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一则“杭州一医美公司偷逃税被罚8800多万”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据媒体报道，该公司下属一家美容诊所隐匿收入超47.55亿元。另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美容市场规模已超4500亿元，行业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业以每年20%的发展速度递增，整形手术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已成为继房地产、汽车销售、旅游之后的第四大服务行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很多人疑问：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整容？整容是主动为之还是选择？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深层原因？

　　本文对青年女性的整形实践案例做了详细调研。作者发现，受社会互动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青年女性形成了长相“丑”或“有缺陷”的自我认知，这是决定其选择整形的关键因素。对于部分青年女性而言，整形的确在短期内带来生活的积极改变，甚至被视为“对人生的自主选择和把握”。然而，青年女性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对整形标准、过程和结果的选择权：一方面，“整形美”的标准存在大量西化趋势，既不符合一般东方审美也不具备广泛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除一些个案外，接受工业化整形后的女性，也无法依靠“身体资本”实现阶层跨越。

　　本文原载《青年研究》2020年第4期，原题为《消费文化中的“美丽迷思”——青年女性整形个案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行业在我国蓬勃发展。据相关报告，“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和再塑，进而增强外在美感为目的的科学性、技术性与艺术性极强的医学科学。通俗地讲，就是雕刻”。2017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美市场，2018年中国市场规模为1220亿元，据估算，中国有望在2021年超越美国成为医美第一大市场。从选择整形的人群的年龄来看，占比最大的是25-30岁这个年龄段，占总人数的38%，30-35岁的占31%，25岁以下的占19%，大于35岁的仅占12%。而从选择整形的人群的性别来看，根据全球整形数据统计，2016年女性进行了约2036.3万次整形，占到整形总数的86.2%；男性进行了约326.4万次整形，占整形总数的13.8%。

　　然而，与中国市场迅猛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行业经营和技术的良莠不齐，相关医疗事故频频发生。有关整形毁容、甚至致死的新闻层出不穷，令人触目惊心。2010年，因湖南卫视“超级女声”选秀节目而被大众所熟知的某歌手在接受面部磨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血液通过喉部进入气管造成窒息，在抢救无效后死亡。国家卫生部对此事件高度重视，表示将加大对行业的监管力度。整形毁容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早在2004年，新浪网就曾登载过一则《：10年毁掉了20万张脸》的报道，虽然该数据的准确性遭到质疑，但该现象却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近几年来，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批在网络走红的女性由于整形拥有相似的面孔而被冠上“网红脸”的称号，“网红脸”经常被用作贬义词，有时候甚至与低俗划等号。

　　为什么整形会有如此大的市场，其背后的社会语境是什么，在整形市场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促使女性宁愿冒着毁容、甚至死亡的风险去整形，她们决定整形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整形会给女性带来什么结果？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起点。

　　本研究尝试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视角分析现代消费文化背景中的整形女性。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女性如何确认自己的长相“丑”或“有缺陷”，什么因素最终促使女性甘愿承担风险作出整形的决定；女性如何从整形当中获得舒适和自我认同感，又是如何陷入更深的自我迷失和痛苦之中；女性整形是自主救赎还是选择，这些自主或的、快乐或痛苦的整形经历如何与更宏观层面的权力与不平等相关联。

　　在本研究中，笔者总共对6位有整形经历的女性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相关网络版面中的17位讨论参与者的整形经历自述及相关看法进行了批判话语分析。对这些讨论者来说，笔者是虚拟环境中的“潜伏”的研究者。本研究的受访者及匿名讨论者整形的年龄均在16-40岁之间，目前都处于学习或工作状态，她们的整形项目包括：双眼皮手术、去皮去脂、开眼角、膨体隆鼻、耳软骨延伸鼻尖、缩小鼻翼、上眼脸提肌、面部吸脂、垫下巴、瘦脸、抗衰老等。

　　社会互动和消费文化在女性形成长相“丑”或“有缺陷”的自我认知以及最终决定整形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材料分析发现，整形并不是女性的“自我救赎”，而是一种选择。

