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加速去杠杆等一系列宏观调控影响，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信用风险逐渐体现，我国不良资产管理规模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1999年至2000年，我国第一规模不良资产经营拉开帷幕，主要表现为四大国有银行的首轮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1997年9月1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明确规定了国际活跃银行资本充足率8%的最低要求。彼时，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仅3.5%，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未形成，相当部分的不良来自于地方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1999年，由财政部注资、央行再共同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到2008年底，四大AMC先后完成了1.4万亿不良的剥离与收购工作，使得四大行不良率下降了超过10个百分点，第一阶段不良资产经营告一段落。

　　截至2002年末，四大行的不良余额仍高达2万亿元，不良率达到23.11%。为了配合四大行的改制上市，四大AMC于2004-2005年对四大行的不良再次进行大规模剥离，也象征着第二轮不良资产经营的开始。随着国有四大行的二次注资和不良剥离，截至2008年末，四大行的不良余额从2003年的2.54万亿下降至0.56万亿，不良率从19.6%下降到2.42%，资本充足率从3%上升至11.3%。四大行均成功实行了股份制改造。

　　可以说，前两轮不良处置很大程度上是补交经济转轨和改革的成本；而2012年后，经济持续下行、产能过剩、杠杆高企带来的第三阶段不良处置已拉开序幕。信达首先完成股改，剥离历史上的政策性不良资产业务给财政部，只留下商业化业务，并于2013年在香港顺利上市。华融紧随其后2015年同样在香港上市，四大国有AMC迈向了全面商业化的新。而自2012年起，各地方AMC也开始逐步设立，四大AMC垄断不良资产处置的局面逐渐打破，不良资产处置逐步演变为市场化行为。

　　在我国，大部分的不良资产体现在在商业银行的不良。商业银行的资产可分为正常类、关注类、可疑类、次级类与损失类五类，其中后三类的存在较大的违约风险，回收率较低，被合并称为不良。据银保监会披露的2021年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显示，四季度商业银行不良余额2.8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35亿元；而不良率1.73%，较上季度末下降0.02个百分点。2021年，银行业累计处置不良资产3.13万亿元，同比增加0.1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银行业连续两年处置超过3万亿元。2017年至2021年，5年间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1.9万亿元，超过此前12年处置量的总和。

　　随着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加大，银行总体信贷资产质量显著提高，不良率有所下降，不良增速放缓。但考虑到目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部分行业仍受疫情影响以及一些企业成本压力上升等因素，不良余额未来仍面临上升压力。银保监会在2022年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压实各方责任，有序推进高风险金融机构处置，妥善应对不良资产反弹。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积极研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聚焦不良资产处置主业、发挥独特功能优势、助力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相关政策措施。

　　除去银行业外，信托，证券，保险，基金等非银金融同样在不良资产供给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仅以信托业为例，一窥非银金融业不良资产现状。2020年上半年，银保监会下发《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对信托公司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工作目标。重点是要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和化解工作；对压降信托通道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

　　2021年末信托行业资产规模余额为20.55万亿元，信托余额为4.36万亿元，信托余额压降近2万亿，降幅达31.3%。监管人士在2021年度信托监管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2021年将继续开展“两压一降”。同年11月，多家信托公司收到来自监管部门的“压降指令”，要求进一步推进“两项业务”的压降工作。按照要求，各信托公司以2020年底的主动管理类融资信托规模为基础，2021年必须继续压降约20%的比例；至于通道类业务，监管部门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应清尽清、能清尽清”。从当前的监管政策来看，2022年信托业仍将继续压降，信托公司应做适当业务战略调整，发展监管所导向的服务类信托(如家族信托、养老信托、保险金信托、年金信托、涉众服务类服务信托等)，公益/慈善信托。

　　那么在强监管之下，为何还会有如此之多的信托频频暴雷？连续多年压降至20亿的信托资产规模之下究竟会有多少的不良资产产生呢？2020年，中国信托业协会停止了对信托业不良率指标的披露。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2021》中提及，现阶段信托资产风险率水平在5%以上。根据东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现阶段信托资产的实际风险率水平，47.5%的受访者认为在5%-10%，25%的受访者认为在3%-5%，21.25%的受访者认为在10%以上，6.25%的受访者认为在2%-3%。多位业内人士称，部分信托公司频频暴雷，且金融风险的暴露往往存在滞后性，因此行业当下实际风险率将远高于5%，信托业的不良资产超过1万亿元。

