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何提炼、整合、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为此，本刊特开设“中华文化符号”专栏，以期梳理中华文化符号的产生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创新与交融，在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中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留给世界，在中国，长城是具有这种价值的地标性建筑中特别突出的代表。长城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长城是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修筑长城相互防御。公元前4世纪，自燕、赵、秦等诸侯国始，至此后的秦、汉、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均修筑了长城，修建目的亦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成为保护农耕地区，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秩序。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部署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其中，长城涉及15个省，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出战略部署，这是国家文化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的环节。

　　2019年8月20日，习总在嘉峪关察看关城并听取长城保护情况介绍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经国家文物局认定，截至2012年6月，中国历代长城遗迹总长共有21196.18千米。中国长城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1987年被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历史上修筑过的长城，都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的艰辛，持续地建筑和使用长城？修建长城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东边和南边的大海，西面和西南的喜马拉雅等高山，构成了当时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北方虽有荒漠，却有广袤的草原相连接。

　　古老的人类文明，一般伴随种植农业的产生而发展起来。古代中国如此，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也是在由渔猎、采集向农业定居生活的过渡中形成并发展各自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定居农业形成初期的冲突，主要是不同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防御的长城，属于这种性质战争的继续和发展。

　　战国时期，有了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修建的长城，开始了农耕对游牧的防御。秦汉时期创造了更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与此同时，游牧民族也向草原文明迈进。而同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万里长城，作用主要是在农耕文明向北扩展之后，协调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在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保护农耕就是保护国家命脉。从战国以来，长城一直肩负着这项使命。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灿烂辉煌地传续到今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统一和疆域辽阔。没有统一的国家，就没有国家文化的繁荣发达。统一稳定的国家政权是创造经济繁荣、文化繁荣的前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发达的基础。我们说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文化的连绵不断源于后人对前人文化的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为后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只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进一步繁荣今天的文化。

　　国家顶层设计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开始建设了，这是一个致力于呈现中华文明标志的重大文化工程，很多人热情洋溢地投入了进去，越来越多的人乐此不疲地为长城忙碌着，也享受着亲近长城所获得的自豪和乐趣。然而，年轻人的身影似乎还不多。

　　笔者时常参加各地举办的长城主题论坛、研讨会和图书首发活动，发现与会者不论多寡，一眼望去大多数是须发泛白的中老年人。在长城沿线，有关单位、景区企业、长城保护志愿者中，活跃度高的往往也是为长城工作多年的“老人”。

　　不光是工作中，在抖音等大家普遍使用的网络短视频平台上，这个现象也得到了印证。在年轻用户群体中间，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喜欢作长城的“行者”，去拍长城风貌，向网友介绍长城的历史，但为数甚少，产生的传播效果也十分有限。我们看到有调查问及对长城的第一印象时，很多年轻人答曰“古老”。

　　这个现象反映出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没有立体地、大众化地走向年轻人，对长城看不懂、看不全，认为长城不好看、不好玩的问题十分突出，所以长城并没有在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中活起来、火起来。

　　长城怎能不古老？它，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经历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太多的苦难与辉煌。但古老并不代表遥远，长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始终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息息相通。拉近长城与年轻人的距离，提升文化自觉，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首先，从长城文化中继承和弘扬一脉相承的文化价值观，让它的意义明朗起来。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目前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复杂的阶段，我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实践必须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长城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虽然人们尚存在认识上的有限性，但它所彰显的求大同、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思想，以及爱国主义精神与传统这样一组文明价值观理当成为长城文化的内核，成为国人的共识，更要在年轻群体中发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这方面，学术界、社会各界都应当积极参与、多方实践。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习

　　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黄河是一条孕育伟大文明的河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古代文明主要诞生在大江大河流域。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恒河文明和黄河文明都是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其文明发展史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灿烂辉煌的世界大河文明。黄河文明以其根源性、连续性、包容性等文化特质，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和中华民族共享的根源性文化符号。