　　认识到自己长得“丑”或“有缺陷”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符号互动论中的“镜中我”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人们关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社会互动中所产生的人际困难和两性关系是让女性意识到自己“丑”或“有缺陷”的最主要因素。在社会化环境中，外貌对自己生活的妨碍是女性将长相“丑”或“有缺陷”视为一种需要被对待和隔离的疾病或者个人错误的根源。大多数受访者和相关话题讨论者都谈到自己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因为外貌而遭受的人际交往方面的困扰及痛苦。圆圆自述自己小学时原本是个活泼开朗、讨人喜欢的孩子，但后来由于自己长相上的“缺陷”而遭受到了“校园暴力”，从那以后，她开始注意别人的目光和评价。

　　我开始注意到自己长相上的缺陷，并且过分夸大它们的不足，我单眼皮肿泡眼，觉得自己脸方，嘴唇厚，带着一副黑框眼镜。记得有天我取下眼镜，班里一个女生直接说我不戴眼镜的样子很丑，我深受打击，从那之后的七年……我的初中和高中，主基调就是孤独和自卑……（圆圆）

　　两性关系发展受挫是女性认识到自己“丑”或“有缺陷”的另一个关键原因。上了大学的圆圆开始打扮和减肥，并尝试通过提高“内在美”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和“像个正常的大学生”。然而，在喜欢的男生找了好看的女朋友之后，她开始变得越来越自闭。

　　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凝聚所有勇气去表白了，被拒绝后，他不久就有了一个女朋友……长得太好看了，让我又开始有些自卑，我没有在爱而不得的情绪里走不出来，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爱的。（圆圆）

　　“前男友出轨，（小）三是一个名声不好、会撒娇卖嗲的下属，不得不承认她长得漂亮，他轻易地放弃了近六年的感情，激发了我原生的自卑，重度抑郁，不断否定自己”。

　　外貌在人际关系和两性关系中遭受的挫折激发了女性对自己的否定。“孤独”“自卑”“抑郁”“情绪崩溃”“不配拥有爱”“每一天都好漫长，活着也没有任何期望”是这些女性在感知自己长相“丑”或者“有缺陷”之后的遭遇和感受。对她们来说，长相“丑”或者“有缺陷”是一种社会障碍，一种阻止她们充分享受生活，让她们感到羞耻、不自信和痛苦的东西。外貌成了女性自我价值评判的核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女性十分渴望能够改变自己。

　　在形成“丑”或“有缺陷”的自我认知之后，整形技术的发展、消费文化对美的建构和同伴压力成为促使女性作出整形决定的三个关键因素。

　　埃里克森（Erik Hombuxger Erikson）认为，青少年时期是塑造个人自我认同的重要时期。青少年时期因外貌在社会互动中遭受的挫折使女性产生了深刻的自我怀疑，“丑”成了女性自我认同中最关键的部分。因此，通过整形获取“美”对女性来说显得极为必要，它可以让女性不再遭到同伴的嘲笑，不再自卑，也可以让女性有机会收获爱情、重获新生。

　　从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整容这么回子事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整，终于不用靠重新投胎来改变容貌了，心里的一块巨石放下了，那会估计也不过八、九岁吧。（少奕）

　　原本认为整容手术就像是“中差等生作弊考出和优等生一样的成绩”而排斥整形手术的圆圆在发现自己化妆、贴双眼皮变得好看之后，也决定整形改变自己，“我想，整容对我来说是早晚的事。也许这不能使我好起来，但我想好起来，不论这感觉多么短暂，我本能的反应却是想拥有。”

　　整形技术的发展给女性带来了“重获新生”的希望，而消费文化对美的建构以及同伴压力则促使女性最终作出整形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美”的标准是社会建构的，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当前消费文化中的审美标准是通过媒体中年轻男女的精修图来推广的。根据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概念，这些由媒体建构的身体形象只是一个拟像，其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实际参考对象的复制品。然而，媒体所推广的身体形象却成了所有人都应该以此为参照来向往、形塑和打造的模板，这让绝大多数女性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满意，她们因此焦虑、痛苦和迷茫，最终作出整形的决定。

　　随着消费文化所建构的身体理想型的推广，整形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常态化，身边朋友、同学和网络红人的成功整形案例进一步激发了年轻女性潜藏的不自信，诱使女性作出整形的决定。安晴做过割双眼皮手术，谈及“是什么时候决定整形的”，她提到了自己所感受到的同伴压力，“当结交了好看的女性闺蜜的时候，大概是高中的时候，身边的女孩子都太好看了，你由内而外的自卑感到达顶点想要改变的时候。”同伴压力不仅存在于线下的社会互动中，还来源于线上。

