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全球1294位CEO签署的《重塑全球合作声明》:现代企业应该采用何种运营方式

  • 2020-10-09
  • John Dowson
新疆狼群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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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全球1294位CEO签署的《重塑全球合作声明》:现代企业应该采用何种运营方式新疆狼群袭人

吕建中/文 美国东部时间9月23日下午2:00,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线上直播大会圆满落下帷幕。

从9月21到23日,为期三天的主会场活动中,私营部门论坛(Private Sector Forum)、全球影响力论坛(Global Impact Forum)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商业论坛(SDG Business Forum),吸引了来自161个国家、近12000名参会者,就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1294位企业的CEO们,联合签署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商业领袖重塑全球合作声明》(以下简称《声明》)。

这份由UNGC发起的《声明》,得到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各行各业的大、中、小型企业(其中包括近30家中国企业)CEO们的积极响应,展示了商界对企业在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生态环境和谐的长久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引领前端思考的认同、担当和支持。

这是继去年8月29日 “商业圆桌会议”中181位顶尖企业CEO们联席签署《企业宗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之后,商界推进参与全球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在可持续商业进展中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现代企业的运营方式

成立于1972年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以下简称“圆桌会议”),一直都是对商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的组织,其中聚集了一批最具影响力的企业领袖。近期的“商业圆桌会议”包括了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波音公司CEO丹尼斯·米伦伯格,以及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等。

早期的“圆桌会议”定期发布有关公司治理原则的声明,在以往的声明中对“股东至上”的原则持赞同态度(即公司首要任务是让股东受益,并实现利润最大化)。

然而,新的《宣言》则强调,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公司领导团队应该致力于达成以下的几个目标:向客户传递企业价值;通过雇佣不同群体并提供公平的待遇来投资员工;与供应商交易时遵守商业道德;积极投身社会事业;注重可持续发展,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圆桌会议”主席、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正转向投资他们的员工和社区,因为从长远来看,这是企业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圆桌会议”公司治理委员会主席、强生集团CEO亚历克斯·戈尔斯基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份新《宣言》更好地体现了现代企业应该采用的运营方式;除了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公司在改善社会方面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联合签署《宣言》的背后,是一个动荡的充满了挑战和机遇的社会。那些决定着商业和公司长期、稳健的增长和发展的各种关键要素正在发生着变化,企业的战略决策也从单一的“产品-市场”经典战略向着将经典战略与非交易性质的“非市场战略”深刻融合的方向演进。

这当中,企业与产业的融合、企业与社会的融合、企业在纳入利益相关方诉求与识别影响企业发展的实质性议题方面的结合,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宣言》正是这些CEO在面对重大社会、环境挑战面前敏锐洞察、果断决策而做出的顺应社会发展需求和趋势的正确选择。

作为全球性最大的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组织,UNGC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1997-2006)于1999年1月31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2000年7月26日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成立,拥有来自170个国家的约10,000家企业会员(含300多家中国企业会员)和3000多个利益相关方会员。

中国政府于2007年正式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捐款国政府,给予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宝贵的政治和运营支。

UNGC号召全球企业遵守国际公认的价值观和原则(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涵盖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和反腐败领域的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并每年报告进展,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创造一个我们想要的世界。

多年来UNGC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为企业提供一个基于原则的框架,通过发掘最佳实践案例、整合资源和举办战略活动,帮助企业实现变革,负责任地开展业务并遵守对社会的承诺;促进企业采取更加负责任的运营方式,不断开发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在教育、卫生、和平等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持续商业实践

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潘刚、隆基集团总裁李振国等中国企业家们见证和签署了由UNGC发起的这项《声明》,向全世界承诺“支持联合国的号召与使命,共同引导世界走上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凝聚企业力量,共创美好世界”。

伊利始终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企业实践相结合,推动绿色产业链发展模式,携手杜邦、科汉森、GEA、罗盖特等全球合作伙伴,发起了“全球健康生态圈共同倡议”,合作全球共建“全球健康生态圈”蓝图,推动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潘刚认为:“一个企业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就具备了未来的全球领导力。”

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隆基集团提出了Solar for Solar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旨在通过光伏发电的大规模应用,促进海水淡化、沙漠灌溉,进而绿化荒漠、吸收二氧化碳。发起“RE100中国倡议”并承诺在2028年前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同时呼吁更多中国企业推行绿色电力消费,实现可持续增长。

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2030)和理念引入商业领域,形成新的可持续商业实践,这是一场伴随着社会进步的商业变革。

可持续商业指的是,1) 商业以社会目的定位,并在社会进步和环境和谐进程中扮演积极的推动者角色;2)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目标引入商业战略、商业经营、商业价值创造活动当中;3)商业将自身经营领域、核心技能、综合资源用于参与社会治理、社会创新及解决重大社会和环境问题过程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创造商业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效益;4) 商业在可持续发展引领下,创造出新的模式、新的业态、新的社会合作,推进“美好商业”的进程。

具体做法就是,将SDG2030中的 17个目标序列、169个指标引入商业战略、经营、价值创造活动当中;对接那些与企业核心价值和经营活动相关的目标,使得企业的经营既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满足社会和环境发展的需要,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继续发展的空间。

