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竞相出现，几乎每隔5-10年，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就会卷土重来，期间还夹杂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消除了绝对贫困，倒是“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西方学者、媒体对中国经济的预判为何经常“失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日前接受专访，试图拨开迷雾。

　　记者：在今年中国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之前，有些美欧媒体开始宣称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已不是西方社会第一次唱衰中国，“中国经济崩溃论”为何反复出现？

　　金刻羽：我不担心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在太多的重点都放在中国有多少老人，有多少年轻人，有多少劳动力。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效率上，因为一代一代的效率提升是非常快的。独生子女一代受到的教育水平、训练以及整体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有能力来奉养老人。

　　首先，中国的增长模式跟课本里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是不一样的。外界还没见过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一些西方人认为，如果不符合历史常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甚至还把中国经济模式与前苏联的联系起来。这些认知是错误的。

　　其次，他们对中国增长模式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只知道政府跟市场都起作用，而且以政府作用为主。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只要有政府参与，除非是提供公共设施，(不然)肯定就会有问题，或者效率很低，或者出现大量资产错配，然后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近几年，不少国外专家觉得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来源地就是中国。比如达沃斯论坛上，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和风险屡被提及。尽管中国快速发展积累的债务很高，但他们没想到，中国通过政策调节，慢慢就把金融风险大大地化解了。

　　中国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和资源，能够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控制金融风险。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们有金融风险意识，但真正能做到的远小于中国。

　　金刻羽： 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与众不同的。政府的资源、力量和动员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没见过的。政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愿意扶持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这是让持主流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理解的。中国的这套系统中，跟经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府有一系列的考核目标，要推动发展、要吸引投资、要保护环境、要创新，他们更愿意挑选有能力有潜力的企业。

　　金刻羽：西方的经济是很不准的。他们认为，中国储蓄率太高，投资率太高，经济结构偏于出口和工业等。

　　但如果只是片段地从某些宏观数据观察中国，就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的投资率虽然比其他许多国家都高，但是中国正在城镇化，需要大量投资，包括新老基建等方面。所以什么叫过高？中国的情况跟日本、美国是不同的。

　　储蓄率也一样。在国外看来，储蓄率高就意味着消费弱，所以一定要降低储蓄率，才能刺激经济。中国储蓄率的确高，但有它的优势。中国较高的储蓄率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踏入的一个“圈套”，那就是需要从国外借大量的钱，才能实现发展。而外债最终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另一个误解在于，中国的储蓄率那么高，投资也那么高，经济增长完全是靠资本积累推动的。在投资空间缩小后，经济增长肯定要放慢，甚至走向低迷。

　　其实，过去几十年，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非投资。1990-2007年间，效率提升贡献中国经济增长50%以上，所以不能说是中国只是靠投资、靠储蓄，也不能说是(只)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取得了现代化建设辉煌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只有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才能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掌握自身命运，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求发展、谋富强的愿望更加强烈。今天，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要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顺应潮流，抓住宝贵发展机遇。坚持和平发展，使中国与世界形成紧密的良性互动：融入世界、扩大开放，中国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拥抱世界、促进合作，中国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致力于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课题和现实问题，既顺应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大势，又顺应了当今时代发展大势，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愿望。中国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发展奇迹。

　　近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指出，传统观念依然制约着我们对于新高考的认识。比如，为什么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比我们预想的要慢？重要原因之一是总觉得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这是长期存在的传统观念造成的。实际上，国家建设需要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级专门人才，尤其急需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人人成才”的标准也应该是多样化的。

　　再比如，“强基计划”。“强基计划”的招生专业是基础学科和关键技术领域，它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导向，那就是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因此，“强基计划”招生的试点学校限定在全国36所一流大学建设的A类高校。现在社会上对“强基计划”的炒作比较厉害，特别是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又开始抓住所谓的商机，推出了“强基计划”培训班。很多家长出于功利性的目的，认为通过参与“强基计划”培训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大学。这种做法并不值得跟风效仿。从家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根据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尊重孩子的自主选择权，如果孩子对这些专业没有兴趣或不适合，那就不必勉强。

