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次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1931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1931—1937年，写下著述数十篇，有“太史公”的称号。1937—1949年，先后担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面对的黑暗统治，吴晗走出书房，在党人的影响和领导下，加入民盟，以笔为枪，投入战斗，协助地下党组织，团结进步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为推动国统区的运动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等职务。主要著作有：《朱元璋传》《明史简述》《论说谎》《江浙藏书家史略》《历史的镜子》《海瑞罢官》《海瑞的故事》《金瓶梅与王世贞》《明朝大历史》《明史中的几个问题》《读史札记》《史事与人物》《胡应麟年谱》《史镜管窥》《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吴晗选集》《吴晗杂文集》《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吴晗史论集》《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四卷本）、《吴晗文集》（四卷本），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147种）、《外国历史小丛书》（59种）、《中国历史常识》（8册），编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吴晗全集》，共10卷，500余万字。

　　吴晗是我国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一生始终追求真理、坚守信仰，是一位铁骨铮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西乡苦竹塘村，自幼聪明好学，受其父影响，酷爱文史。他早在小学阶段，就已经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阅读了文言版的班固、诸葛亮、玄奘、岳飞等人物传记。中学时代，他对历史的兴趣愈发浓厚，阅读了《汉书》《后汉书》《史记》《三国志》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熟诵《左传》《资治通鉴》等书籍，积累了深厚的史学功底。

　　吴晗的学术生涯开始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读书时期。1929年秋，他选修了该校开设的《中国文化史》课程，并以《西汉经济状况》作为结课论文。这篇文章对西汉时期的经济概貌进行了全面考察，从研究对象、观点、方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史学对他的影响。仅就研究对象而言，传统史学以记述帝王将相的和军事活动为主要内容，经济史处于从属地位。清末以降，梁启超倡导“史学”，提出“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竞争之胜败决之”，社会经济史开始得到史家重视。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论战“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唯物史观进一步引导人们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史呈现第一次研究。吴晗的作首选经济史，即是受到了特定历史环境的陶染。

　　吴晗是明史研究创臻辟莽的开拓者。1931年，他写成《胡应麟年谱》，这是其从事明史研究的肇始。同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鉴于当时国内明史研究甚为薄弱、资料散乱、人才不济，吴晗选择明史领域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阵地。1934年毕业留校，专门从事明史讲授和学术研究工作。在清华读书和任教期间，吴晗著成学术论文数十篇，并担任《清华周刊》学术栏主任、参加由郑振铎发起的《文学季刊》编辑工作，尤其是与汤象龙、夏鼐、梁方仲、罗尔纲、孙毓棠等组建的“史学研究会”，注重经济史和民史研究，讲求史观与史料并重，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后来都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研究道路。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中讲道：“一九三零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

　　20世纪30年代，袁震对吴晗治史思想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袁震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受到该校教师董必武、陈潭秋等思想的影响，后加入中国党，积极投身于，大失败后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袁震曾发表《中国地名考》《武则天》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1934年，经朋友介绍，吴晗认识了袁震。在与其思想交流和学术对话中，吴晗的治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他曾说过：“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在吴晗的学术成果中，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着墨不少。如1936年完成的《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将明代工业分为国营、官吏贵族的奴隶手工业、个人手工业以及资本家的工厂，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资本家提供厂房、原料、机械，雇佣工人劳动的真实历史，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东部沿海地区产生时的盛况。1955年，他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报告》中，又对明代出现的许多新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比如对沿海通商问题的探讨中，首先对明代国际环境和国内各阶级诉求进行了考察，然后提出海禁派与驰禁派之间的纷争是守旧地主与新兴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之争，这种斗争将影响明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格局。

