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穆时英自光华大学毕业，毕业后就面临着一个怎样谋生的问题。按理说，作为享有一定声望的作家，穆时英完全可以考虑走入“职业作家”的行列，靠为各报刊写稿、出版作品为生，但是，这一职业是否可以维持其较高的个人生活水准，并承担其作为穆家长子而必须承担的养家的使命呢？

　　陈明远的研究指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的文坛和报界，除了像鲁迅这样的大家享有优偓之待遇，大多数“职业作家”和新闻业人士的收入尽管高于一般民众，却仍无法为自己提供稳定的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需要做兼职教师以换取更多的收入。为报刊撰写文章，一般的稿费是每千字一至三圆（国币一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三十五元，2009年人民币七十元），最低时则只有五角钱。 出版书籍的收入，若是抽取版税，标准一般在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若是按字数付稿酬，或是一次性由出版商卖断版权， 则其情形不一。不过，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财观念，因此时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作家们，往往比较欢迎后面这两种方式，因为可以拿现钱救急。

　　保罗·贝德在研究中，就援用过鲁道夫在《中国的版权》一文中的说法：“中国只有梁启超、鲁迅、胡适、林语堂等四人能靠写作过日子”，并进一步指出：“的中国作家都不得不靠收入，绝大多数人是靠教书。还有一些人，如郁达夫，终年穷困，到处漂流不定。” 当然，在低廉的稿酬收入和几乎空白的版权保护制度之下，最倒霉的还是诗人。抗战爆发以来，这种“职业作家”朝不保夕的经济情况，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的刺激而更加突出，以致著名诗人、作家饿死数位，几乎不能称之为新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甚至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以救同仁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其征集、募捐之举可谓杯水车薪、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在彼时，相比于普通民众，作家学者的日子尚可勉强对付，不过操弄文字者惯于叫苦、发愁，因此也容易给人一种“白发三千尺，缘愁似个长”的刻板印象。其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战前，上海的职业作家的收入相对还好一些。如果矢志成为“职业作家”，同时还能托关系进到一家报馆兼差，比如担任副刊编辑，每月便又可领得一笔不低于四十圆而又不高于八十圆的收入，而专门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可得三十圆或四十圆的收入。 这样算起来，稿费和兼职收入，也不少了。然而，不要说刚走出校门的穆时英，一时间没有这样的兼差可以打进去，就是是否有野心、能力成为“职业作家”，恐怕还有点儿犹豫不决。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还拥有大学士的文凭，似应该寻找一份专门的工作，再谈其他。当时，上海的大学生从事专门工作，月薪可达八十圆 ，加上稿费等等其他收入，似应可维持其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以及他个人即将建立的婚姻家庭生活。

　　然而，这笔维持其家庭生活的费用究竟需要多少？由于生活习惯、标准的不同，普通人家和穆时英所在的一向非常富裕、阔绰的家庭，所需要的花费必然有所不同，我们其实很难估量这笔费用的数额。但在1930年代之上海，维持六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却可以大致推知。当时一个拥有四位家庭成员的工人阶级家庭，每月全家的生活费不到五十银圆，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足十二圆五角（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的四百三十七元五角，2009年人民币的八百七十五元）。以这个标准推算六个人的最低生活费用，其全部固定的开销应不超过七十五圆。 而每月至少开销七十五圆，也就意味着，一个没有任何兼职的文艺副刊编辑，辛苦工作两个月，个人只允许支配少得可怜的额度，以确保其余全部收入可以维持这一开销。

　　但最低标准的七十五圆，和当时文坛消息所谓穆父亡故后穆时英“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的记载实在相去甚远。在现代书局出版的一份刊物上，一则《穆时英叫穷》的消息就曾不客气地批判道：

　　《南北极》、《公墓》作者穆时英，自老子死后，一家开支，都要他负，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致终日呼穷。近闻以新作《五月》向《新上海》接洽，以每千字四元的Cash 的条件脱手，弄得数百元。据云该钱均付家内开支，自己分文未用。然又有人亲见其仍在跳舞场走动云。

