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房地产企业规范经营、诚信履约，提示房地产交易个人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梳理全市法院近三年来审理的涉房地产纠纷案件，选取十个典型案例发布，发挥司法审判的价值引领作用，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推动青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十个案例涵盖商品房预售及买卖合同纠纷、“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等房地产纠纷主要案件类型，涉及限购政策等房地产新政带来的新问题，房屋质量、设计变更等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民生问题，及合同履行不当、违约责任等房地产市场交易多发问题。

　　刘某（卖方）与孙某（买方）签订回迁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载明：房屋面积为60平方米（最终面积为办证实测面积，此面积双方无异议），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51万元，待房产证办下后，刘某协助办理过户。现涉案房屋产权证书载明房屋面积为65.87平方米，刘某要求孙某补全差额面积价款，并以此为由拒绝办理过户。孙某诉请要求办理过户。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未能证明合同中关于房屋面积的记载是双方对面积差额进行多退少补，故双方应依约履行，判决刘某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二审法院认为，合同记载内容表明，刘某交易时已经知晓房屋预估面积与实测面积可能存在差异，但仍然与孙某约定房屋成交价为51万元，而未约定以“面积x单价”作为房价的计算方式，故涉案合同约定的房屋成交价51万元系整套房屋价格，与房屋实际面积无关，判决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屋的交易价格如何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刘某主张合同中关于房屋面积的约定是双方就补全面积差价达成补充合意，孙某对此不认可。而根据房屋买卖交易习惯，如约定按照“面积x单价”方式计算价格，合同中会注明房屋面积、单价、房款计算方式等，而本案的合同载明“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51万”，故法院按照合同认定案涉房屋价格是按成套51万计算。

　　在待房屋产权证书办理后再另行过户的房屋买卖中，对于房屋的实际面积各方均无准确参照，买卖各方一般按照估测面积进行交易，若合同对于房屋价格计算方式约定不够明确，待房产证办理后，一方发现实际面积与预测存在差距，往往试图要求对方补全或退回差价。法官提醒，订立合同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有同等约束力，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房屋买卖牵扯利益重大且房地产价格存在波动，进屋买卖尤其是个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应当慎之又慎。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各方均应审慎评估房屋价值，对房屋面积、价格计算、付款方式等进行明确约定避免歧义。如各方事后就合同内某项内容达成新合意或有所补充，建议采取补充协议等书面形式并经双方签字确认，通过“白纸黑字”的明确约定保障个人合法权益。

　　李某欲以60万元价格购买张某名下二手房，双方于2017年6月6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李某当日即将房款付清，随即搬入该房屋。因张某取得该房屋产权时间为2016年6月5日，而房屋取得产权不满两年即过户给他人，需缴纳高额个人所得税。为规避该税款，双方约定于2018年6月6日即张某取得该房屋产权满两年后再将该房屋过户给李某。在此期间，张某从陈某处借款100万元到期未归还，陈某起诉张某，并于2017年12月查封了该房屋。后该房屋进入执行程序，李某起诉要求排除对该房屋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双方为规避税费，约定延期办理该房屋过户，在此期间，该房屋被他人查封。一审法院据此认为系因买受人李某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判决驳回了李某要求排除对该房屋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判决予以维持。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是否系因买受人自身原因。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二手房提出异议，需同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四款规定。李某虽然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入住，亦已支付全部价款，但为了规避税费，李某并未要求当即对案涉房屋办理过户，被认定为系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李某应当意识到，在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期间，登记的不动产权人仍为张某，张某仍可能将该房屋二次出售、抵押给他人，或者因张某欠款而被查封。因此，当事人在购买房屋时，应当小心谨慎，最好不要约定延期办理产权过户，避免遭受经济损失。