　　生产关系的变动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1955年，在发表于《历史研究》的《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文中，吴晗讲到，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明政府采取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农业上，移民垦荒，政府提供牛具种子，垦荒地三年之内不征租税；兴修水利，先后整修了江南和州铜城堰闸、广西兴安县灵渠、上海胡家港、山东登州蓬莱阁河、四川彭州都江堰等；注重增加经济作物产量，鼓励农民种植桑麻、木棉、柿、栗、胡桃、枣等作物。工商业上，推广植棉、改进纺织技术，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北方植棉区域和南方纺织业中心，加强了南北经济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业采取薄税政策，“凡商税三十分取一，过此者以违令论”；改革货币制度，白银取代宝钞成为全国通行货币。吴晗认为，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货币制度的变革、新型商业城市的兴起，都是明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阶级分析法是认识阶级社会的基本方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吴晗采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对明代下自奴婢、上至仕宦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全面、动态的剖析，进而揭示社会运动的趋势和方向。如在《明代之农民》《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朱元璋传》等文章和著作中，他对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进行了深度透视，详细陈述了他们承受的剥削和压迫，对农民报以极大同情。吴晗指出，农民人数最多，对于国家负担最重，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阶级。除了国家之外，农民还要对豪绅、地方官吏、勋臣、胥役……尽各种义务，农民计无所出，只能铤而走险，走上之路。但是，在没有新的阶级出现前，作为阶级矛盾激化产物的农民起义，要么失败，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中国封建社会就在治乱循环中，螺旋上升着。

　　1937年，吴晗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南下昆明，教授通史和明史课程。教学之余，仍从事明史研究，写成《明代之粮长及其他》《投下考》《明代汉族之发展》《明教与大明帝国》等文章。吴晗初到昆明时，生活相对宽裕。但是，随着其家人和袁震的到来，经济负担加重，人口多了，但薪酬却少了。国民政府在推行战时统治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管理不善、贪污横行、贱买贵卖、滥发纸币，导致工商业萎缩、物价飞涨，大后方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与抗战前相比，城市居民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战前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月薪350元法币，1941年相当于战前的32.6元，到1942年12月，只相当于9.6元了。为了维持生活，吴晗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藏书一次次卖掉，闻一多挂牌刻起了图章，冯友兰售卖书法作品，许多教授的家属则在街头摆地摊，卖旧物。农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民变事件不断发生，大后方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吴晗目睹了民族危难之际，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和底层百姓的种种艰辛，思想发生了转变。“1940年以后，来过问我了。”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联大三校有着光荣的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党地下组织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下，1940年，吴晗回到西南联大任教，抗日烽火的炙烤，党人的影响，联大救亡运动的感染，强烈爱国心的驱动，现实生活的窘迫，使其无法安心教书和埋首故纸堆了，他开始走出书斋，进入社会，以笔为枪，写下大量的杂文，对黑暗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了敌人，唤醒了民众，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运动的发展。

　　吴晗对的贪污腐化疾首蹙额。1943—1945年，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痛陈当局贪污之表现与危害。吴晗认为，“内政不修而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清明，虽有外患也不足为患。内政不修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当其冲是贪污，它是万恶之源，其他是因果之果。他还以300年前南京小朝廷为例，借古讽今，前方将士和民众惨遭杀戮，后方一片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之相，这样的政权，焉能不亡？在《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中，吴晗忧愤地写道：九年战争，几千万同胞的枯骨与鲜血，几亿人民的眼泪与血汗，造就一集团的百万富豪，他们不顾人民死活，大发国难财，这一集团就是中国的统治者。吴晗指出，他们是人民更为穷凶极恶的敌人。

　　吴晗对的深恶痛绝。抗战结束后，统治集团坚持，采取了一系列违背的政策。一方面，置广大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于不顾。全民族抗战八年，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过安定的日子，但当局一意孤行，执意发动内战，横征暴敛，滥收捐税，欺骗人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另一方面，对党和各党派的诉求进行武力。废止、成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组成的的联合政府，是党为战后中国所做的安排。实行，建设国家，是各党派的理想。而当局坚持认为，天下只能为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所独有，为此，不惜发动内战，企图用武力消灭党，并下令解散民盟总部，殴打和人士，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吴晗说，当局从昆明打起，打到重庆、成都、西安、青岛、上海、北平，一直打到南京。凡是有人民、有运动的地方，都要打。的使国内各党派、各团体、著名人士、广大人民与其渐行渐远，失望离去。