　　历史上，黄河曾是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心腹之患”。黄河所经之处，是我国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和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区域，深刻改变了华北地区的自然面貌，给沿岸地区带来巨大水患灾害。黄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三大地形阶梯及三大自然地貌，以奔腾之势塑造着黄河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

　　习总在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在国家重大战略上明确了黄河的独特性以及黄河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于进一步强化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根源性文化符号意义重大。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流，但黄河源头很小，流量也不大，水量仅为长江水量的1/20，尽管如此，为什么还是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为宗，地位尊崇。从历史上看，《山海经·西山经》有“河出昆仑”之说。《尚书·禹贡》第一次在古代中国版图上定位了禹河故道的地理坐标，即“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磔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汉书·沟洫志》中进一步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即黄河为“四渎之宗”。也就是说，黄河在中国境内“七大水系”中享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据《礼记·王制》，古代天子祭“五岳”与“四渎”等天下名山大川，黄河为帝王祭祀河水之首，这是古人对黄河因孕育炎黄子孙和中华民族而给予的崇高地位。

　　黄河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传承和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贡献。文明的诞生实质上是人类第一次技术，即农业的结果，农业使“游荡的人”变成“聚落的人”，发展出定居模式和复杂社会。黄河有着世界大河中最为伟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黄河泛滥所形成的黄河两岸及华北大型冲积扇平原，正是最适合农业的地方，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地理基础。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农牧业生产基地、能源基地、重化工基地，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对黄河文化的开发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在新时代挖掘、保护和开发好黄河文化资源，让黄河造福人民，是一个重大课题。

　　黄河流域文化资源开发必须基于“生态保护”之上，要参考流域内自然生态现状与人地系统的矛盾，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与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困境等因素。在黄河流域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中，要打破民族、政区、流域、产业等界限，把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置于国家宏观战略与历史长时段视野之下，依据上、中、下游流域特点，统筹谋划，促进文化产业开发合理布局，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特色与共性、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注意推进文化产业升级转型，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机制，从整体性、根本性上解决文化资源开发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的高质量发展问题。

　　新时代黄河文化发展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核心；要以解决好流域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关心的问题为重点，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着力提高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能力，筑牢黄河流域民族文化交融区这一基础定位，为我国全方位开放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基础。

　　当前随着传统民族聚居格局的打破，区域之间乃至区域内部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在挖掘、整理民族历史文化基因的同时，还要注意强化国家认同，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融入红色文化、爱国主义及生态文明等文化内涵，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增进各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故宫不仅是一个规模宏大、气魄雄伟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更是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集萃，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摄于2013年）。 王京广摄

　　2020年适逢紫禁城建成六百年，故宫博物院推出“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让观众感受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春节假期，北京故宫按照预约、限流、错峰原则有序开放。游客们或亲子同游，或三代共乐，流连于红墙碧瓦之间，拍照打卡，漫游细品，在故宫中体验别样年味。

　　“故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故宫建筑群，又名紫禁城，是明清两朝24位皇帝居住及处理国家政务的场所，是500多年间国家运行的中心和权力象征；二是指故宫博物院，它是我国最著名的博物院和世界的博物馆，收藏有180余万件（套）珍贵文物，是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在我国的文化体系中，作为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文化成果精品的殿堂，故宫有着独一无二的地标意义和文化象征。历经时代变迁，故宫由“宫”变“院”，其价值早已不限于朱红高墙内的宫阙亭台，有形的故宫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外文化交流的场所和见证者；无形的故宫延续着中华历史文脉，承载着国家记忆，彰显着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发布诏书，宣告北京的新宫殿紫禁城竣工，决定次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紫禁城安，则中国安；北京安，则天下安。一部故宫史，就是一部五百年的明清历史，也是一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

