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在我国的绿色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调整资本配置,调动利益相关方参与,金融部门可以在扩大各类绿色倡议方面发挥重大功能乃至主导作用,我国在构建自身绿色金融体系方面的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借鉴。
虽然“绿色金融”这一概念并不是我国首创,但我国却是过去几年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量在全球占比40%;2017年占比25%;2018年,我国绿色债券全年发行量超过300亿美元;2019年上半年,我国绿色债券发行约21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同时,从2015年到2018年,我国21家主要金融机构共发放绿色达1140多亿美元,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一起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的绿色转型。
同时,绿色信贷的不良率也显著低于普通。应该说,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不仅符合投资者的“环境价值”追求,更符合投资者的“经济价值”追求,对投资者而言是有吸引力的资本配置选择。
除了规模的增长之外,我国也是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的沃土。2017年,我国启动了5个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分别位于浙江、江西、贵州、新疆、广东,以此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在地点选取方面,这5个试点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禀赋、地理区位各不相同,为适合不同情况的绿色金融创新理念提供了实践检验的沃土,由此得出的最佳实践则可以在合适的领域推广复制。
首先,我国绿色金融体系顶层设计逐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方案基于相应部委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的综合性政策框架,使顶层设计与微观行为激励相容。在中央政府公布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开始制定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责任银行等相关标准;指定绿色金融试点地区;发布有关政府绿色基金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相关规定;建立国家碳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等。这一系列举措,协调构建起了良好的绿色金融宏观政策环境。
其次,地方政府推动绿色转型的自主性逐步增强。当前,31个省(市、自治区)都在省一级制定了鼓励绿色债券发行和绿色信贷的政策,而地级市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尽管不同省份的政策采取了不同形式,从对绿色债券发行人实行货币补贴、降低绿色主体的借贷壁垒到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但总的来看,地区性的实践帮助政府积累了许多经验。这种模式与欧洲在绿色金融实践中主要依赖部门主导的模式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主动性。
第三,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创新相结合,也激发了各地对绿色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例如,合格的绿色债券和绿色可以作为央行再融资业务的抵押品,而强制性污染责任保险则提高了投资者对环境风险的认识。
第四,行业协会在推动绿色金融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有约2/3的金融资产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成员管理,他们在推动行业绿色金融理念普及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已成为亟须完成的重大任务。据估计,经济转型对绿色投资的需求达数万亿美元,而对绿色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处在同样的数量级水平。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需要全球化的解决方案。我国在推动金融体系绿色化的过程中借鉴了许多国际经验,同时也以自身实践推动着全球金融业的绿色转型。尽管我国的经验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总结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从一个落后者跃升为领导者的经验,足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智慧和灵感。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是我国特有的形式,具有与西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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