　　李某欲向房地产公司购买商品房一套，于2018年4月6日支付了10万元定金。2018年4月18日，青岛市发布限购政策，于2018年4月19日正式实施。2018年6月15日，双方签订《认购协议》并支付剩余购房款，后因李某不具备购房资格，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房地产公司起诉李某，要求解除认购协议，在扣除10万元定金后返还剩余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明知其不具有购房资格而与房地产公司签订认购协议，责任在李某。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认购协议，房地产公司在扣除定金10万元后将剩余购房款返还给李某。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在明知自己已经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情况下仍选择与房地产公司签订《认购协议》，李某自身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和过错。但房地产公司也未能举证其完成报备义务，导致双方错失了确认李某是否符合限购政策实施前已形成实际交易不受限购政策限制的情形的机会，且在限购政策实施后仍与李某签订协议，房地产公司亦存在过错。基于公平原则，二审法院判决解除认购协议，房地产公司在扣除3万元后将剩余购房款返还李某。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认定问题。作为购房人的李某有无购房资格是双方当事人能否进一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李某应当知悉的基本社会常识，理应尽到审慎义务。同理，房地产公司作为专业机构，也应尽到审慎义务，对李某的购房资格进行审查，双方均不该在限购政策发布后、未明确购房资格有无前，选择继续签订认购协议。本案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均有责任。因此，购房者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及时关注与个人重大利益密切相关的购房政策，审慎购房。房地产公司也应秉持诚信原则，严格遵守政府发布的相关房地产调控政策，积极促成合同实现，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管某于2016年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商品房一套，合同约定了交房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并约定逾期交房违约金。合同签订后，管某依约交付全部房款与房屋专项维修基金。但房地产公司未依约于2017年6月30日交付房屋，直到2019年3月1日，管某签订《房屋钥匙签收接收确认单》，涉案房屋实际于当日办理交接手续。2019年7月19日，房地产公司与管某签订《协议书》，约定：1.管某自愿放弃向房地产公司主张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的违约金以及基于《商品房预售合同》而向房地产公司主张的其他违约责任。2. 房地产公司承诺对外借款，以所借款项来缴纳小区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后续手续所需要的费用，积极协助管某办理房产证。3.本协议生效后双方之间的债务消灭，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违约责任，双方之间再无其他任何纠纷。后，管某起诉房地产公司，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后，房地产公司逾期未交房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房地产公司未按约定交付房屋，但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管某已明确放弃向甲方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系对其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房地产公司也已履行配合管某办理房屋产权证明之义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管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管某主张《协议书》系其在房地产公司胁迫下签订，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二审法院不予采信，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管某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能否免除房地产公司的逾期交房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房地产公司未按约定交付房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管某自愿签订协议系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该协议真实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管某因此丧失了向房地产公司主张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权利。购房者在购买商品房时，应当充分与房地产公司、置业顾问沟通购买房屋事宜，包括交房时间、交付标准、装修建材品牌型号等，仔细阅读《商品房预售合同》、《交房通知书》等购房资料。若遇到房地产公司逾期交房、与约定不符等问题，应当及时保存证据并主张权利，避免在与房地产公司协商签订放弃权利的协议后又反悔，违背诚信原则，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2017年，韩某与韩某某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其名下的涉案房屋出售给韩某某，合同约定韩某某以银行方式支付除首付款外的剩余购房款。合同签订后，青岛市陆续出台新的限售、限贷政策，导致涉案房屋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不具备上市交易条件，韩某某的资格也受到限制，合同未能如约履行。后韩某向韩某某邮寄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以政策调整导致买受人不能办理、买受人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为由提出解除合同，并主张因买受人韩某某未在异议期内向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效力，合同已经解除。

　　一审法院以房屋出售政策调整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认定合同应予解除，且以解除合同通知已经到达韩某某处为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据此支持韩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政策调整仅是导致履约时间顺延，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韩某某在履约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韩某主张合同已经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其基于合同已经解除的相关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解除。本案不同于其他请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之处在于，韩某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经向对方发出过解除合同通知书，且在本案诉讼之前，韩某某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的效力，韩某据此在本案中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无论其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中写明的解除事由是否成立，合同已因韩某某未在异议期内申请确认解除合同通知的效力而解除。法院认为，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通知相对方解除合同的，法院应当审查其解除合同的事由是否成立，只有符合合同法规定的约定解除或者法定解除的情形，即发出通知的一方具备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解除通知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否则，即使相对方未对解除通知进行回应，也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对发出通知的形式未作严格规定，如果严格苛求受领通知的一方必须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方式提出异议，将导致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上述认定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守约方权益。特别是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房地产市场受政策、价格等诸多因素影响重大，经常出现合同当事人因房价波动等原因而反悔的情形，如果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规则把握过于宽泛，当事人可能会滥用解除权利进而导致买卖双方利益失衡，也不利于房屋交易市场的稳定。