　　早在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登基不久就下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拉开了营建新皇宫的序幕，但在当时朝中有强烈的反对声音。明朝已定都南京近40年又决定在北京营建皇宫，绝不是朱棣一时脑子发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

　　朱棣肇建紫禁城和迁都北京，与他的“永乐”国家战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朱棣以“永乐”为年号，体现了一代封建帝王打造永乐盛世的追求，迁都北京便是实现其抱负的重要举措。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也暗合了中国古代都城选址演变的基本规律，即自古以来的王朝都城“从西到东，以北制南，南北分治”的总趋势，这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对此，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评价说：“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

　　明朝定鼎北京之后，紫禁城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曲折，既有多次宫中大火、地震、瘟疫等灾难，也有明英宗时“土木堡之变”后北京保卫战和明世宗时“庚戌之变”等京师危机，但无论物换星移，在明清500年间，这里一直是全国的中心。

　　关于紫禁城的修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朱诚如教授在2020年举办的“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上有高度的概括，他认为紫禁城肇建于明朝“永乐之治”，定格于清朝“康乾盛世”，紫禁城的历史命运与王朝盛衰密切相连。明朝共有14位皇帝、清朝共有10位皇帝生活在紫禁城里，明清两朝因为火灾损毁或功能性需要，对紫禁城进行了许多局部的修缮、扩建、添建或重建，但整个宫殿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紫禁城的基本样貌，它是中华民族和世界物质文物文化瑰宝。

　　充分发掘故宫文化的魅力，以文创产品为载体，用可感、可用的故宫元素，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故宫文创人的担当与责任。近年来，故宫的文创产品以其文化性、时代性、创意性的综合展现，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故宫文创始于2008年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成立，而从严肃的紫禁城到萌萌哒故宫淘宝，转变源自2013年。依托丰富的文物藏品资源和优秀的专家团队力量，故宫文创人致力于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的研发、推广，以及故宫文化主题IP项目的运营。通过空间营造、文化展示、教育培训、产品销售等形式，达成故宫文化的社会传播与市场融合；通过对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创新与传播，使紫禁城美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新元素。

　　文创产品不仅是“物件”，更是一种文化表达。故宫的文化创意突出故宫元素，注重创意和趣味，引导大众的审美，表现出丰富的美学内涵。产品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不但传递了中国传统的哲学观、价值观和生活之道，还表现了当代人们的需求、理想和审美情感，达到了实用和审美的融合统一。目前，故宫文创产品类别涉及陶瓷、丝绸、纸品、金属、珐琅、木器、铜器、琉璃等，包括文具、家纺日用、服装首饰、茶餐具、电器、节日礼品等各方面。每一款产品都为消费者奉上来自故宫的美好祝福，也将传统经典之美融入现代生活美学之中。

　　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世界性文化奇迹，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展现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的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全长近32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自北向南联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沿用2000多年的交通大动脉。2014年6月23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巨型人工运河。它起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隋唐时期，繁荣于两宋，兴盛于元明清，衰落于清朝末年。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邗城引江水北行至末口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中国大运河的滥觞。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为大运河的初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汉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水运通道成为汉王朝的交通大动脉，形成了保障都城长安生活及战略物资需求的全国性水路物流网。东汉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曹操建立起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运网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魏政权在黄淮平原上开凿运河，加强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水运联系。东吴政权开凿了破岗渎，并连接直达都城建业的秦淮河，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可见，从秦到南北朝时期，大运河都是以都城为中心构建运输系统，这一态势一直到清代都未改变。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为确保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巩固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必须大规模开挖、整治联系南北的大运河。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南北全长29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了关中及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庞大运河水系，又形成贯通长江、黄河等各大自然水道、纵横全国的水上交通网络，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提供了优越条件。

　　北宋建都开封，但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都城的生命线，其建设的成就、系统的发达、漕运体系的完善、漕运的繁荣、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以往。南宋时期，宋室南迁，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以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生成，依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得以偏安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