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城市品牌节庆活动与“东亚文化之都”建设论坛在哈尔滨举办。“东亚文化之都”是中日韩机制下创建的三国文化领域的重要品牌。自2012年启动以来,中国已有泉州、青岛等城市荣获“东亚文化之都”称号,济南和温州也于今年5月顺利通过“东亚文化之都”终审答辩。 在历史上,东亚诸国有着众多文明的共性,形成了以汉字及儒学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新近出版的《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是美国汉学家何肯的一部力作,该书回到东亚世界诞生的原点,探讨秦汉至隋唐时期东亚历史发展进程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给当代东亚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思考。 □德霖 汉字是“黏合剂” 东亚主要指的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这五个国家构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圈”。在国际学术界,“东亚化”又可称为“汉化”,或者“中国化”,区域内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汉字及儒学,而这两者最初都是从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区起源的。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指出,就事实而言,在诞生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华帝国周边找不出能与之匹敌的政权,无论就行政架构、文明程度,还是经济水平而言,都是如此。因此,“东亚文化圈”的原点毫无疑问在中国。 东亚地区并不是一个相对集中的语言区。它既包含了以日韩语为代表的欧亚语系,也包括以汉语为首的汉藏语系,同时还囊括了越南语在内的南亚语系。然而,它却又将大量其他相对集中的欧亚语系国家,以西以南的其他汉藏语系地区以及今东南亚地区在内的广大南亚、南岛语系国家剔除在外。因此,口头语言并不是东亚地区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东亚地区的书面语言却曾经高度相似。前1100年至前800年间,伴随着航海贸易的展开,亚欧西端的腓尼基人将字母文字传播开来,而这一文字也几乎成为今天西方世界通用的书写工具。相对的,在亚欧的另一端,中国殷商时代古老的甲骨文走向成熟,并成为后来中国书写文字的源头。 随着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张,汉字也向周边地区传播,并最终遍及中国、越南、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地。直到19世纪以前,汉字与古典文言文一直是整个东亚世界通行的书写工具。 据1864年至1866年江户时代最后一部图书目录所示,日本的幕府文库仍有65%是汉文书籍。而在朝鲜,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古典汉语一直是其官方语言,也是最为倚重的书写文字。战后,朝鲜半岛的宗主国由中国变为日本,此时朝鲜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才开始觉醒。而汉字作为越南的书写权威逐渐受到破坏,也要晚至1860年以后,当时法国殖民政策及殖民势力开始渗透,并一度遭到汉字文化的抵抗。而对中国自身而言,古汉语最终遭到废弃,并过渡为现代汉语,是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 文字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古代,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太学、国学及其他形式的私学十分盛行,而以古典文言文编定的一系列儒家典籍常常被指定为官方教材,专供儒生学习消化。 在何肯看来,其结果就是,整个东亚世界的知识阶层最终形成了高度统一的文化共识。虽然东亚世界各个地区的口头表达互不相通,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古代的东亚世界通行相同的文字。文学语言共通,文化标准自然也彼此相通,其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 儒学是“通行证” 秦汉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起点。朝鲜半岛以及越南北部一带,当时尚在秦帝国的疆土之内。再向外延伸,则是游离的史前部落。而日本诸岛,此时正处在渔猎文明向农耕社会的过渡阶段,文字尚未出现。罗马、印度等国则太过遥远。由此不难看出,早期中华帝国的外部周边,基本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对手。 对于随后逐渐兴起的日本、朝鲜、越南等独立的文明国家来说,中华帝国无疑为其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唯一范本。公元前1世纪以后,自战国及秦代以来一直推行的“法家”思想,不再被视为华夏的及文化纲领。相反,儒家学说开始被汉帝国及后来的政权尊为正统。这时,新生的东亚世界开始与中华帝国发生碰撞,并渐渐向儒学文明靠拢。 儒学影响力的扩大与其基本主张有关。儒家思想中的“仁者治国”理念,不仅适用于国内事务的处理,还适用于华夷关系的应对上。《论语》有云:“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以,在与秦汉帝国交往过程中,古代的日本、朝鲜、越南较多地受到了儒学的影响。 实际上,儒学立国的外交思想在于“羁縻”,使得“殊邻绝党之国,钦风慕化而至”。与秦及罗马帝国通过军事手段而使异族“表面臣服”不同的是,儒学提倡治国以“德”,并以自身的仁政感化外邦,即所谓的“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这种相对友好的外交模式,对周边的国家来说颇具吸引力。