　　然则，从今天我们的立场看，获得高额稿费，拿现钱救急，对一作家而言，其实无可厚非；至于保持跳舞的爱好，更不知有何嘲弄的必要。特别是当我们考虑作家本人何以如此行事之时，应能明白，这一笔不菲的收入，虽能救得一时之急，却无力从根本上纾解其长期的养家之困。倘若此记录属实，穆时英确实“每月至少需二三百元”的话，那他就得付出更多的劳动、发表更多的文章才行。可资比较的是，同样是作为“职业作家”，同样需要养活北京的母亲、前妻一家（及其下人）和上海的家庭生活，鲁迅的情况就好很多。

　　上海时期的鲁迅，以“职业作家”或令其自豪的“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每月平均收入达七百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的两万元、2009年四万元左右）。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作家的年收入，超过之前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多。这一丰厚的收入，除了养家糊口、维持其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以外，还有相当的剩余，比如，他用于购置图书，支持并与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青年人创办文学杂志、出版社，自费印刷出版书籍等等。单是其购置图书一项，自1912年到1936年，就耗资一万三千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四十五多万元、2009年九十多万元），占其总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 由此可见，非常丰厚的收入，是鲁迅坚持“韧性的战斗”、追求其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经济基础。

　　鲁迅本人很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面对想要走出家庭的“娜拉”，不忘提醒其要有经济权的保障：“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穆时英就更需要一大笔钱来养家糊口，但他既没有鲁迅的文坛地位，也不是张资平、张恨水那样的高产作家，赚钱的门道在哪里？首先当然是谋得一个固定的职业。作为一个爱好文学、艺术且已取得相当成就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既不愿意走入仕途也不愿意（抑或不能）经商的读书人，他的职业生活将从何处开始？

　　这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三十年代因经济萧条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一历史背景。叶文心根据1934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估算，1933年全国范围内失业的大专毕业生高达四千五百人，占全部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这一高失业率引发当时社会对新式高等教育的担忧与质疑。 如果说这个数字稍嫌枯燥的话，不妨再来看一实例。即如穆时英的一位学长，在结束光华中学、大学阶段的教育后，仍缺乏就业能力，其反复考虑、并无一合适之出路：

　　银行商店，宁愿雇佣小店钱庄裏学徒的，不敢领教大学生；去教书罢，都市教育界都是有系统有派别的，你不肯吹牛，不善拍马，很难久入他们的圈子；回老家去从事乡村教育罢，不带上假面具老实的说：我没有沽名钓誉的本领，更没有万能博士的技能，那种待遇，谁愿去？何况我们堂堂大学生，犯不着去抢师范化子的饭碗。入机关里办事，虽是中国大学生一般的（其实人都已视这为可耻的），可是我，无有攀援，同时我又不愿混进那些剥人及吮人血的衙门去助桀为虐。……那么究竟那儿是我的出路？！我想不出，我苦思不得解决，我唯有期待合理的社会来指示我，上轨道的国家来照顾我。

　　世代经商的家庭传统、社会网络可能帮助了穆时英。据《穆时英年谱简编》记载，毕业后其曾“到一家洋行任职”。 穆丽娟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有资料称穆时英于1934年被洋行开除，但不知其根据何在。我们唯一清楚的是，在这年夏天，他和一位著名的伴舞女郎仇佩佩（亦写作仇飞飞、裘佩佩，真实名姓待考）结婚。他们可能有过一段甜蜜的新婚岁月。新婚时，他们曾“租住在虹口区最现代、带有卫生间、浴缸的新式公寓”， 沉浸于无忧无虑的二人世界，但不久，却因为难以负担高昂的房租，搬进了江湾路一处友人的居所，这里是刘呐鸥的私人房产，热情、好客的主人将它提供给文艺界的青年朋友居住。可能直到穆时英离开上海，穆时英和新婚燕尔的妻子都在这里居住。

　　这里不仅环境优雅、风光如画，而且因为有刘呐鸥支持，物质生活水平优裕，更重要的是，还聚集了一群可以谈书论文、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杜衡、高明、杨邨人、戴望舒等人。穆时英曾撺掇他们共同的朋友叶灵凤也搬来同住，在写给叶的这封信里，可见他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白天可以袒裼裸裎坐在小书房里写小说，黄昏时可以到老刘花园去捉迷藏，到江湾路上去骑脚踏车，晚上可以坐到阶前吹风，望月亮，谈上下古今”。给施蛰存的信中，还记录了这些文艺界朋友另外的特长与嗜好。例如，戴望舒在写诗之外，另一种“特长与嗜好”是打野狗，在乡间的一礼拜中，至少打了十七头野狗；杜衡正对赌回力球“兴趣绝浓”，“谈起拉摩司来，那眉飞色舞的样子，——嗨，不得了！” 穆时英本人的兴趣则更为广泛，跳舞，，到跑马厅、跑狗场游览，观看体育运动，听音乐……当他在自由地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发展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时，身边怎么可能缺少太太和朋友的陪伴？