　　随着微博、直播软件什么的盛行，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网红，有段时间网红们纷纷自曝自己的整容史，当时我在读大学，身边已经开始有朋友因为整形变美。（晓泽）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整形开始变得常态化，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可负担的和常规的步骤时，女性就会被鼓励去整形，以作为个人享乐和消费自由的表达。而当整形变成一种常态，那些不选择整形的女性就会被污名化，进而成为“越轨者”。“网红”的引导、同伴群体整形的成功促使女性决定整形以期改变人生。

　　不管是由于何种压力而整形，我们都能看到，从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就贯穿于女性生活中的“美貌”话语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压力；而整形可能给女性带来的对约束、限制的超越则进一步体现了“美”对女性的重要性。这样看来，那些标榜自己的整形行为是自主选择的女性其实都是“美貌”话语的受害者，整形是一种选择。

　　消费文化将选择、自由和整形相类比，这不仅使女性被“虚假的自我”（所激励，抹去了整形前、整形中和整形后女性所承担的困扰、风险与痛苦，还抹去了女性在整形实践中所遭遇的性别、资本等方面的不平等。

　　消费文化对身体理想型的推广以及同伴群体整形的成功促使女性作出整形的决定，她们渴望通过整形获取美貌以拥有更多的协商生活的能力，进而通往美好的生活，成功整形所带来的“美”对她们来说等于“重获新生”。整形确实给一部分女性带来了某些积极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自身性格的改变和生活上的实质性改善。

　　现在还是在恢复期，我看着自己的脸一天比一天自然，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欢自己的新样子，我觉得人生是美好的……相由心生，反过来外貌也会对一个人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年来我从一个内向自卑、沉默寡言的小孩变成这样一个喜欢交朋友、喜欢笑，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成年人。（晓泽）

　　身边的异性缘也好了起来，开始慢慢有人追。去年我还鬼使神差地去航空公司面试，并且成功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空姐，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这是离我很遥远的职业，都不敢去想象的那种。或许整容就是这样，它让你变得漂亮，拥有不一样的人生，甚至实现阶级跨越。（思妍）

　　成功整形不仅给予这些女性梦寐以求的“美”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善，还被这些女性视为是对自己人生的自由选择和主动把控。

　　我想我也要变美，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我不想继续这样自卑，我想像别的正常的女孩子一样可爱开朗，在最美的年龄做最美的自己……其实我不认为整容会上瘾，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在说自己要求越来越高了，每个人都想变成更完美的自己，都在不停追求更好的生活罢了。（晓泽）

　　这是我自己的脸，别再一厢情愿觉得我就是个受整形医生和虚荣蒙骗的傻大姐，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辰欣）

　　然而，对所谓的“自主选择”和成功整形所带来的自信、快乐的强调让人们低估和忽视了女性在整形前以及整形中所遭遇的痛苦和风险。女性有选择做整形手术的权利和经济能力，但她们是否同时拥有选择不做整形手术的社会环境，她们是否拥有制定和选择整形标准的权利？正如相关学者所说，如果说女性拥有整形选择的话，那么这种选择一定是发生在意识形态真空中的，因为没有人会选择被嘲笑、奚落、拒绝和抛弃，更没有人会选择手术刀、药物和针筒。

　　社会互动中的困扰以及消费文化对身体理想型的建构与推广让女性深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与它应该看起来的样子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导致女性产生一种羞耻、内疚和焦虑的感觉。然而，当前消费文化是以利益为驱动，以自由、选择等新自由主义话语为包装的，它在指出女性身体的问题和不足的同时，为女性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但也把责任和风险留给了女性。尽管整形给部分女性带来了生活某些方面的积极改变，但无论从整形的标准，还是从整形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整形给女性带来更多的是风险和绝望。接下来，笔者将围绕整形标准、整形过程以及可能的风险和结果来讨论整形给女性带来的焦虑、痛苦甚或是对人生更深的绝望。