　　2010年9月11日，吴某（甲方）与李某（乙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双方就涉案房屋的成交价、付款日期和方式、房屋交付等均进行约定，因涉案房屋尚未办理房产证，双方在补充条款中约定：甲方在开发商通知办理房产证之日起十日内必须将房款余额还清并办出房产证。合同签订后，李某向吴某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对涉案房屋进行了交接验收并办理入住手续。2018年2月27日，吴某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后因吴某一直未与自己办理房屋过户，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吴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李某名下，并支付延期过户违约金。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查明，因吴某在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后又另行将涉案房屋抵押给银行，现涉案房屋的状态为抵押。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吴某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签订后，李某履行了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吴某作为出卖方应当依约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但吴某取得涉案房屋房产证后，并未依约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并擅自在涉案房屋上设定抵押，导致李某无法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吴某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判令吴某向李某支付逾期过户违约金。但因涉案房屋已设立抵押，且抵押权人已对涉案房屋另案主张优先受偿权，李某要求吴某办理过户登记的诉讼请求，目前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障碍而无法实际履行，故对李某关于过户的诉请本案暂不予处理，李某可待上述抵押权涤除后另行主张涉案房屋的产权变更。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李某要求吴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能否被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手房屋买卖在实践中往往存在“先入住、后办证”的现象，但房屋作为不动产物权需经依法登记方能发生效力。涉案房屋在出售时，出卖人尚未办理产权登记，导致购房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无法及时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使得购房人的权利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亦为出卖人另行设立抵押等违约行为的发生留下隐患，进而引发纠纷。本案中，购房人作为守约方虽然可以依据双方的买卖合同主张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但其关于过户的请求，因涉案房屋处于抵押状态，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履行障碍，难以得到支持，最终导致购房人维权受阻。

　　因此，购房人在购买房屋时，应准确掌握房产信息，通过核对房产证或去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等方式审查房屋产权情况，避免交易房屋存在权利瑕疵，合理规划交易过程中的时间节点，尽快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可通过办理网签等方式降低出卖人另行处置房屋的风险，努力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提前避免交易过程中的各项风险。

　　2020年1月11日，胡某、闫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购买涉案商铺，并于合同签订当日付清房款。交付前，胡某、闫某发现屋内出现高达一米、面积30多平方米的台阶，胡某、闫某随即向该房地产公司邮寄退房通知书，在快递回执显示拒收后，又通过微信向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发送退房通知、快递回执等，要求退款。后胡某、闫某起诉房地产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及相应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胡某、闫某发现涉案房屋存在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情形后，及时提出退房要求，虽房地产公司主张未改变设计规划，但其在签订合同时未向胡某、闫某履行提示告知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房地产公司返还购房款及相应利息。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商铺的大台阶高度、面积，已远远超出合理范围和购房者的正常预期。胡某、闫某主张该台阶的存在对涉案商铺的使用具有重大影响，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当予以采纳。判决维持原判。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否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大台阶的存在对商铺的使用具有重大影响，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现胡某、闫某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辩称合同未约定、未改变房屋规划不能成为其免责事由。在商品房买卖交易中，为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对于房屋内的设计规划，应向购房者履行提示告知的义务。购房者若发现房屋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情形时，亦应做好证据保存，积极维护合法权益。

　　张某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商品房一套，张某依约支付购房款，该房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双方对房屋进行了交接。房屋交付后，张某发现房屋存在房屋返潮、墙面发霉、下水管堵塞等质量问题，导致其无法正常装修入住。张某要求开发商对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维修，经过多次沟通，开发商并未及时修复上述问题。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开发商承担房屋修复费用，并承担房屋自交付后不能居住使用期间的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自交付后，出现返潮发霉渗漏等问题，张某报修后，开发商在合理期限内拖延维修，且最终没有完全解决涉案房屋质量问题。经过鉴定部门鉴定，涉案房屋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且非因张某原因所致。因此，张某诉求开发商承担维修费用，并赔偿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法院根据司法鉴定的维修费用和经评估得出的租金价值，判令开发商向张某支付相应维修费用及房屋自交付后不能居住使用期间的损失。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开发商应否承担涉案房屋的修复费用及因房屋不能居住使用给张某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本案中，张某作为购房人已依约履行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主要合同义务，开发商应当依约交付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品质的房屋。在房屋出现质量问题时，开发商亦应依约及时履行维修义务。开发商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张某主张开发商支付维修费用并承担相应损失，于法有据，应当支持。