　　钟秉林强调，不能对新高考改革做碎片化解读。比如，在取消文理分科的问题上有过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学生的特长发展。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整体来看就有一定的片面性。在高中阶段过早进行文理分科主要有两个弊端：一是容易造成学生偏科，知识结构不完善。学科发展综合化是大趋势，知识结构不完善，到了大学还得补课，会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二是容易造成学生思维方式不完善。文科擅长形象思维，理科擅长逻辑思维，两者必须很好地结合，才能形成创新性思维。过早文理分科，不利于创新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创新人才培养。

　　钟秉林指出，教育观念转变是积极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先导。要树立现代的教育观和科学的成才观，观念不更新，仍然用旧眼光去看待“新高考”，那么这场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高考是学生求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但不是学习过程的全部，更不是人生的全部。成才的机遇很多，路径也很多。很多优秀人才并不都是从名校出来的。一个人的成功不仅靠智力因素，还取决于很多非智力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每个孩子都是有差异的，必须承认和研究这种差异性，鼓励孩子的兴趣特长发展，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我们应该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新高考改革。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如同人民币一样，在全球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但要取得和英语一样的地位，无疑还有较漫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也不是无可作为，不仅不是无可作为，而是应该大有作为，这个作为不是“硬”作，而要“软”作，更要“巧”作。其中，让更多汉语“进入”英语，就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路径。

　　实际上，大多数的英语词语都源自于其他语言，如拉丁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等，当然也包括汉语，大约50多个语种。

　　那么，汉语作为外来语，在英语当中是个什么情况呢？两个判断，一是不少。饮食方面有jiaozi（饺子）、doufu（豆腐）等，历史方面有Laozi（老子）、Tao Te Ching（《道德经》）等，文化艺术方面有Kungfu（功夫）、pingju（评剧）等，科学技术方面有suanpan（算盘）、taikong（太空）等，此外，近年来一些网络流行语被译为英语后，也成为常用表达方式。二是不够。不是一般的不够，而是远远不够，这个不够不仅仅是指数量不够多、速度不够快，还是指在语言的广泛度和深刻度上的不够。这个不够更是指，它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匹配。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汉语应更多地、更快地、更广泛地、更深刻地进入英语。

　　汉语的文字虽然是方块字，但亦是拼音文字，而汉语的拼音与英语的字母在书写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为汉语进入英语提供了天然条件，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一优势，对诸如“小康”等时代感强烈的汉语词汇不再做英文翻译，而是像“豆腐”“功夫”一样，以拼音字的形式直接进入英语。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语言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的过程面前不可太被动，而是要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对汉语进入英语重大意义的认识，并把它作为落实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抓紧抓好。

　　所有研究生，从入学第一天开始，都希望通过导师，获得能力的发展。导师布置学术文献让硕士生、博士生看，这是起步。一段时间后，交来读书报告，就可以看出学生“研究”存在的问题。此后各个阶段，包括概念分析、问题聚焦、材料挖掘、价值提升、文本构造，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问题，一直难以消除。问题的性质不同，但共性是明显的。总的来看，就在于锁定不了研究的问题。

　　关键的是，第一要讲怎么聚焦，针对学生交上来的文章，谈哪个问题最具学术贡献度，破解这样的问题知识创新价值最大。理由是什么？教授要讲出让学生信服的道理。

　　第二要讲经典文献，帮助学生把具体文献背后的思想脉络、创新思路描绘出来，让学生从可见的文字看到背后看不见的学术精华。简单说，这个就是讲阅读的问题。阅读的目的是提炼和我们研究相关的内涵，解决文摘、译摘类“远景扫描”问题。