　　这段与爱情、友情相伴，尽情挥洒青春的美好时光，也永远地铭刻在了这群青年作家一生的记忆之中，但对穆时英而言，都市生活的重担仍如挥之不去的阴影，时常困扰着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笔者查检到的另外几则文献资料就显示，在洋行的正式工作之外，1934年的穆时英不仅通过发表文章、出版作品获得稿费收入，还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了在两家学校里担任兼职教师，以确保他们全家六人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及正常开销。这两家学校分别是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滨海中学，均不甚知名，前一所更连“野鸡大学”都算不上。

　　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成立于1934年3月，一说由汤增敭创办， 一说由狂流文学会、中华国学研究会等团体主办， 是一所主要实施函授教育的私立学校。下设世界文学系、中国文学系、中文专修系，招收初、高、预科各种学制之学员，教师队伍更有八十余人。穆时英即是该校第二批所延聘三十余位教授之一：

　　筹备已久世界文学函授学院，于三月 日成立。闻该校规模宏大，课程完备，最近除已敦聘国际负有重望之作家五十余人外，又续聘叶灵凤、施蛰存、孙师毅、穆时英、黄绍年、徐学文、王坟、何家槐、徐则□、周起应、谷非、何嘉、林微音、刘呐鸥、顾□灵、徐转蓬、傅彦长、黎锦明、杨邨人、黄天□ 等三十余人为教授，切实指导，严密审定各系讲义。最近该院之中国文学系世界文学系专修系之初高预科各级，均招收学员，章程附邮八分即寄，院址在上海西门中华路蓬莱里一号云。

　　滨海中学也是一所小有名气的私立中学，位于法租界陶尔菲司路（今南昌路东段），后搬迁至公共租界南阳路。 该校办学历史较长，设初、高中二部。为招徕学生，尤其内地学生，先后礼聘了叶永蓁、孙俍工等许多新文学家进校教书，并大作广告。 1934年的穆时英，同样也是该校新请的特约讲师：

　　本市陶尔菲司路滨海中学，自开学以来对于教学方面力求改进。所聘教员俱系一时之选， 学识经验均极丰富，现投考新生甚为踊跃。闻高校所聘特约药[讲] 师均系社会名士，文坛负有盛名者，如各大学院长主任教授等。现又续聘余楠秋、康选宜、叶永蓁、汪馥泉、胡叔异、杨邨人、穆时英、余慕陶、周乐山、林众可、汪倜然、孙良工、胡寄尘、黄震遐、余朴盛、马良、何嘉等为特约讲师。

　　有意思的是，杨邨人、何嘉和穆时英三人，同时出现在这两所学校的教师名单上。前文曾指出，杨邨人与穆时英的友情，早在刘呐鸥的江湾路寓所已经开始，此番成为成为滨海中学同事，也许二人相互介绍、推荐亦未可知，但穆时英与何嘉之交谊，何时开始，以何相交等等，则暂不可考。

　　此时的穆时英，混合着谋生的需要和征逐文坛的雄心，还和叶灵凤创办了一份刊物，发行方为当时上海一家以专门出版杂志为主要业务的大型出版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于1934年10月创刊的《文艺画报》，是一份试图消费“新文学”和先锋艺术的杂志。也正如编者所预料的那样，“文艺而称为画报，也许有人见了要叹气，觉得未免太‘海派’了”。 当月25日、次年2月28日，左翼文学泰斗鲁迅，接连发表两篇杂文，批评该刊物创刊号已经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 ，所载外国漫画是“漫画而又漫画”，不过是“挂着‘文艺’招牌的杂志”。鲁迅的严厉指责，确如论者所言，不免挫伤了穆时英和叶灵凤的办刊热情。另外，穆时英等人还可能遭遇到一个近现代杂志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即因其读者不广、营销不力，出版商无法赚钱，发行未久便听之任之，由其停刊了事，《文艺画报》一样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故而难逃厄运，于1935年4月出版第四期后宣告收摊。

