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勤劳的、富有智慧的民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很多创造发明，其中，有不少传到了国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思想解放时期，如先秦、明清、近代这几个时期，思想上都是或多或少的出现了解放，而科学技术也在出现着进步。

　　人类因为掌握了驯化谷物的技术，才结束了狩猎采集，开启农耕文明；因为掌握并完善水利灌溉技术，才可以大规模种植谷物，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因为有了语言，发明了文字，人类的思想和文化才有了载体得以传承。

　　科学技术虽不能代表一切，但是我们从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的是，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只有科学技术永远向前。

　　。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各诸侯为了富国强兵，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派系的思想学说。这便在社会中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文化。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原来贵族所垄断的学术文化开始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致使“私学勃兴”。

　　这样的总结看似很有道理，然而，却忘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至理名言。先秦时期，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其实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所推动的。

　　中国古代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产出水平直接决定了国家的人口、税收、制度。而农业生产又受到两个客观因素的制约：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相比于以往，它们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先秦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要得益于冶铁技术的两个重大发明：铸铁（即生铁）冶炼技术，和铸铁柔化技术。这两项技术的发明，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开始广泛使用铁器，农业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之所以能够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并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早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

　　冶炼首先需要将生铜铁熔化。其中，铜的熔点约为1083℃，远低于铁1535℃的熔点，而且青铜合金的熔点更低。要达到这样的高温，即使在今天也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所以古人要想获得高温是很困难的。普通煤炭的火焰温度在没有风箱帮助的情况下很难达到铁的熔点，所以古代铁的冶炼离不开风箱、鼓风机的发明。

　　西周时期，古人冶炼青铜用的是圆锥形竖炉，后来炉子越来越大，到了春秋时代，炉子已有将近一人高。而且，炉子已经增添了鼓风设备，在炉缸上面，会开一两个鼓风口。

　　炼炉的鼓风方法发展到了春秋后期，经过长期的技术改进，炼炉的温度相比于之前已经大大地提高。于是，当炼炉的温度突破了生铁的熔点后，冶炼铸铁的技术就逐渐成熟了。

　　然而，还别高兴的太早。古人虽然炼出了铁，但是并不代表铁具就能开始大范围使用。因为，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非常容易折断。因此，古人还得研究铸铁的柔化技术。

　　第一种方法，将铸铁件进行可锻化的热处理，再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之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第二种方法，让铸铁直接进行加热氧化进行脱碳处理。铸铁在脱碳不完全时，表面是钢，内层还是铸铁，是种钢和铁复合组织；而铸铁在完全脱碳后，白口组织会消失，铸件组织就会全部由铁变成钢，但仍然具有铸铁缩孔、气眼等特征。

　　在铁具的实际运用中，人们发现，铁器的坚硬锋利和韧性耐磨，往往不可兼得。而兵器、还有很多农具往往又有这样的需求。于是，古人又研究控制退火的办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的技术。这样的铸件在使用中，可以把表面层磨损，露出坚硬的中间层作为刃口。

　　在战国后期，当这种技术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广泛使用后，铁工具的功能性，农业生产水平就被大大提高了。

　　相比于欧洲，中国古代的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上早二千多年。所以，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因为，中国古人早早地发明了铸铁柔化技术，促进了铁工具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水平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直至欧洲进行工业后才被反超。

　　在西周时期，古人采取的是“汲瓶灌溉”这样最为原始的方法。就是人抱着一个瓶子到河（井）边取水，然后再拿着装满水的瓶子来灌溉农田。

　　到了春秋时期，古人发明了桔槔灌溉技术。所谓的桔槔，也被古人称为“桥”，就是将一根或两根直木立在河边或井边，再拿一根直木横在竖立的直木顶上，这根横挂的直木，一端系着大石块，一端系着长绳挂上汲瓶或水桶，利用杠杆的原理来汲水。

　　耒耜就是最早的铁锹，用脚踏着刃部，把土掘起来。垦耕就是通过人力，用耒耜把土一块块地挨次掘起来。这种方法不仅考验人的体力，也考验工具掘土的效率。在中原远离河流的干旱坚硬的土地上，使用青铜钝器通过人力掘土，难度可想而知。之所以，春秋早期人口少，就是因为诸侯国虽然地大，但很多土地开垦不动，没法种粮食，所以养不活那么多人。

