希望如此。

　　第三种玩法，叫洗钱拍戏。我是个无名大款，有些钱说不清楚来源，我就给你1000万元去拍戏，随便花个一两百万弄个“作品”出来，剩下的请以利润的名义还给我，钱出来就变得干干净净。

　　需要思考的是另一个层次——他们其实已经被资本逻辑绑架，变得不由自主。资本的使命就是无休止地积累，一切都要服从于积累的需要，所以任何卷入积累循环中的人和物，都会成为它的工具。所以身在其中，人就会变异，会去人格化。比如，1998年的“小燕子”，正是因其高度人格化的形象为大众熟知，但2018年的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赵薇，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了，一切鲜活的个人特质都已经被资本收购。

　　我把它转换成一位读者提出的更为具体的问题：我一不追星，二不投资股票，他们怎么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有几重关系。A.文化环境毒化，你会不停看到一些烂片烂剧；B.劳动贬值，实诚的劳动者会有一种彻底的无望感；C.资金空转，它们本来可以被投资在真正的生产上，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如果这几重关系都还太虚，那么下面这个就很实在了——偷税漏税。对个人而言是违法，对社会而言则是不公平，加剧两极分化。你每个月工资几千元还依法纳税，别人“4天6000万”却以“无损音质”的方式落袋，仅逃掉的税款，可能就够你奋斗几百年。

　　还有一点让人“细思极恐”——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影视作品，并不是“谁”想要把它拍成这样，而是“什么”决定了它呈现这种面目。这个“什么”，就是资本逻辑。你随便逮住一个导演或者编剧，他们都能给你讲一堆不由自主地改戏、加戏、换角的故事。

　　在这个行业，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极端撕裂。原本在市场逻辑下，演员和独立艺术家一样，是最有可能实现完整的、非抽象的创造性劳动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很快就丢失了阵地。社会再生产的事情，通过明星资本化，被资本绝对掌握，个人在物质生产上也就再没有发言权。

　　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这些“作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也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忧虑。卢梭先生还指出：“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