　　1935年春天，穆时英进入《晨报》馆担任副刊编辑，这意味着他在兼职的收入、稿费之外，终于再一次拥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显然，无论是作为洋行职员的穆时英，还是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滨海中学特约教师穆时英，抑或是作为国民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临时工作人员的穆时英，或是进入报馆作副刊编辑的穆时英，都是一个身无长物、却必须在十字街头，为谋生作出各种努力的活生生的人。此类情状，当时或不免横遭非议，但今人似无须再从道德主义、党派等等特定的立场和角度重弹老调。

　　自光华大学毕业，至1936年暮春离开上海，为解决生计问题而必须四处设法的穆时英，发表了大量良莠不齐、体式不一的作品。与之前相比，虽然只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和《圣的感情》），但其创作数量呈一相对激增之趋势。这些匆匆发表的小说、杂文、散文、电影评论中，只1935年这一年，刊登在其所编辑的《晨报·晨曦》副刊和《小晨报》上的，就有近六十篇之多。

　　这些数量激增的作品，除了对当时的流行影片的评论和关于如何摄制、剪辑、制作电影的技术性探讨，暗含了穆时英毕生对现代电影事业的兴趣，开启其电影批评、研究及实际编导的方向，奠定了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大多数的杂文、散文并没有完全超出此前的创作水平。虽然很可能此时穆时英已经开始其长篇小说写作计划，但公开发表的许多小说都是片段性的、未完成的。

　　然而，即便承认穆时英为职业、生计发表了一些松松垮垮的作品，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在文学创作和新闻编辑领域试图一展身手的雄心。这可以从其1935年末发起的“晨曦文艺社”这一文学团体中看得出来。据该社《成立宣言》所示，至12月14日宣布正式成立，已有来自上海和上海之外的二百四十人自愿加入该社团，“勇敢地站起来，和我们的命运战斗。我们应该更刻苦地训练自己，使自己成为更坚强的人！” 穆时英被顺利地选举为文艺社主席。

　　不过，这里所谓的“和我们的命运战斗”云云，实在只是国民政府禁止明言抗日下的委婉说法。除了国府在言论领域的控制，在当时，无论是在一些文学精英和精英中间，还是在民间，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必将战败的说法也甚嚣尘上，因此，穆时英才号召社员“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以意志克服必然！这是我们的信仰：在这共同的信仰下，我们把自己组织起来。”

　　这一号召中出现的“命运”、“必然”，还是“意志”、“组织”、“信仰”等等，也许只是袭用廉价的爱国口号、修辞，甚且，成立这个文学团体，除了其与左翼文学家、批评家团体对决的私心，在客观上也可以帮助他解决所编副刊稿源不足这一职场工作难题。同时，再看其详尽的工作方案之计划、运作章程之拟订、设立总社和分社及流通图书馆之提议，并将“晨曦文艺社缘起，总章，理事会组织规程，工作方案，入社志愿书，和登记表”六种资料全部付印，然后再一一寄付有兴趣加入的读者等等细节，我们 不难推知，此社之发动、发展应是其一腔热情所系，故此不惜投注大量的精力和心力。

　　但很快，这个以穆时英所编辑的《晨报·晨曦》副刊为中心的文学团体，随着1936年1月20日《晨报》的关张而风流云散。回视该社之存在、活动时间，尚不足两月之数。但社团关门事小，重要的是，穆时英本人又一次失业了，其“颇不得志”的传言迅即见诸海上文艺新闻、报道，好在有惊无险，他不久又得以挤进《时代日报》副刊部的大门，重操旧业，暂时地与“贫困”二字分手。

　　依赖着副刊编辑的收入和发表大量报刊文章的稿费，而维持着惊人的都市生活开销的作家穆时英，正如其所服膺的西方哲人尼采笔下那匹“驮着重担的灵魂”和“一切沉重的东西”的骆驼，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着人生的漠野驰去，“你永远看不见骆驼掉眼泪，骆驼永远不会疲倦，骆驼永远不叹一口气，骆驼永远迈着稳定的步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