　　第三要讲文献的亮点定位。从文章的“提要”“导言”“结论”里定位出论文的创新亮点，帮助学生走进论文，走进学术，解决“学术阻隔”的问题。

　　问题始终会发生，解决问题是一个过程，能力形成也是一个过程。解决第一阶段的问题，是研究生是否能入门学术、开展研究的关键，否则后续各阶段都是不着边际的空想。

　　我赞成对不作为、不担当的官员问责，但却不主张简单地搞“一票否决”。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票否决”无可厚非，而且在某些特定场合也有必要；可要是被滥用，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从经济学角度看，“一票否决”不过是投票选择的规则之一。投票选择有两种规则：一种是“一致同意”规则；另一种是“多数同意”规则。所谓“一致同意”，其实也就是“一票否决”。

　　投票规则决定于产权安排。具体地讲：私权领域的选择，需采用“一致同意”规则。比如你和朋友去商场购物，大家使用货币“投票”，买什么或买多少皆各自做主，谁也不能强迫谁。而公权领域的选择，由于达成“一致同意”的成本太高，通常只能采用“多数同意”规则。比如民选村委会主任，要是采用“一致同意”规则，怕是很难选出村委会主任来的。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尊重多数人选择的结果。

　　公权领域既然不宜采用“一致同意”规则，而对干部的考核（上级部门给下级投票）则明显属公权范畴，那么也就不宜搞“一票否决”。有人也许会问：中央不也对某些官员就地免职吗？对此我的解释是，中央作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行使否决权看似是“一票否决”，而其实不是；中央代表的是多数人意志。

　　很显然，政府各部门并不具有这种广泛的代表性，所以除非中央授权，否则任何部门都是无权搞“一票否决”的。读者如若不信，可去看看2018年10月中办印发的《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央明确要求：不能简单以问责代替整改，也不能简单搞终身问责。而且规定：部门考核不能打着中央的旗号，不能随意冠以督查、巡查、督察、督导等名义。

　　一个事故发生造成了损失，相关的责任人可能有很多，那么应由谁承担主要责任呢？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汉德法官曾对此作过研究，他认为有三个要件：避免发生事故的成本；发生事故的概率；事故造成的损失。汉德的结论是：谁避免发生事故的成本小于发生事故的概率与事故损失的乘积，就由谁承担主要责任。

　　还是让我用例子解释：A君花20万元从古玩市场买回一只清代瓷碗，然后去参加朋友聚会。可装瓷碗的木箱并未上锁，朋友好奇而争相欣赏，结果掉在地上摔碎了。请问谁应承担主要责任？按照汉德的观点：A君应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只要给木箱加锁，则可避免事故发生；而且只要事故发生概率有百分之一，加锁的成本都会低于事故概率与损失（20万元）的乘积。

　　由此引申到行政问责，对我们至少有两点启示。第一，对造成事故的相关责任人皆应问责，但同时应区分主次责任；第二，划分主次责任，关键要看避免事故发生的成本，谁的成本最低，谁就是主要责任人。若按照这一原则，上级部门对基层主官显然是不能搞“一票否决”的；而且基层主官也会明白，自己应对那些工作承担主要责任。

　　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决定着生产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当今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的是“幂数效应”。其鲜明特征是，大数据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以及在互动经济中生发出来的网络化、流动性、偏使用、重共享等新的思维。

　　信息时代大数据技术驱动生产力发展出现幂数效应确实令人欣喜，但未来发展好数字经济依然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挑战，这绝非单一科学能够化解。信息时代的经济社会系统是开放的，在系统动力学意义上，任何内外部环境变化都会对系统稳态构成大小不等的扰动。眼下经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是用非线性、多样性和小世界能充分刻画的了。有鉴于此，一些科学家主张融合混沌理论与量子科学，通过对经济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进行量化分析来把握无形的内在结构，以此解释一系列随机现象，从而实现对复杂经济系统的监测和调控。