　　“网红脸”是在关于整形的网络版面以及访谈中经常被涉及的话题之一。之所以称之为“网红脸”，是因为目前在网络走红、依靠身体和脸追名逐利的很多女性都拥有受访者口中的“千篇一律”的整容脸。这些“千篇一律”的整容脸的基本特征是欧式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深眼窝、白皮肤、丰乳细腰等。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在服饰装扮方面都致力于与西方接轨，因此改造中国女性身体的技术、程序和标准也以西方为参照。改革开放后，中国进一步与西方消费社会接轨，这使得中国女性受到了以西方消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父权制下的“美丽迷思”的规训。正如摩根所说的，整形的手术刀是父权制下的魔术刀、欧洲中心主义的魔术刀以及白人至上的魔术刀。笔者访谈的几位受访者都感受到了这种西式的整形标准与本土的审美标准在某种程度上的错位。

　　肖颖在国外上的大学，毕业后特意回国削骨，找的是一位在某知名医院工作的知名医生，但这段经历令她无比悔恨。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魔怔了去削骨。我身边当时都是西方人、华裔还有其他种族的人，几乎都是小脸的（至少当时的自己这么觉得）……我社交的时候有些不自信，我都怪在我的脸型上……当时就各种不满意。削骨以后……我的下巴和下唇的肌肉僵硬，感觉怪异，又痛又酸，笑起来很怪异。（肖颖）

　　另一位被访者薛杨告诉笔者，她割双眼皮后她身边的男性朋友告诉她，“你单眼皮挺好看的”“割了（双眼皮）以后显老”，这使她感到十分困扰。而王丽在选择双眼皮标准时刻意选择了她认为更适合自己的“小一点、自然一点的（双眼皮）”，因为“欧式啥的，看着有点奇怪”。

　　这种整形标准与本土审美的错位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标准的非本土化特征，体现了女性整形实践中的后殖义特征，即西方国家在整个主流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以及非西方国家的“他者”地位。此外，不仅仅是整形标准西化，笔者发现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观念也体现出了非本土的特征。薛杨这样说道，“我还是我，身体跟名字一样，不会影响本质的我……而且我觉得整形也是一种体验，人生体验啊，就是多一种经历。”

　　这种关于身体的观点显然深受西方世界的影响，身体被看成一个处于“形成”（becoming）过程中的实体，是一项应当进行形塑、打磨等种种尝试的规划，它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发肤授之于父母”的观念不同。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女性的整形实践经历中呈现出了后殖义的特征。西方国家的这种主体位置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的矛头所向。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女性的经历不应该被简化成单一的受压迫模式，并不存在普世的、没有差异的自我。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以白人为标准的整容模板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女性的身体条件存在较大差距，要想符合这个所谓“标准”的身体理想型，女性的“最佳选择”就是整形。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对部分女性因整形带来的生活的积极改变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而应该进一步关注整形前、整形中和整形失败后女性所经历的痛苦、风险乃至对生活更深的绝望。

　　当我坚定了整容的想法之后，几乎所有知道我打算的朋友都在劝我不要整容，她们会列出一长串后遗症、并发症来告诫我将要面临的问题，甚至死亡。真的不需要，这是我自己的脸，我比谁都想对它好点，这些后遗症我在做功课的时候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暮云）

　　整形的痛苦与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药物副作用、长时间的痛苦、毁容、并发症甚至死亡。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决定整形的女性对这些可能的痛苦和风险都有所了解，但她们仍然选择躺在手术台上。整形的痛苦和风险有多大，她们改变自己的决心就有多强烈。

　　在“虚假的自我”的激励下，女性决定冒险整形以实现“自我救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整形都能给女性带来“重生的喜悦”。对做了“削骨”的肖颖来说，整形不仅没有带来“重生”，还剥夺了她正常生活的机会，使她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之中。

　　我的咬合本来就不完美，削了骨之后就更难恢复了，现在下颌关节严重紊乱，天天吃半流食，不能出去玩，不能受凉，不能跑步，各种限制，上班一个星期顶多20个小时，原来的职业规划统统打了水漂。我做梦都想吃点正常的东西，吃点坚果，牛排之类的……本来是奔着做经理去的，现在下颌关节废了，在零售岗位也耗不起了。最好的三年我全部献给了削骨和后遗症，之后还有更长的斗争……要是时光倒流我是绝对不会削骨的。（肖颖）