　　到了春秋后期，古人不仅发明了铁具，而且推行了牛耕的技术。就是用牛拖犁来进行垦耕的方法，从此，很多土地就能开垦了，人口就爆发式增长。

　　山西浑源出土了春秋时期晋国的牛尊，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早在春秋末期，牛就已被牵引来从事劳动。战国的时候，牛鼻环被称为“棬”，《吕氏春秋·重己篇》就提到过“棬”：“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

　　随着铁农具的应用、牛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进步、灌溉工具的改进，农业产量提升后，人口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

　　我们都知道，在周代分封制下的氏族宗法社会中，人们的一切日常行为都严格按照“礼”进行。《礼记·曲礼》中记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周朝的分封制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模式。天子、诸侯、卿大夫，既是亲戚，也是君臣，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宗法制社会的大家庭。因此，礼的核心意义，就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维系宗法社会的统治秩序。

　　周代的诸侯、卿、大夫也只是作为各个氏族集团的代表，他们的权威是由氏族集团支持的。因此，在春秋早期，即便是位高权重的诸侯、卿、大夫，无法将自身权威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

　　然而，在农业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后，诸侯、卿、大夫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门客”（所谓的门客，大多都是各国失去土地的贵族），通过豢养“门客”的方式，借助门客的势力，逐步摆脱了原先氏族成员对其权威的制约，开始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并使他们归属在自身支配之下。

　　有了强权后，君主们开始安排只忠于自己的“门客”分担自己的行政职责，如统领军队、管辖地方等事务。在农耕地的问题上，由于原先氏族统治机构仍旧残存，新的君主势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摧毁原有的土地支配权。因而，君主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直辖地，他们开始广集平民，去开拓新的土地。

　　这就是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变法的底层逻辑。变法背后的最底层推动力就是农业技术的进步：因为，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口增加，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口去开垦山林；如果没有冶铁技术的进步，人们就没有能够开垦山林的工具。

　　君主绕过了传统氏族的势力（贵族），开始直接统治大量的人口。这样一来，之前氏族宗法社会的礼制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以前只有贵族才可以学习六艺，和做官）。所以，君主为了进一步解除旧贵族对自己的制约，开始打破旧的制度，给平民授爵，鼓励民间办学。

　　所谓的“礼崩乐坏”，其实就是社会变大，导致之前的宗法礼制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社会的变革中，往往也伴随着的涌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才有了老庄的无为而治。孔子才提出了克己复礼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有教无类”等教育主张。先贤们积累的知识不再是贵族统治阶级的专属，开始在民间传播。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知识受众的扩大，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思想盛世的关键所在。但知识的传播也是需要成本的，要受到信息传播技术的制约。

　　如果把今人和两千年前的古人放在一起做个比较，你和古人在生理和智力上基本没有差别。但要是做起事来，现代人就会显得比古人更“文明”。这样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人掌握的知识比古代人丰富的太多。之所以人类能成为地球的主宰，就是因为人能通过语言和文字，将一代代人积累的信息和知识穿越时间而流传下来。

　　在春秋时代之前，文字的载体是甲骨、或者石碑、青铜器。所以这样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碑文、金文。

　　这样的信息载体，传播成本非常高。先别说石碑和青铜器有多沉，单就是在它们上面写字，就非常的困难。所以，古人将文字刻在动物的甲骨上，就是甲骨文。

　　这样虽然好过在石碑和青铜器上刻字，但用甲骨来写字，还是太麻烦。因为人们先得将甲骨打成孔，再用绳子将它们连在一起，才能往上刻字。

　　周代由于写字的成本太高，会识字、写字的人自然就非常少。所以，当时只有贵族能接受教育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普通老百姓也学不起。

　　如果春秋时期的信息传播技术还停留在用甲骨文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水平，那么，学在四夷也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让普通人读得起书，就必须要降低信息的传播成本。

　　简牍的出现，让普通人读书、写字的成本不再那么高昂，它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由写作的机会，也可以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就这样，载有知识的信息暴增，经过时间的积累，中国的思想领域，在先秦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综上所述，中国的先秦时期，在农业技术上取得了重大发展，使得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后，社会体量变大使得氏族宗法社会制度瓦解，君主开始有了尝试集权的条件。为了绕过氏族的势力直接控制平民，君主们开始将教育下移，并授民与爵。依靠着信息传播技术（简牍的发明）的进步，更多的人有了读书、写字的机会。

　　各国的君主为了富国强兵，广纳贤良，思想学术有了用武之地，这就形成了正反馈，也为先秦诸子不同学术思想的爆发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