　　在商品房交易过程中，开发商交付的商品房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若购房人在房屋交付后发现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应在合同约定的保修期内及时要求开发商进行维修，并注意保存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以及要求开发商进行维修的相关证据。开发商应依约及时履行维修义务，修复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若开发商拒绝修复或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购房人可自行维修或委托他人修复，并要求开发商承担修复费用和赔偿相应损失，及时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林某通过房产中介居间介绍，欲向王某购买房屋一套。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购房定金5万元，首付款40万元，购房尾款以形式支付，若林某未获得机构批准，合同终止，林某支付的定金和购房款应如数返还，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居间方收取的所有费用不予退还。签约当天，林某支付了定金，后经出示《个人信用报告》咨询各大银行和房产中介，其信用状况无法办理。随即林某通过微信要求中介代其与出卖人王某协商解除合同。中介虽告知王某购房人林某征信不良但未明确告知林某欲解除合同，王某仍期待合同继续履行。后在明确得知林某欲解除合同后，其认为林某未按时支付首付款系违约，不应退还定金。林某遂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并返还定金。

　　一审法院认为，林某、王某及房产中介公司在约定的首付款支付日期前均已得知林某因征信问题无法办理购房。在该情况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林某停止支付首付款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违约，其支付的定金应当予以返还。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已及时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并通过中介与王某沟通后期解约事宜，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亦对无法办理的情形约定非常明确，在此情况下，林某不支付首付款不属于违约。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林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其支付的定金应否予以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林某、王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其中约定，若无法办理，合同终止，林某支付的定金和购房款应如数返还，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林某得知其无法办理后及时通知王某并依据该条款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定金，于法有据，王某主某违约，与合同约定相悖，未得到支持。从结果看，本案出卖人王某未能顺利出卖房屋，购房人林某支付的居间费用不退还，双方均遭受了损失。

　　现下，我国二手房交易比较普遍，为了顺利达成房产交易，出卖人和购房者均应在交易过程中持审慎态度，尽到注意义务。以本案为例，首先，双方既然约定以形式购买涉案房屋，在合同签订前双方就应对购房人的信用状况进行合理注意。第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即应当仔细审查合同内容，对合同中附条件解除的条款，例如本案购房人不能办理则合同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的内容，均应当持有审慎的态度。第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应尽到必要注意义务，不可将所有事宜全部交托给中介，在出现问题时双方应积极进行沟通协商，尽量避免和减少因此给双方造成的损失。这样，才能尽量避免本案类似纠纷的发生，减少买卖双方因此产生的不必要诉累。

　　孙某为购买房屋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约定房屋为装修交付，同时约定房地产公司不得擅自变更该房屋的建筑设计，否则孙某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合同签订后,孙某按约定支付了房款。在装修过程中，因该户型房屋主卧室空间较小，且窗户的面积较小，房地产公司在装修时将该户型房屋主卧室和阳台的间隔均进行了拆除。竣工验收后，房地产公司通知孙某收房，孙某拒绝接收房屋，并起诉房地产公司，要求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房地产公司在装修过程中对个别设计作出轻微变动，不影响安全，且房屋已通过竣工验收，符合交付条件，房地产公司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故判决驳回孙某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地产公司并未对房屋主体结构进行重大更改，孙某无证据证明变动影响其居住安全，不存在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严重情形。如孙某坚持不同意房地产公司作出上述变动，可要求恢复原状，房地产公司在答辩意见中亦表示可以恢复原状，孙某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不当，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房地产公司在装修时将主卧室隔断拆除，孙某是否有权解除双方买卖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合同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的情形均作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房地产公司在装修时拆除房屋主卧与阳台隔断的行为并未改变房屋主体承重结构，不影响居住安全，且增加了卧室的采光面积及房屋使用面积，客观上使业主受益，未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严重情形，故不存在合同约定/法定解除的事由，孙某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但即使是为业主考虑，房地产公司擅自改变原有房屋的设计也构成轻微违约，孙某可以要求房地产公司恢复原状。

　　因此，要积极促成商品房预售合同目的的实现，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设计建设商品房，商品房销售后，不得擅自变更规划、设计，如果经批准的变更导致商品房结构型式、户型、空间尺寸、朝向变化以及出现合同约定其他影响商品房质量或者使用功能情形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及时通知购房者，由购房者决定是否退房；变更程度未达到上述情形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应当及时与购房者进行沟通协调，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另一方面，购房者在买房时也要擦亮眼睛，在签订房屋预售合同时知悉房屋的结构型式，全面了解双方的权利义务，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