　　吴晗对士兵非人处境饱含同情。他在《给士兵以“人”的待遇》一文中愤然指陈：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的兵士。未被征调前，他们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几个月的时间，因何落得这般结局？他认为原因在于征调、送兵、归队“三弊”。征调方面，国民政府在征兵过程中，兵源招募负责人往往与地方乡绅、保甲长相勾结，强拉硬派，冒名顶替，受贿替换，屡见不鲜。送兵和归队方面，军队实行官兵有别的政策，农民一旦被征调，备受，缺医少药，不得温饱，而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补偿措施，导致军纪废弛和士兵大量逃亡。据统计，在军队中，士兵逃亡人数与伤亡人数相比，少的时候前者占后者的三分之一，多的时候前者达到后者的三倍以上。为防止壮丁逃跑，强行用铁链将士兵拴在一起，连兵役司令员也承认：确实没有把新兵当。吴晗在文末呼吁，尊重兵士之，给他们以“人”的待遇！

　　1940年，日军攻入云南西部，昆明朝不保夕。西南联大决定入川设立分校，校址位于山城叙永，办学条件极差，吴晗在此讲授中国通史课程。1941年初，地下工作者许寿萼和涂光炽进入叙永分校学习，当他们和其他进步学生了解到吴晗对现状不满、心系光明、追求进步时，加强了与他的联系。皖南事变后，叙永分校贴出了周恩来为追悼阵亡将士写的挽诗，并将事件公之于众，吴晗对围剿新四军、破坏抗战的行径非常反感，增加了对当局的厌恶和痛恨。同年9月，吴晗与其妻袁震一道从叙永返回昆明，途经重庆时，专程去拜见了袁震的老师董必武。吴晗向董老讲陈了西南联大学生思想、组织、活动等状况，董老则从抗日大局出发，与他们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抗战形势，介绍了中国党的抗日政策及延安斗争之情形。这次会见，让吴晗增进了对中国党的了解，心灵再次受到触动，思想得到升华，情感的天平进一步向党倾斜。

　　1943年，董必武派党员周新民、李文宜前往昆明，协助民盟筹建分支机构。是年，中国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成立，罗隆基和周新民担任主要负责人。李文宜和袁震既是同乡也是校友，党组织指派她联系吴晗。在了解了吴晗夫妇对当局的倒行逆施严重不满之后，李文宜动员吴晗加入中国政团同盟，并讲到这个爱国组织坚持团结进步，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反对，反对妥协投降，吴晗欣然接受。同年7月，在周新民、潘光旦的介绍下，吴晗正式成为民盟成员。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将在中国党人的影响和指导下工作。10月，南方局委派党员华岗进入昆明，负责云南的工作和指导昆明的运动。之后不久，华岗组建了主要由民盟成员如吴晗、闻一多、楚图南、尚钺、费孝通等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定期举行集会，研讨时局，学习党的文件，如的《新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成为该会的学习内容。吴晗的思想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写下大量时评政论，加速了与的决裂。