　　对肖颖来说，整形前变美的心愿在后遗症的折磨前已经荡然无存。为什么在了解整形的后遗症后，女性仍要承受如此巨大的风险去整形？如前所述，答案在于当前消费文化和父权制承诺“美貌”女性予一系列的社会特权和经济回报。女性就像是在自我监视下的囚徒一样投入到强迫性的自我规训和自我管制中，而现在这种自我规训和管制背后的父权制被强调个体、自由、选择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以及女性“虚假的自我”给掩盖了。如吉尔所说，这是一种比“客体化”更深刻的利用形式，男性的凝视被内化成一种新的规训体制，从外在的、男性的凝视转向内在的、自我的凝视；女性主体被以更私密、细微的方式规训着，选择、自由等这些概念是这个规训工程的核心。

　　从对“丑”的自我认知到决定整形，再到整形的标准、过程和结果来看，整形并不是女性所谓的“自主选择”，而是在隐藏于社会互动和消费文化中的父权制压迫下作出的决定。对女性整形经历中的自主选择的强调让我们忽视了女性整形前后生活中的绝望以及整形实践中存在的权力与不平等。隐藏于消费文化中的父权制以更隐蔽的方式对女性进行规训，它不仅使女性深陷于“美貌神话”中，还制造了女性主体的和群体的分化。

　　“网红脸”之所以被称为“网红脸”是因为目前在网络中走红的、“依靠身材和脸蛋追名逐利”的很多女性都拥有“千篇一律”的整容脸。在大众文化中，“网红脸”已然是个贬义词，有时候甚至与低俗划等号。在对“网红脸”的讨论中，不少话题讨论参与者表示自己不喜欢、讨厌甚至嫉妒网红脸。

　　网红脸是把急功近利的心思全写在脸上了……网红脸追求的根本不是美。网红脸追求的是高鼻梁、大眼睛、尖下巴。也就是在追求别人的认同、赞美和夸奖。甚至这种追求中带着“我可以把别人踩下去”的急切期待。这些人散发出的气场，让我退避三舍。（林娟）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通过“急功近利”“退避三舍”“没文化”“上位”等词汇看到一些女性对“网红脸”的贬损与敌对态度。除了“网红脸”并不完全符合中式审美以外，女性认为通过整形来获取利益的行为具有非正当性，潜意识里拒绝与美貌绑定在一起的价值。美貌的确不应该成为一种劳动力，因为对美貌的关注与强调标志着对女性的压迫。

　　然而矛盾的是，选择整成“网红脸”的原因也是这些与美貌绑定在一起的价值。在探讨为什么有部分人想整成网红脸时，娜华和宁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网红脸在展现大部分人都会羡慕的“大眼睛、高鼻梁”的同时，也会展现大多数人都向往的白富美生活，变美、有钱、买买买、跟男神在一起、过着小公举一样的生活……只要你整容，就可以变美，只要你变美，你的人生就会一片坦途。（娜华）

　　我们对网红脸的憧憬和追逐，是因为看到网红背后衍生的颜值经济。除了拥有美貌外，还能被欣赏、认同和喜欢，虚荣心大大地被满足。同时，一呼百应的流量、权贵的追求、经济的独立几乎是所有女生内心的“完美人生”。（宁宁）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女性对整形的矛盾态度，女性深陷于对立的两端之间：一端是女性对符合父权制要求的美丽身体外表的向往，她们显然十分渴望“网红脸”所能带来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认可；另一端则是对美丽外表下的道德品质败坏的指责。她们在潜意识里拒绝与美貌绑定在一起的价值，并不认为通过整形来获取利益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在这对立的两端之间，女性主体出现了，女性群体之间也不断地产生敌意和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是有可能通过整形拥有迷人的身体进而获取丰厚回报，但并非所有女性都拥有相关的资源和机会来彻底重构身体。

　　媒体时代，有关重构身体的知识广为流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源对自己的身体实施控制和照看，没有资源但掌握这种知识的女性会在主观上感到被剥夺感。由于女性所拥有的资本存在差异，她们并非都拥有自主选择整形的机会。

　　尽管“网红脸”可能给女性带来一些社会资源和认可，但由于它所参照的整形模板的单一化和西化，“网红脸”并不是真正受推崇的“美貌”，因为它与中国女性的身体条件存在较大差距，不够“自然”，且“千篇一律”，不够有辨识度。娜华和莉莎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要想像明星一样又美、又自然，就必须要有过硬的底子、审美以及钱包，这样才能在这条整容变美的道路上走下去。（娜华）