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注意到,儒学这一表面上看“略显荒谬而且不合实际”的治国方略,却被东亚社会广泛接受,并延续使用了两千余年。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思想是近代科学诞生以前的科学理论,它讲求同类相通,“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 儒家观念中的自然伦理秩序也传播到了整个东亚世界。儒学对社会施加影响的核心机制在于“榜样效仿”,即树立正确的榜样以供效仿。万民都注视着人君,而人君治理万民,最佳的策略无疑是“正身”以作为万民的榜样。 显然,典仪、礼法对气候或地球转动可能无法产生任何实际的作用,但对于遵从礼法的民众却有深刻的影响。通过对儒家礼法的仿效,一般民众得以自我约束,社会秩序也得以维持。这套理论得到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认可和推广。 站在国际汉学的视角,何肯认为,儒家学者有意识地推衍出了“政府最小干预论”的观点,它将儒学伦理观念与道家学说中的“无为”观念进行了糅合,故而与“法家”所主张的暴力治国观念相互冲突。 具体说来,儒学的治国对策在于“减赋税,轻徭役”,并“举孝悌,恤黎元”。“德政”背后反映的正是儒学理念中的“人本主义”。 分道并未扬镳 天宝十四年(755年),大唐国土上发生了堪称中国历史分水岭的安史之乱。从安史之乱直至唐朝最终灭亡,这一百多年的时间见证了东亚世界一个时代的终结。 894年,日本列岛上的大和国家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活动。而在朝鲜半岛上,935年,新罗灭亡,高丽王朝取而代之。至于岭南地区,939年,交州一带(今越南北部)最终在安南都护吴权的领导下,永久性地独立出中华帝国的版图。总之,东亚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在中国,这种变化最为持久,也最为彻底。这时,严格按照律令规定建立起来的行政体制已无法继续推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灵活自由的儒家伦理治国模式,即在简化国家行政措施的前提下,依靠儒家伦理感化百姓,从而使国家得到治理。 从短期来看,这一改变大大地释放了国家潜藏的商业能量,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北魏至隋唐以来推行的均田制彻底崩溃,国家对商业的限制也无法继续维持。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采取相对宽松的商业政策,并没有过多地干预商业的发展。然而,从长远来看,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条文及公共措施,国家的经济活力最终也受其害。 唐朝灭亡后,中国、日本、朝鲜与越南纷纷走向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不过,从最终的演化结果看,几个世纪以后,东亚各国都发展成了更为彻底的儒学国家。直到19世纪以后,高度默契的东亚儒学世界才被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所打破。 如何评价“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呢?《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提出,在关注东亚地区时,应当时刻记住,文化共性及差异性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每一个侧面都不容忽视。除了中国本土,东亚其他国家的族群都没有彻底的“中国化”。对于东亚其他国家而言,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只是叠加在了多元的本土文化之上,并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文化标杆。 文化互动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一般来说,某些观念或做法从一个地区起源以后,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并最终被更为分散的人群所接受。如此一来,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就不乏共通之处。 何肯认为,在不同文化进行互动时,总会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即更容易朝着某一个方向进化。这可能是由不同文化的力量对比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文化扭转的代价太大所致。不过,文化互动并不会导致彻底的趋同,或是一种文化全面地复制另一种文化。 在他看来,“东亚文明圈”的形成过程中,既不能简单地说朝鲜或者日本被“中国化”了,又不能武断地称朝鲜或日本将“选取”的中国元素“本土化”了。相反,朝鲜、日本,甚至中国,都不过是东亚文明互动的产物。而且,这一过程仍然在持续着,今天的东亚各国还远远不是最终的“成品”。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告诉人们,在历史长河里,“中国化(或者汉化)”是造就东亚地区不同文明的动力。正是因为“中国化”的驱动,东亚世界才从石器时代庞杂的部落文化中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东亚文明的区域性差异,是不同地区长期交流的结果。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将让东亚文明之树更加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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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日,城市品牌节庆活动与“东亚文化之都”建设论坛在哈尔滨举办。“东亚文化之都”是中日韩机制下创建的三国文化领域的重要品牌。自2012年启动以来,中国已有泉州、青岛等城市荣获“东亚文化之都”称号,济南和温州也于今年5月顺利通过“东亚文化之都”终审答辩。