　　1944年10月，中国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改组为中国同盟云南省支部，吴晗担任青年部长，并兼任了民盟机关刊物《周刊》主编，他的许多杂文如《文字与形式》《正告赫尔利将军》《“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不提旧帐和不提联合政府》等都发表于《周刊》上，这些文章针砭时弊，关注民生，呼吁和平，倡导，反对，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反响，该杂志成为大后方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1945年1月，由中国党领导的、旨在团结国统区进步青年斗争的地下组织——青年同盟在昆明成立，为了避开敌人的视线，“民青”的工作常常由民盟出面联系，吴晗作为民盟的青年部长，直接参与了“民青”的许多工作。可以说，他逐渐成为了领导进步青年进行爱国运动的一面旗帜，成为党信赖的朋友。在各种学生进步活动中，尤其是纪念“五四”盛大活动、“一二·一”运动中，他认真贯彻党的指示，统筹谋划、奋不顾身，为推动国统区运动高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阔别九年的北平。不久，被推选为民盟华北总支部委员兼北平市支部主任委员，他协助地下党组织，继续做了大量细致而又琐碎的工作。在一二·三〇运动中，他痛斥美军暴行，动员青年学生、民盟成员及知识分子参加抗暴大；在五·二〇运动中，吴晗组织教授联名发表了《为反对内战运动告学生及政府书》；1947年春，发动知名教授积极营救被当局逮捕的1800多名进步人士，被称为“新运动”；团结一批进步教授，拒领美国救济粮。吴晗还利用军调部代表留下的收音机，时刻关注解放区动态，向国统区人民及时宣传或报道解放区和解放战争的真情实况；掩护、营救党的同志，护送一批批进步青年、党员穿越封锁线，安全转移到解放区，他“实际上成了党的地下工作者”。1948年8月，在党组织具体安排下，吴晗离开清华园，前往解放区，开启了人生新的一页。

　　以唯物史观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历史学习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吴晗认为应该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以是否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促进文化艺术的进步为准则；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资料，应站在人民立场，加以甄别；阶级出身不应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条件，过去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如绘画、诗歌、音乐、雕刻等，其作者都是地主阶级，以此为标准一概否定，是危险的；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大局出发，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不要以单纯的私人生活去评论历史人物，否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关于历史资料与历史研究问题，两者是一致的，没有丰富的资料，研究无从谈起。历史资料有阶级性，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从资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资料搜集可采用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方法，并将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以提高效率；掌握资料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要为研究问题服务。那么，如何学习历史呢？他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中提到，要先从通史入手，在通史的基础上学习断代史和专门史，两者不可倒序；仅有历史基础是不够的，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培养古文功底；等等。吴晗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今天历史学习和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整理国故尽心竭力。1954年，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是现有的版本无标点，不分段落，读起来不方便，应整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还说，读历史需要一本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阅历史地名方位。根据的指示，吴晗很快组织力量，标点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之后，又着手标点二十四史（生前只标点了前四史），希望打造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十四史，以满足高级干部和历史工作者学习历史的基本需要。与此同时，吴晗还召集专业力量，改绘了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此外，他对于编年体明史《国榷》《元明笔记史料丛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资料的出版投入了大量心血。

　　为普及历史知识不遗余力。吴晗认为，历史是一笔无比珍贵的遗产，只要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对于人们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水平，改变我国文化赤贫状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信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将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要做好历史普及工作，让人人都能了解本国和外国的历史。于是，在他组织下，从小学历史教科书开始，改变过去以朝代为纲的编写惯例，根据儿童特点，选取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和事件，按故事形式编写，备受教师和学生的喜爱。与教科书相配合，之后又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1962年，《外国历史小丛书》和《地理小丛书》也相继出版。这些小丛书每本约2万字，文字通俗易懂，内容生动有趣，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在繁忙的行政和社会工作之余依然笔耕不辍。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工作非常忙碌。但是，他依然保持学者本色，勤奋耕耘，写下大量著述，既有《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朱元璋传》《朱元璋的队伍和政权的性质》等学术成果，也有《海瑞罢官》历史剧。但更多的是杂文，其中他耗费了许多笔墨，谈论骨气问题，在《谈骨气》《文天祥的骨气》文章中，开篇第一句都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正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即使遭受期间，他也始终坚持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正直知识分子的骨气。

　　综观吴晗的一生，始终坚持正义，追求进步，学以致用。年轻时代，他是心怀爱国之心的明史专家；在目睹黑暗和遭受生活困顿后，走出书斋，以笔为枪，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还学术于社会”，从自身专业领域出发，为繁荣新中国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运用党史资源提升高校思政课铸魂育人实效性研究”（2022-JCZD-10）、河南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项目（SJDZXYB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