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在中国开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如春风化雨，滋长出无限可能。四十年来，国家变得富强，人心变得充盈，价值变得多元。风云激荡，大浪淘沙。生于1978年的一代，与改革开放同生共长。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联合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隆重推出“生于1978——寻找改革开放同龄人”大型报道。我们将寻访重大历史节点的见证人、与时代共同成长的追梦者；以人的尺度，丈量历史，总结得失。

　　姜鹏，1978年生于浙江宁波市宁海县，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0年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朱维铮先生。2006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2012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先后主讲《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和《姜鹏品读资治通鉴》(第一部、第二部)，并出版历史普及向专著《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等。2016年起，在音频分享平台推出历史精读课程，至今节目总收听数已超500万次。

　　复旦历史系“青椒”(青年教师)姜鹏，在上海市区有一套令人称羡的书房。起居室为三面通天的书墙环绕，架上《全宋文》《资治通鉴》等大部头鳞次栉比，居中一组红木雕花桌椅，角落的高几垂下茂盛的兰草。长案上，趁手散放了几本学术专著，另一边坐着一壶待客的茶。“好的龙井应该就是这样，(叶片)会立起来。”他沏茶入杯，在日光明亮处落座，笑眯眯地。

　　姜鹏是经学史家朱维铮先生的高足，在复旦的教龄已有12载。所开设的《资治通鉴》、《四库全书总目》等导读课程，选课人数常年是教室容量的几倍。

　　不同于一些学者孜孜矻矻、齑盐自守的形象，授业治学之余，姜鹏较早地从象牙塔走入普罗大众，用学识换取相应的物质回报。

　　2012年，34岁的他成为《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之一，先后推出了4季讲座。2016年，从哈佛大学访问归来后，遇上在线付费音频节目的东风，他受邀筹备的线上历史节目，面世后广受欢迎。与此同时，他也主讲一些线下课程，向非专业群体传授历史研究成果，如今每一次登台，听众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两三百人，市场需求旺盛，“几乎每个周末都是排满的”。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改革开放40年，社会经历了、经济领域的巨大转型，正是寻求理论建树的好时机；但在变局之中努力厘清一切，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有益的声音，却是知易行难。

　　姜鹏认为，严肃学者在面对公众时，应当反躬自省：“套用理财界的话来讲，‘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关注并满足社会的知识需求，其实也是学界应尽的责任。”

　　1978年，42岁的史学研究者朱维铮回到复旦校园，不久后重新执教。同一年，姜鹏出生于浙江宁海县。22年之后，两人将有一段师生之缘。

　　在姜鹏的记忆中，宁海是个普通的江南县城，不算特别有文化传统，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便穿过几条小巷，就可碰到一家卖笔墨纸砚的商铺，或是兜售古籍的小书店。就在这样一爿街边的古籍店里，十四五岁的姜鹏买下第一本《康熙字典》。升入高中后，又读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册，读先秦诸子，没有人教，他就对照注释，逐字逐篇地看过去。

　　1996年，他被浙江师范大学录取，进入历史学专业。第一年放暑假，姜鹏游说父亲，“学历史需要买点书”，父亲推着自行车，带回一套294卷的《资治通鉴》、一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花费近千元。在当年，这是一笔巨资。

　　同样是史书，司马迁的《史记》像小说一般精彩，看得人欲罢不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让姜鹏“直打瞌睡”。他也想过配合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一起研读，却发现后者更难，对历史的评论高度抽象。读不进怎么办？姜鹏后来讲：“我们学历史的，本没有太多放弃的余地，必须咬咬牙读下去。从不懂到懂，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读，没捷径可言。”

　　本科四年，在金华这个不甚发达的都市，他啃下不少好书，其中就包括大量艰深的原典。当年在浙江师大任职的杨浙东说，姜鹏是他执教以来，遇到的头一位古文功底极厚的学生。

　　2000年，自认心气很高的姜鹏决意深造，投考名校名师。那时学界很多耆宿都只带博士生，已成著名经学史家、国内文化史研究泰斗的朱维铮先生，却有硕士生培养计划。姜鹏闻讯“赶紧挤上去”，最终心愿得偿。

　　“朱老师应该是当代学者之中，最后一代通人了。”能够受其引导，姜鹏常感幸运。在他看来，通人与专家相比，更具宏观视野，思考的问题更有思辨性。追随这样的师者，学生也往往密切关注社会，能够提出值得思考的时代问题。