　　在历史上,东亚诸国有着众多文明的共性,形成了以汉字及儒学为标志的“东亚文化圈”。新近出版的《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是美国汉学家何肯的一部力作,该书回到东亚世界诞生的原点,探讨秦汉至隋唐时期东亚历史发展进程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过程,给当代东亚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思考。

　　东亚主要指的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这五个国家构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圈”。在国际学术界,“东亚化”又可称为“汉化”,或者“中国化”,区域内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汉字及儒学,而这两者最初都是从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区起源的。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指出,就事实而言,在诞生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华帝国周边找不出能与之匹敌的政权,无论就行政架构、文明程度,还是经济水平而言,都是如此。因此,“东亚文化圈”的原点毫无疑问在中国。

　　东亚地区并不是一个相对集中的语言区。它既包含了以日韩语为代表的欧亚语系,也包括以汉语为首的汉藏语系,同时还囊括了越南语在内的南亚语系。然而,它却又将大量其他相对集中的欧亚语系国家,以西以南的其他汉藏语系地区以及今东南亚地区在内的广大南亚、南岛语系国家剔除在外。因此,口头语言并不是东亚地区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东亚地区的书面语言却曾经高度相似。前1100年至前800年间,伴随着航海贸易的展开,亚欧西端的腓尼基人将字母文字传播开来,而这一文字也几乎成为今天西方世界通用的书写工具。相对的,在亚欧的另一端,中国殷商时代古老的甲骨文走向成熟,并成为后来中国书写文字的源头。

　　据1864年至1866年江户时代最后一部图书目录所示,日本的幕府文库仍有65%是汉文书籍。而在朝鲜,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古典汉语一直是其官方语言,也是最为倚重的书写文字。战后,朝鲜半岛的宗主国由中国变为日本,此时朝鲜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才开始觉醒。而汉字作为越南的书写权威逐渐受到破坏,也要晚至1860年以后,当时法国殖民政策及殖民势力开始渗透,并一度遭到汉字文化的抵抗。而对中国自身而言,古汉语最终遭到废弃,并过渡为现代汉语,是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

　　在何肯看来,其结果就是,整个东亚世界的知识阶层最终形成了高度统一的文化共识。虽然东亚世界各个地区的口头表达互不相通,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古代的东亚世界通行相同的文字。文学语言共通,文化标准自然也彼此相通,其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

　　秦汉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起点。朝鲜半岛以及越南北部一带,当时尚在秦帝国的疆土之内。再向外延伸,则是游离的史前部落。而日本诸岛,此时正处在渔猎文明向农耕社会的过渡阶段,文字尚未出现。罗马、印度等国则太过遥远。由此不难看出,早期中华帝国的外部周边,基本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对手。

　　对于随后逐渐兴起的日本、朝鲜、越南等独立的文明国家来说,中华帝国无疑为其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唯一范本。公元前1世纪以后,自战国及秦代以来一直推行的“法家”思想,不再被视为华夏的及文化纲领。相反,儒家学说开始被汉帝国及后来的政权尊为正统。这时,新生的东亚世界开始与中华帝国发生碰撞,并渐渐向儒学文明靠拢。

