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遵义会议”最伟大之处，无疑是“认错”。但“认错”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认错”的过程还需要艺术，特别是完成“纠错”过程有5条经验可鉴。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先由博古做报告，对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做总结。就报告中“博古同志认为自己没有错”，作了长篇发言：

　　他谈的第一个问题：“到底错没错”？批驳了博古将失败原因归于派力量太过于强大，批驳了博古将失败原因归于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默契，后勤补给工作没有做好。并强调指出：“以上种种，都说明他没错是站不稳的。博古同志：犯错并不可怕，只要能勇敢的面对，勇敢的改正。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不认错。”

　　他谈的第二个问题：“到底是错在哪里”？总结博古同志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三个主义”：第一，进攻时的冒险主义，“中央下达死命令去攻打漳州，我们的红军就不会一下损失了3000多人。”第二、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硬逼着我们与10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打堡垒战、阵地战、持久战，结果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又失败了。这就好比“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怎么能不输呢？”

　　他谈的第三个问题：“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出逃，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连苏区结婚证证根都带着，甚至好多战士都开玩笑调侃说：就差马桶没带上。这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当时，我站在湘江边上的时候，看着数万红军战士，为了运这些废物倒在江水中时，我的心也在滴血，就为运台油印机呀？小战士扛着硬撑着过江，累的直吐鲜血呀！”

　　与会人员压倒性支持的发言，纷纷批判左倾军事指挥错误。“遵义会议”做出四项决议：增选为中央局，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同志为最高军事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拍板人；局应该再进行适当分工，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局审查之后，再发到各支部讨论。

　　“遵义会议”是中国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在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其一、“左倾”教条死不认错。自被“左”倾教条统治的党中央，已给中国造成近乎灭顶之灾，可“左倾”教条死不认错，甚至“遵义会议”后，还多次企图为其错误“正名”。这都充分说明，让“左倾”教条主动觉悟，已是绝无可能，期待“左倾”教条主动认错，更是缘木求鱼。

　　其二、反思“左倾”教条需时机。若过早指出“左倾”教条的错误，会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错误其实过去早就发现过，哪个敢说，说了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这顶帽子吓死人哪！”所以，反思纠正必须在“两个不能”出现时，既，上层感到不能在旧轨道运行下去，下层不甘在旧轨道运行中无谓牺牲，反思与改变的时机就到了。经湘江血战造成的惨痛牺牲，深刻教育了全党、全军，上层与下层不可遏制地展开了，对“左”倾教条错误的反思。

　　其三、“认错”需要一个过程和艺术。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认错”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而且，进行“认错”的过程需要艺术。“通道转兵”只改变战术性行军路线；“黎平转向”只确定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战略方针；“猴场转战”只决定发起突破乌江战役；“遵义会议”只解决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问题，并未涉及对“左倾”教条的思想路线和路线错误进行全面批判。

　　其四、“认错”必须在组织框架内进行。尽管“左倾”教条罪孽深重，朱德、彭德怀都明确表示：“如果继续这么领导下去，我朱德还有全体的战士们，不会跟着你们走的”。但解决“左倾”的“认错”和“纠错”，都在组织框架内进行，这不仅保证了“认错”和“纠错”的正确性，更保证了“合法性”，也才保证了“遵义会议”光照千秋！

　　其五、必须有伟大英雄领头扭转乾坤。让“左倾”教条“认错”，并能“纠错”，简直难如登天。但历史选择了，也选择了历史。这样伟大的英雄，不仅顺应历史潮流，顺应红军将士的愿望，还有只手回天的能力，才完成对“左倾”教条的“认错”与“纠错”，站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才真正有了自己杰出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