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炒股人士一样，财经媒体的新闻人对财务报表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很重要。广东《新快报》一记者因被中联重科报警而遭长沙警方带走，说法是三宗罪，其中一条是“捏造中联重科一年花掉广告费5.13亿，搞‘畸形营销’”。

　　仔细追究起来，三宗罪都算不得捏造事实，因为毕竟有公司年报、外部信息等作为出处，但误读是少不了的。当事记者应是使用了工具软件统计A股上市公司年报，提取了广告费的数据，报道的时候或许没有查看第一手资料——公司2012年报。年报中财务报告原文中，在总额超过33亿元的销售费用下有“广告及业务费等”5.1289亿元。一般而言，从事财经报道的记者应具有基本的财务报表常识，知道“广告及业务费”与“广告费”的个中差异。

　　第一手资料的故事并未完结。就在本周五，上海一家财经报纸报道《中联重科受累财务造假纷争 两日市值损失33亿》，引用网络文章说：“对于备受媒体质疑的‘销售和财务数据造假’，中联重科连续发布了两次澄清公告，一次是5月29日，另外一次是7月26日。……‘飞草’认为，中联重科这两次澄清公告‘前后矛盾、不打自招’。”报道前一段貌似陈述的语句，其实也来自网文，实际上7月26日中联重科没有发布任何公告。可能是网文作者笔误，而记者在文中说“查阅中联重科历年定期财务报告”，注意了查财报忽略了查公告。但这是比误引广告费更轻的瑕疵，对基本事实不构成伤害。还有更前沿的第一手资料，那就是爆料人给的资料，从这次纠纷来看，也是引爆中联重科对其中一些报道不满的因素。

　　中联重科抓住了新闻报道的一些瑕疵，意外地把自己逼上了一条歪路，《新快报》的报道有瑕疵但算不得“捏造”，记者报道新闻作为职务行为，公司应该起诉报社而不是请警方抓记者。中联重科一度高调表示将就此召开发布会，后又取消，表示“中宣部已介入关注案件，中联重科认为案件一定会有公正处理。”

　　介入，应该不是调查记者的经济问题，而是意在中联重科的巨额招待费。中联重科方面日前表示5.13亿费用中广告费不足1亿，其余为推广费、差旅费等等。不光“广告及业务费”具体是怎样组成的、其中含有多少招待费需要调查，列入销售费用而没有名目的“其他费用”高达10亿元，亦应是的关注对象。

　　商战无情，在与同行近年的贴身肉搏战中，各种负面信息流传，以至于中联重科年初公开辟谣媒体关于财务造假的全部嫌疑，年中又委婉承认“针对近期的举报，本公司业务部门进行了内部核查，发现举报材料及媒体报道中所列举的案例和数据，部分内容与本公司基层业务信息相符”。

　　虽有三宗罪，但记者所质疑的问题无一属空穴来风，从这一点上来看，《新快报》在报道中的瑕疵比公司本身隐藏的信息要轻。公司财务信息中藏着的隐患，若经得起这波媒体质疑及等方面的调查，那么中联重科将因摆脱重大信息上的不确定性而获得市场的补偿，成为一家更加强大的行业龙头公司；反过来看，若更多不利信息漏出，则危机刚开始。

　　最后，近期有投资人士因质疑公司信息而遭拘、有记者因质疑公司信息而遭拘，信息的流动性和交互性本身是资本市场的生命力，虚假信息应该被追责，而研究那些信息是否虚假的行为应获得基本的权益保障，不然就只剩下政府部门来区别各种造假。从以往经验来看，这是政府忙不过来的，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信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