　　但朱先生的确威严。面对门下诸，从来不苟言笑、“不说好话”；对于校园以外的人事，同样态度鲜明。2006年国庆长假期间，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于丹登上《百家讲坛》，与电视观众分享《论语》心得，迅速成为比超级女声还火的“学术明星”。其讲稿出版后，在北京举办的签售会竟持续8个多小时，打破全国图书出版的多项纪录。对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女学者，朱维铮在记者采访时说，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一度引起大哗。

　　如果说以于丹、易中天为代表的《百家讲坛》名师掀起了持续至今的“国学热”，那么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波中国文化热潮，是由朱维铮等参与策动并助推的。

　　“之前在传统学术领域，谈文化史的不是没有，但相当少。”姜鹏说，“朱先生是学术界这一转型的代表性学者”。

　　1986年，朱维铮在复旦召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70余名学者出席，代表近20个相关学科——“”十年，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被，到了拨乱反正时期，如何研究中国文化，成为亟待探讨的问题。

　　那场会议上，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新儒学发展三个阶段论”学说，首次与学者见面，影响深远。当时还有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是由朱维铮与北京的庞朴先生合作组稿，28个分册，包罗万象。上世纪90年代，人们重提“回归传统”，这些著作仍是重要的学术资源。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百家讲坛》兴起的国学热，却与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潮都不同。它几乎是全民性的，真正蔓延到了社会各个层面。2006年博士毕业、留在复旦历史系任教的姜鹏，也持续关注过《百家讲坛》。他发现在前期引发“学术争议”之后，节目的严谨性加强了，历史学者蒙曼主讲的《武则天》《大隋风云》，王立群教授的《史记》系列，都很不错。

　　对于恩师曾批评过的于丹，姜鹏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起因是中华书局一位负责人透露：凭借于丹的一本《论语心得》，该出版社偿清了2000多万元负债，开始盈利。一批高质量文化普及著作也受其带动，成为畅销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一度乏人问津，于丹的节目播出后，每年能卖出10多万册，甚至行销海外。

　　姜鹏意识到，用电视媒体做文化普及，跟靠图书出版相比，明显是进步；于丹身为新闻传媒界专家，也深谙表达之道，换作其他人未必有这样的传播效果。总之，批评归批评，“公平来看，其实她对于文化普及是做了贡献的”。

　　姜鹏的多年好友、上海师范大学出版传媒系教师李静对此并不意外。两人结识于本世纪初，复旦校内高度活跃的“日月光华”论坛，姜鹏做过戏曲版版主，也常出没于历史版和诗词版。一群学生在网络上聊得投机，很快就在线下聚会吃饭。“姜鹏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风趣，表现力特别强。比如说，他模仿某个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会觉得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好笑，一般人很难传达出那种神韵。”李静说。

　　后来玩得熟了，整个圈子对姜鹏又暗暗地佩服起来。李静说：“当时在我们那个群体里面，至少有一半是博士，像我是新闻学院的博士，还有生科院的博士、材料系的博士等。但姜老师在我们这里的外号就叫做‘博士’。这表明什么？大家都认同他是一个非常渊博、洞察力非常强的人。”

　　2010年夏，上海团市委策划了一个带领市民读经典的公益活动，找到在复旦讲解《资治通鉴》颇受认可的姜鹏。姜鹏以为，参与这样的活动，也是人文学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于是第一次把讲堂搬进社区，与普通民众分享读史见解。那一年，他被评为该活动“年度最受欢迎老师”，授课视频也被人贴在博客上，转来转去，就被央视的工作人员看到了。

　　此前，《百家讲坛》走进校园寻找合适的主讲人，遇到的问题是，找来的权威学者往往年龄较大，习惯用学术语汇，不能牵动电视观众的注意力。而姜鹏，却能做到深入浅出、与台下听众互动，观点也有新意，符合时下年轻人的口味。

　　接到央视编导的电话，姜鹏觉得是个机缘，但也有自己的顾虑。双方的磨合过程很漫长，整个2011年，先是定课题、写讲稿，后来去央视大楼试讲。演播室的方桌绝不同于大学的讲台，40分钟的节目时长，也并非所有人都“镇得住”。但高清镜头前的姜鹏不怯场，台下的编导听得很轻松，甚至有点儿意犹未尽，这正是节目组想要的效果。

　　唯一的问题是造型。时年34岁的姜鹏看起来“像个小孩”，在公共平台上纵论历史，怕观众不信服，最后，化妆师给他打了很多摩丝，梳了个偏分头，面相也刻意化得老成，再穿上一身正装。2012年，《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开播时，李静和一众好友都乐了：“怎么化成那样？感觉老了10岁！”