可持续发展带来高质量发展。在日前召开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深圳)峰会暨深圳质量年会上,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周长瑚就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他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商业的看法。

他说,企业家和企业参与社会是由其任务、功能和责任决定的。企业有两大任务,一是对内整合资源,高效和负责任地经营;二是对外负责任地提供产品和服务;企业有四大功能,即提供就业、培育人才;不断创新、满足需求;创造价值、良性循环;开拓领域、促进新的产业和模式形成;企业有七大责任,即善待客户、善待员工、善待股东、善待合作方、善待社会、善待环境、善待同行。

我觉得他讲的话,十分质朴,企业家们都能听得懂,也都能对号入座地检验自身,从而找出差距,向着高质量发展对标,完善提升。

实际上,他的话道出了如何践行可持续商业的实践框架。这里面包含了利益相关方的理论,包含了企业实质性议题识别的方法,包含了企业的目的、角色和作用,包含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如何参与社会的路径。

要实现可持续商业的目标,企业必须花功夫设计好起始、进展、迭代、转型的路径(如陶氏化学可持续商业战略“foot print – hand print – blue print”即“足迹-手迹-蓝图”三个五年的循序渐进的系统规划),将利益相关方分析和实质性议题识别引入企业总体战略设计的输入端,将经济-社会-环境的价值前置,梳理出符合企业自身特征、符合社会需求的路线图。

要实现可持续商业的目标,企业必须找到与产业融合、与社会融合、形成共享价值创造的机制(如伊利的“全球健康生态圈“,美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圈“),把社会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融入企业价值观,并指导企业行动,使得企业的资源在社会化合作中得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由此为企业带来成长的空间,并在此空间中,发挥价值创造与责任治理的并行作用,推进商业目标与社会创新的共生共长。

要实现可持续商业的目标,企业必须建立起全面责任管理体系或可持续商业管理体系(如国家电网实施的4大模块和21个要素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定义清楚现实的符合商业逻辑的履行社会责任的边界、议题、对标、指标、评估、监测、报告体系,将这一体系纳入到企业的管理体系当中(而不是另立成孤岛),为使得这一体系得以贯彻,还需在组织架构中形成从董事会到执行层、从业务单元到职能部门、从岗位到流程、从员工到文化的环环相扣的协调系统。

要实现可持续商业的目标,企业家必须完善自身,并带领企业领导集团提升可持续商业领导力。

可持续商业领导力与传统的领导力不同,表现在作用于领导力的因素和领导力的着力点两个方面。可持续商业领导力围绕着企业的经济-社会二重属性、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多重利益相关方价值、市场与非市场战略、SDG2030的目标等因素来考量和管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重大问题。

可持续商业领导力包括从可持续发展思维模式出发的可持续商业战略设计能力,引领企业变革和转型的能力,超越线性体系的网络化协作、开放式合作、系统性参与的执行能力,具有韧性的鸟瞰式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风险和危机管理能力,能激发组织并与社会沟通的话语体系,以及社会化合作和社会创新的能力。

企业责任的边界

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起点上,必须首先厘清责任的边界,才能负责任地、可持续地将各种资源合理应用,发挥其创造价值的作用,实现可持续商业。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有不少讨论,例如王东京先生关于“沉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量化理论,国家电网的“核心社会功能-政策-理想-现实”框架模型,这些理论和模型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界定企业履责边界,但都不够完整和系统。

在量化理论中还应当机会成本以及非交易因素(即“非市场战略”)并考量企业文化、基因、使命等因素;在框架模型中,还应当增加在日益网络化、业态化、生态化中生存与发展的企业所呈现的多元身份,以及由此多元身份带来的多重身份的责任界定。

多重身份指的是,随着企业规模化发展,企业除了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之外,还会衍生成为与上下游或横向集约及其交汇的平台,甚至与众多生态相关方形成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协同的共生生态。这三重不同的身份,如下图所示,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出了不同的边界(虚线边界)。

企业多重社会责任边界逻辑图

除了企业要担当社会责任之外,政府也必须承担其社会责任。政府不可以用各种形式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推卸给企业。消费者的负责任消费和绿色消费行为改变也不可或缺。只有当政府-商业-社会都协调地履行责任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能形成。

企业正在逐步走入一个可持续商业-社会共生生态。在这个共生的生态中,企业与社会是相互依存、共同获利、协同发展的生态相关方。企业与上下游、与合作方、与政府和社会形成网络化的链接。

企业与生态相关方的“链接键“的强度,来自于企业可持续商业实践中创造共享价值和参与生态治理的效率,这些链接可以是资源、或服务,也可以是资源+服务的平台。企业作为隔绝的单体将无法独立存在,需依靠这个生态,围绕这个生态发展。这个生态越完整,为客户及终端用户带来的价值就越大,企业的成长机遇就越大。

这个生态,是企业的未来。可持续商业,将在这个生态中登上新的台阶。

(作者系韦尔集团中国总裁、CSR思想方法实验论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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