　　儒学影响力的扩大与其基本主张有关。儒家思想中的“仁者治国”理念,不仅适用于国内事务的处理,还适用于华夷关系的应对上。《论语》有云:“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以,在与秦汉帝国交往过程中,古代的日本、朝鲜、越南较多地受到了儒学的影响。

　　实际上,儒学立国的外交思想在于“羁縻”,使得“殊邻绝党之国,钦风慕化而至”。与秦及罗马帝国通过军事手段而使异族“表面臣服”不同的是,儒学提倡治国以“德”,并以自身的仁政感化外邦,即所谓的“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这种相对友好的外交模式,对周边的国家来说颇具吸引力。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注意到,儒学这一表面上看“略显荒谬而且不合实际”的治国方略,却被东亚社会广泛接受,并延续使用了两千余年。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思想是近代科学诞生以前的科学理论,它讲求同类相通,“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

　　儒家观念中的自然伦理秩序也传播到了整个东亚世界。儒学对社会施加影响的核心机制在于“榜样效仿”,即树立正确的榜样以供效仿。万民都注视着人君,而人君治理万民,最佳的策略无疑是“正身”以作为万民的榜样。

　　显然,典仪、礼法对气候或地球转动可能无法产生任何实际的作用,但对于遵从礼法的民众却有深刻的影响。通过对儒家礼法的仿效,一般民众得以自我约束,社会秩序也得以维持。这套理论得到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认可和推广。

　　894年,日本列岛上的大和国家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活动。而在朝鲜半岛上,935年,新罗灭亡,高丽王朝取而代之。至于岭南地区,939年,交州一带(今越南北部)最终在安南都护吴权的领导下,永久性地独立出中华帝国的版图。总之,东亚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在中国,这种变化最为持久,也最为彻底。这时,严格按照律令规定建立起来的行政体制已无法继续推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灵活自由的儒家伦理治国模式,即在简化国家行政措施的前提下,依靠儒家伦理感化百姓,从而使国家得到治理。

　　从短期来看,这一改变大大地释放了国家潜藏的商业能量,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北魏至隋唐以来推行的均田制彻底崩溃,国家对商业的限制也无法继续维持。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采取相对宽松的商业政策,并没有过多地干预商业的发展。然而,从长远来看,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条文及公共措施,国家的经济活力最终也受其害。

　　唐朝灭亡后,中国、日本、朝鲜与越南纷纷走向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不过,从最终的演化结果看,几个世纪以后,东亚各国都发展成了更为彻底的儒学国家。直到19世纪以后,高度默契的东亚儒学世界才被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所打破。

　　如何评价“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呢?《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提出,在关注东亚地区时,应当时刻记住,文化共性及差异性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每一个侧面都不容忽视。除了中国本土,东亚其他国家的族群都没有彻底的“中国化”。对于东亚其他国家而言,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只是叠加在了多元的本土文化之上,并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文化标杆。

　　何肯认为,在不同文化进行互动时,总会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即更容易朝着某一个方向进化。这可能是由不同文化的力量对比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文化扭转的代价太大所致。不过,文化互动并不会导致彻底的趋同,或是一种文化全面地复制另一种文化。

　　在他看来,“东亚文明圈”的形成过程中,既不能简单地说朝鲜或者日本被“中国化”了,又不能武断地称朝鲜或日本将“选取”的中国元素“本土化”了。相反,朝鲜、日本,甚至中国,都不过是东亚文明互动的产物。而且,这一过程仍然在持续着,今天的东亚各国还远远不是最终的“成品”。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告诉人们,在历史长河里,“中国化(或者汉化)”是造就东亚地区不同文明的动力。正是因为“中国化”的驱动,东亚世界才从石器时代庞杂的部落文化中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东亚文明的区域性差异,是不同地区长期交流的结果。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将让东亚文明之树更加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