　　美是稀缺资源，网红的美女放在大的人口总数里，依然是稀缺资源，我们觉得腻了，是因为曝光得多了。（莉莎）

　　只能整形成“网红脸”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女性都拥有足够的整形资源和机会，她们只能选择前面谈到的单一化、西化的整形模板。以布迪厄所说的经济资本为例，拥有足够经济资本的女性更有可能通过整形获得更自然的、高级的美貌，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拥有一般经济资本的大多数女性只能购买所谓的“整形快餐”，即模板化的整形标准和程序，将自己改造成所谓的“网红脸”。“千篇一律”的网红脸显然不如高级、自然的美貌受欢迎，因为它易得、不够稀缺。但它仍可能为女性带来回报，因为在媒体高度发达的消费文化中，拥有一个更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外表仍有机会获利，这也许是很多女性明知道自己可能被整成“网红脸”，却仍然要作出整形选择的原因。而那些缺乏经济资本的女性只能维持自己原来的样子，正如斐依所说的：“贫穷不允许我有这种（整形）决定”。女性当然明白身体资本能够转化为其他资本，因为所有的广告、杂志等大众媒体都这样告诉她们，但是在考虑身体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之前，女性需要考虑其是否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去整形从而获得身体资本。

　　在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明码标价的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必须去竞争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不同身体资本的女性之间便会产生更深刻的且伴有明显敌对情绪的分化。因此，从宏观层面上来讲，由于女性个体在资本获取和资本转化上的不平等，整形会加大女性间的分化。这种阶层分化的形成过程十分迂回和隐蔽，因为它超越了阶层分类的传统测量方法。

　　正是在美貌与道德败坏的两端之间、美与丑的对立和竞争状态下，女性主体出现了，女性群体陷入了敌对的、竞争状态下的分化。

　　本研究运用深入访谈和虚拟民族志方法对青年整形女性进行研究，探讨社会互动和消费文化如何促使青年女性形成长相“丑”或“有缺陷”的自我认知并作出整形的决定以及整形的过程和结果。社会互动中所产生的人际困难和两性关系是让女性意识到自己长相“丑”或“有缺陷”的关键因素。

　　对女性来说，长相“丑”或者“有缺陷”是一种阻碍她们享受生活的社会障碍。因为“丑”而在社会互动中遭受的挫折激发了女性对自己的否定，外貌成为女性对自己进行价值评判的核心。在对自己形成“丑”的自我认知之后，整形技术的发展、消费文化对美的建构和同伴压力是促使女性作出整形决定的三个关键因素。

　　整形给部分女性带来生活上的积极改变，甚至被女性视为对自己人生的自由选择和把握。然而，无论从整形的标准还是从整形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整形给女性带来的更多是“虚假的自我”、主体的和群体的分化。正如沃尔夫所说，父权制对女性的控制现在都转置到了女性的身体和脸上，这种父权控制经由消费文化，借助手术刀、药物、针筒等工具，最终由被“虚假的自我”所激励的女性施加在自己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整形是女性的自主选择。

　　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境况的改善，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确实有了提升。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消费文化对传统性别符号资源的开拓不仅使女性不断被客体化和商品化，其对自由、选择等部分女性主义元素的收编更使传统的女性主义失去批判力，女性主义概念亟待更新。笔者不赞同传统女性主义学者将女性视为全然被动的父权制的受害者或消费文化的“傀儡”的立场，也不赞同对女性在整形过程中的个体能动性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倾向不仅可能让我们忽略女性个体与结构性压迫之间博弈的动态过程，还让我们简化甚至无视其他对女性造成压迫的结构性因素以及所处社会语境的发展变迁。

　　就国内语境而言，相较于西方女性运动，中国的“男女平等”是通过国家、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未经女性主义大潮冲击的中国女性，始终缺乏对社会性别观念的理解，她们甚至对女性主义充满偏见和误解。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对改革开放前“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话语的批判，对“男女不一样”的强调演变成了“回归女性”的性别话语。对“回归女性”的渴望，以及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觉的缺乏，使得中国女性毫无抵抗力地投入到西方消费社会所创造的性别文化中，成为商品经济剥削和利用的对象。

　　本文原载《青年研究》2020年第4期，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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