　　但公众层面的反响相当不错，姜鹏生动浅白的语言、独到的历史观，令他很快成为《百家讲坛》年青一代讲者中的代表人物。《汉武帝》之后，节目组又与他订下了三个新作，演讲、签售的邀约随之而来。此前姜鹏曾打趣他的同门师兄钱文忠：“出名后，我很难有机会在系里见他一面，到央视录节目才碰到一回。”现如今，他自己也体会到了被追捧的况味。

　　有一点姜鹏想得很清楚：“让大众了解历史，不应只是停留在讲故事层面，而更应该是传达故事背后的智慧和观念。”他更有雄心的目标是，帮助受众消除偏见，建立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为更深度的阅读和思考提供入门阶梯。

　　前溯十年，苹果公司在iTunes平台推出的“播客”，也许是这类服务的初始形态。2014年后，随着4G通信及Wi-Fi网络的覆盖，移动支付手段的发展，加之国家版权保规的逐渐完善、各大内容社区对用户“知识付费”习惯的养成等，音频领域的市场规模开始自发增长。

　　到姜鹏回国的2016年，国内最大音频APP“喜马拉雅FM”已拥有3亿注册用户，并以每天40万人的速度继续增长。为了保证竞争优势，喜马拉雅运营团队很快想到姜鹏。后者传播火种的情怀仍在，也深知媒介形式和渠道的力量。来人所表达的一个观点，也让姜鹏深以为然：要让有价值的知识，在市场上得到回报。

　　这个观点在知识社群内部并非共识。不久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近著《中国的知识重建》里还专门痛批了眼下流行的“付费知识”和贩卖二手知识、争抢流量的中国学者。他写道：“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这样的状态，是郑永年所推崇的。

　　如今社会公众不时对教育产生焦虑，政府也连发文件，要整治中小学阶段课外补习乱象。姜鹏观察到的症结之一是，由于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已市场化，体制内教师的薪资水平却没有跟上，这会迫使一部分人通过违背职业道德的手段逃脱困境。假如合法收入就足以维持生活，也许为人师者更愿意展示另一种姿态。

　　姜鹏说，40年来，自己一直受老师的恩惠。初中时一位女老师帮他补习化学，直到他在市级化学奥赛中拿了奖，都没要过一分钱补习费。最后姜鹏父母实在不安，只得估着尺码，特意去商场买了一件衣服，算是谢师礼。上了大学，老先生们除了指导学术研究，还教他学书法、唱京戏，也并不觉得这些付出应该有价。也许在很多人心目中，这才是美好的师生关系。找回这份美好，应提倡对知识生产的尊重，建立完善的知识交易市场。

　　改变正在发生。根据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挖掘与整合营销机构艾媒咨询的最新调查，42.3%的中国在线音频用户未来有内容付费的打算，85.4%的付费用户认为节目售价合理，行业前景可期。

　　越来越多顶尖高校的大学者在内容平台上开设付费课程，越来越多受众有了鉴识能力，会选择知识含金量更高、而非营销更花哨的讲座。姜鹏很是欣慰：“国学热十几年下来，社会大众在自我成长，对讲者要求越来越高。”换句话讲，他们可没一些人想得那么好骗。

　　尽管相对于14亿人口基数，愿意付出几十至上百元接受优质教育的网民仍然只占很小的部分，但姜鹏多年来致力于知识普及，见识到的是绝对旺盛的文化需要。他的《资治通鉴》系列音频课程，一季定价198元，总收听数已超500万次；另一个平台上，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中国史纲50讲》销量亦佳，已有近15万人购买。这还仅仅是两门线上课程；更多的内容平台上，成千上万名主讲人，线下难以计数的讲座和读书会……姜鹏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乐观的未来。

　　姜鹏：我们这代人特别幸运，出生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在成长过程中都看到国家不停地在走上坡路，40年了，从物质文明的角度来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回想起来，是不是经济发达了，物质丰富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以我个人的经历，念大学或刚参加工作时，每次回家乡，就感觉到童年那些小书店、卖笔墨纸砚的小文具店越来越少。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因为大家都开始网络购物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大家对这些承载文化的形式已不感兴趣了。所以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文化活动、文化行为，都集中在大城市或小城市，但在一个没有太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县城里面，可能就在逐步消亡。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以后，重新重视这些基础的文化问题？我想，值得思考。

　　南都：如何评价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生态？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的沟通频率或方式，现在会更好一些吗？

　　姜鹏：无论古今中外，一个社会里面，真正能走到较高的思想层面的永远是少数。但只要它保持着这个数量，有新的血液流入，我觉得就不用过于焦虑。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古代，要想改变自己，其实是很难的。到今天为止，虽然改变还是很难，但改变的机会多了，因为我们的社会多元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