　　崇尚劳动是时代新人的重要标识。首先，新时代劳动教育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回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的发展史，人的发展史就是人的劳动发展史。新时代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务必要认识到劳动对人的“本质规定性”作用。在劳动教育中，不仅要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而且要积极投身劳动实践活动中；不仅要在日常生活劳动中学知识，还要在生产劳动中长本领，更要在服务性劳动中提素质。其次，新时代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教育根本的现实要求。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社会群体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精神面貌产生了不平衡性，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一些不科学的劳动价值观和诸如“佛系”青年等劳动精神面貌。正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因此，新时代下开展劳动教育应将崇尚劳动作为出发点，崇尚劳动是时代新人的重要标识。在劳动教育中引导广大青年崇尚劳动，才能使劳动教育不骛于虚声，不流于形式，不泯然于平庸。

　　一是在“掐尖”招生上各出奇招。为留住、抢占优质生源，除正常的宣传推介外，一些公办高中学校组织中考“尖子生”免费搞所谓的研学旅行，对其免除高中阶段学费、发放生活费，有的甚至为其父母提供陪读住房，在学校食堂等岗位安排临时性工作等，其目的就是吸引“尖子生”在本校读高中，为将来考北大、清华等名校选苗子。

　　二是在“掐尖”培育上堆砌资源。各高中学校的普遍做法是开办小班、集中“名师”、争分抢秒、重点培育。譬如，某校竟然为7名可能考取名校的高中生组建一个小班，集中全校最优秀的师资为其进行教育，而该校其他的高中班级平均班额为60人左右。

　　三是在“掐尖”激励上失范失度。除对考上“985”“211”名校的学生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外，有的公办学校对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开出高达3万、5万，甚至10万的高额奖励，明显超出了学校奖学金的应有额度。

　　客观地讲，教育理应鼓励开展适度竞争，允许人才脱颖而出，但这种畸形的“掐尖教育”与激励模式，导致的问题与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挤占教学资源，引发教育不公。二是片面追求分数，不利学生成长。三是加剧两极分化，导致恶性循环。从学校角度讲，因生源质量问题，“掐尖”教育只能让所谓的“好”学校越来越“好”、“差”学校越来越“差”，不利于高中教育均衡发展；从学生角度讲，这种教育模式传递的是赤裸裸的功利思想与分数至上，呈现的是残酷的成绩竞争与区别待遇，扭曲的是学生的自然天性与健全人格。

　　为彻底纠正高中教育畸形“掐尖”现象，建议摒弃功利思想，端正教育理念。坚决纠正分数压倒一切、成绩高于一切的教学倾向，坚决防止优待“尖子生”、忽略大多数的办学导向。将整治“掐尖”教育纳入对高中学校考核评价范围。

　　当前高校普遍实施的“非升即走”制度受众人热议。如果溯源，我们会发现，在美国的高校中很少能够见到“非升即走”的说法，与之相关的原初术语是“终身教职”。其意是指，如果有人谋求高校终身教职，高校会给予一份具有高级学术职称的合同。该合同的最大特点是一旦签署，若没有正当理由，高校无法终止这份合同。“终身教职”合同中一般会规定在未来6~7年时间内，若不能晋升为副教授以上职衔，就意味着未能进入到终身教职序列之中，那就只能改换门庭另谋出路。

　　国外在签署合同之前，要对应聘人进行无数次和无数阶段的认真考查、讨论乃至争论，不单会考虑其是否可以达到合同规定的晋级条件，更会考虑申请者是否能够成为该校该领域的真正学者。而应聘者大都在应聘前衡量过自己是否能在6~7年完成应聘单位的任务。

　　反观我们与之相关的聘任制度，的确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从合同上看，人事部门所规定的很多条件都过于具体，乃至于苛刻。其次，凡是最终出现矛盾者，大都是考查过程不够严密、不够慎重所致。再次，不说进入“终身教职”系统，单单强调“非升即走”，实在是把经念歪了。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经过20年的发展，“非升即走”制度对于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短期内我们看不到它离开高校舞台中心的可能性，只能期盼这样的制度能更加完善。

　　具体而言，有两方面的期待。首先是希望从人事部门的角度，不要将相关内容规定得过于具体和苛刻，给予学院这个具体用人单位更多的权限。其次，校方与院方应加强过程考查，全面认真地了解应聘者的所有情况，申请者也应慎重考虑个人能力与学校要求之间的差距。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