　　实体企业坏账情况主要在债券市场中体现。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年度违约率有所下降，但存量信用风险有待化解。2021年，我国债券市场新增23家违约发行人，共涉及到期违约债券87期，到期违约金额约1,015.76亿元，新增违约发行人家数、涉及到期违约债券期数较2020年（31家、98期）和2019年（49家、140期）有所减少，但违约规模较2020年（1,019.36亿元）和2019年（914.50亿元）变化不大，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清偿处置压力依然较大。分季度来看，2021年一季度债券市场新增违约发行人13家，主要为海航系企业，二季度至四季度新增违约发行人数量较少，违约呈现零星散发状态。此外，2021年我国债券市场部分风险主体通过债券协商展期形式缓解到期兑付压力，主要为房地产行业企业，包括许多耳熟能详的企业如：苏宁电器、阳光城、福建阳光集团、中国泛海控股、新力地产、金融租赁等。截至2022年3月20日，债券市场共有219个主体发生违约事件，涉及违约债券本金规模6366亿元。2019年以来债券违约事件中，非国企违约较多，违约主体平均违约规模上升、违约主体行业分散。

　　政府部门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城投债。城投平台是一种历史性产物，其产生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分税制改革下，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不对等；二是预算法和担保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也不能担保；三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4万亿政策需要基建发挥托底作用。此后一旦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都需要基建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这使得地方政府事权增加，投融资需求扩张。由于不能举债，地方政府只能转向金融创新，由此催生了融资平台。所以融资平台诞生的初衷，是帮助地方政府举债，而以地方政府信用作为“隐性背书”，依赖地方政府的支持来还债。2021年城投债发行规模达5.8万亿元，同比上升24.7%，创历史新高，但受到期量大、再融资需求高的影响，净融资额仅有2.1万亿元，同比上升6.6%。截至2022年1月27日，不考虑此后新发行的短期融资券，2022年城投债总偿还量为3.0万亿元，较2021年下降18.9%；总偿还量占存量规模的29.4%，较2021年上升0.6个百分点。整体再融资压力减弱，但局部风险突出。

　　“5”是指五大国有AMC，即华融，信达，东方，长城，银河。其中，银河资管于2020年12月17日获批成立，是五大AMC中最新设立的，也是自1999年我国设立四大AMC起时隔20年后唯一设立的全国性不良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指的是2012年后各省陆续成立的地方性AMC。根据银监会在22年3月24发布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来看，全国共计59家地方性AMC，其中福建省和广东省各有3家地方AMC；、青海、云南、陕西、新疆、吉林各有一家。

　　AIC全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是指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主要从事银行债权转股权及配套支持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AIC主要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商业银行作为主要股东发起设立，中农工建交五大行都有下辖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2019年，随着国内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加入国内不良资产行业。2020年橡树资本与中国信达签署了战略协议，10亿美元成立合资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信达和高盛合资组建了处置不良资产合资公司，华融也分别与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组建中外合作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组合。

　　除了以上持牌资产处置机构外，大量非持牌AMC也伴随着国内不良资产处置商业化加深涌入了市场。目前A场上涉及不良资产处置业务，或与其存在股权关联的上市公司高达13家。这些企业中，除了原本就涉足资产管理的多元金融企业，如越秀金控等之外，还有不少通过业务转型、收购、重组等方式介入的公司。

　　近年来关于不良资产行业的利好政策不断推出，通过监管和政策引导，打破了信息壁垒，提高程序透明度，不良资产的市场化竞争格局和参与格局进一步加强，构建更丰富的不良资产市场。受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仍将面临压力，相应的不良债权资产也在增加。

　　未来，以不良资产经营为主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充分发挥金融体系“清道夫”的作用，凭借功能优势，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债务重组、产融结合基金、市场化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互联网+”等创新方式积极参与运作，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暂时被低估价值的资产，并嫁接资本市场，提升其内在价值。

　　在行业机遇来临的同时，对于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提出了更高专业能力的要求。在经济周期下行期间，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加大，资产包价值可能进一步下行、处置难度加大，对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估值定价和存量资产回收产生一定不利影响，需要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不断加强自身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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