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赵广军(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在思考辛亥问题时,章开沅先生提出的“三个一百年”的大视野和新思考可资借鉴,“三个一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百年的展望”,这提示我们要以过去、当下、未来的长时段眼光重新审视和认识辛亥。过去,我们所关注的多是辛亥本身与辛亥以来一百年的历史演进,而习总在纪念辛亥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展望了由当下至未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因此,在思考辛亥丰富的蕴涵时,应该从历史演进逻辑和现实逻辑来考量辛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
家国同构的形态是传统中国的理想,现代性的家国同构更是辛亥时期诉求的逻辑起点。辛亥推翻君主的帝王的家国,逐渐在深刻社会变革中建立起具有现代性的家国。在回溯话语构建时,我们发现辛亥前后的历史文本中,“家”是叙述“国”的开始。20世纪初陈天华《猛回头》开篇即是哭唤始祖公公、叫一声同胞弟兄,以家事叙及四万万人的国事。陈天华劝世人猛回头,直接称呼“俺家中华”,声声道出了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情感。同样的叙述手法使用在了甚为畅销的《警世钟》中,文章开头,陈天华就惊呼国破家亡的惨景即将来临——国被列强环伺、家被摧残败落,因此告诫世人:“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要“尽忠报国”“毁家纾难”以救国救家。陈天华所期盼的醒来的国人“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家是其话语构建之开始,而国家的复兴往往成为最高的追求。
辛亥之际的叙事中,“家”是叙述的开始,“国”是叙述的终端。“恢复中华”的号召在推翻满清统治之后,逐渐在的话语中演变为“中华振兴”,进而演进至百余年后的当下全体华人共同期盼和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使命。辛亥话语中的家国表述实际上体现出来的是现代性家国同构的共致富裕富强的美好愿望,更体现出辛亥志士、民众的国家认同和追求国家富强的奋斗目标。辛亥推翻清王朝而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再经由中国党由“”到“建设”“改革”的为国家富强的努力和实践,为民族复兴奠定了、经济、文化基础。从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到时代的天下国,从内在自我的封闭到全方位的胸怀开放,使当下中国在顺应世界潮流、融入国际社会中逐渐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这便要归功于“辛亥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或者应该说,辛亥开启民族复兴之门,中国党找到了复兴之路。孙中山等辛亥先驱所渴求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的美好愿望,在当下已部分实现并继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途上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中国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既继承了辛亥又远远超越了辛亥“振兴中华”的理想。从当下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视角观察历史和未来,更能体现出其追求的新起点与价值性,是历史逻辑与逻辑统一的延伸。
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形态有着与生俱来的反之内在规定性。辛亥之际的处于与祖国分割的日据时期,内在的原因即所谓的“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在国难离乱的状态下,辛亥志士就多有统一的情愫。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将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孙中山先生在创设兴中会时就明确提出“恢复,巩固中华”的政党组织的统一诉求。1912年,孙中山先生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宣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而的爱国志士也致力于先“救祖国”才能救的追求,投身、回到祖国……两岸辛亥志士表现出互助互救的愿望和热情——统一并实现民族复兴。在中华临时政府的会议上,义士、诗人丘逢甲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辛亥在当时的岛内是得到深刻的共鸣的——“祖国”的宣传、反对日据的起义、中回归的愿望等。辛亥极大鼓舞了岛内同胞,回归祖国的现实诉求骤然增强,抵抗日据殖民势力,积极开展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抗日组织设定“驱逐日寇,光复”的武装斗争目标,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后,两岸都表现出统一的渴求和诉求。义士罗福星被日本宪警逮捕入狱所撰《祝我词》,其中说“中土如斯更富强”,表达出希望祖国富强的心愿与祝福。辛亥的烈火无疑也点燃了岛内心向祖国、期待统一的火种,极大地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南投、嘉义、台中各地反日本殖民的起义此起彼伏。
孙中山先生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辛亥中的问题是收复问题,是统一问题,更是在辛亥走向民族复兴话语中的现实使命和历史任务。从辛亥后的南京临时政府看,问题既是现实的问题,的收复和统一问题又是向后延伸的历史问题。在当代来看,当下的统一问题又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习总在纪念辛亥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正像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历史记忆层面,辛亥已然成为两岸追求独立、的共同历史记忆,更是国家层面的统一大义。“”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因此,作为历史事件的辛亥,成为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纽带。家和睦、国统一的叙事逻辑成为纠正岛内对辛亥历史认知错乱、颠倒混淆而必须进行的历史真实的还原。近代历史上,岛内有先贤义士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有孙中山先生实现祖国统一的号召和诉求;在当代,两岸民众有统一的民间愿望,中国党有实现统一的足够信心,更有信心带领两岸以融合之态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中国党人是孙中山先生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相对于辛亥及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族复兴,中国党不断实现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和辛亥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深刻的发展。比如继承孙中山先生等先驱所没有完成的,民取得了新主义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爆发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近代,也是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劫难之时。被侵略、被的国家,何谈民族的整体性复兴?但是,一代代仁人志士仍为此孜孜以求,正如习总所指出,“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复兴”是辛亥之际志士追求的目标,更成为当下中国启迪未来的最好的关键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以历史演进逻辑来看,辛亥志士们所提出的多是“振兴中华”的号召,进而演进至中国党人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亥是从振兴到复兴的一个起点。陈天华洒着“国民泪”来“唤醒国民迷梦”,邹容的疾呼更具气魄——“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孙中山先生疾呼“拯斯民”,者所称“之旨”,意多在“振兴”二字。从己推演至人,邹容《军》有称“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从个人的“微物”“微识”到亿兆之国家的觉醒,这是民族独立和中华振兴的一个大前提。在逻辑层面,辛亥所揭示出的、振兴等主题也有其演进逻辑。辛亥功成,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简述中华缔造之始,以国民之力尽扫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宗旨,完成国民之志愿,而达成的一个政权建国的目的是“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尽职尽能“必使中华之基础确立于大地”,新政府是“时代之政府也”。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演说逻辑中,推翻“尽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公意所由正式发表者也”(《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鉴于政权新生,南京临时政府强调“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希望得到列国承认,共同推进世界文明发展。如今,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辛亥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性复兴运动的起点,因此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历史角度看,从辛亥志士的家国情怀,到维护国家统一,再走向民族复兴三层蕴涵,呈现出历史视角下的理论逻辑与历史演进逻辑的高度一致性。辛亥前后,中华民族经历了民族复兴的观念性变革,从觉醒、探索到制度确立,呈现出三部曲的历史演进,具有深邃的理论意蕴和严密的逻辑层级。在演进中明显具有价值内涵丰富的逻辑主线和内在理路,同时也明晰地标明了民族复兴的未来走向。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从辛亥开始进入新式的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也使复兴由此而始。毫无疑问,辛亥是中华民族现代性复兴的历史演进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和起始点,而当下的民族复兴更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历史重任。回望过往,展望未来,民族复兴大任始终如一地成为前人和时人共同的诉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去一百年在路上,如今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梦已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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