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主义是一种外来社会，其在中国的渗透和发展与我国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大众文化消费畸形发展有紧密的联系。在我国消费市场，文化消费主义集中呈现出消费意识庸俗化、消费产品奢侈化、消费过程娱乐化、消费精神意识形态化等样态。文化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天然的联系，本质上是资本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其在生成根源、存在形式、价值导向、根本目的上都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基于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考虑，从政府、生产、消费、传播四个层面分别担负起意识形态建设的责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养成健康理性的文化消费习惯，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阵地，是防范和应对文化消费主义的有效举措。

　　标题注释：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9JZD008)。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消费结构优化调整为重要内容的“消费升级”极大地改变了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消费模式，越来越多的民众把消费重点由物质领域转向精神文化领域，由此引发了“大众文化消费”浪潮。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下和市场经济的裹挟中，我国大众文化消费过程中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价值功能不断弱化，逐渐演化成了各式各样的畸形消费模式，这为文化消费主义社会的渗透和蔓延提供了土壤。当前，学术界对以物质享受为主要追求的消费主义的关注相对普遍，但对以精神文化享受为主要追求的文化消费主义的研究还比较鲜见。为此，辨识文化消费主义的存在样态，洞悉文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进而寻求文化消费主义的防范和应对之策成为本文的主旨。

　　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消费主义算不上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意识形态，而是消费主义在文化层面的衍生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由西方逐渐渗透和蔓延至中国的一种外来社会。何为文化消费主义？由于学术界对文化消费主义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对其内涵的界定尚无定论。但是，通观近年来文化消费主义的存在样态，我们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从主体、客体、实践、价值四个维度对文化消费主义进行考察，其存在样态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近年来，随着经济收入的日益增加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不少人的文化消费意识呈现出明显的庸俗化倾向：一是文化消费符号化观念盛行。越来越多的人把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投入到网络、影视等文化消费领域，但并非真正需要和喜欢它们，而是把其作为展现自身品位、地位的标志和象征。在他们眼里，文化消费完全是一种自我建构的方式，以至于“身处于文化消费时代的个体投身于文化消费之中，以消费为手段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将文化消费作为彰显身份、张扬个性的方式，最终迷失于虚假的文化需求之中并被文化产品所统治，丧失了人的主体性”。[1]二是本位主义价值观明显。商业化浪潮所滋生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深远。一些人或通过“二次元”、“搞怪”、“尬聊”、“萌宠”等奇特文化追求去赢得他人的关注和崇拜；或热衷于借助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展现个人日常生活琐事，并希望从点赞、评论、转发中赢得他人的认同，获得自尊心和虚荣心的满足；或在网络游戏、穿越小说、偶像崇拜面前把社会理想忘得一干二净，深沉与睿智、崇高与超越、坚强与执着等精神品质在感官、享受、刺激、面前同样变得虚无缥缈。至此，培育美德、滋养心灵、陶冶情操、修身养德等文化价值日益丧失，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也几乎被消弭殆尽，结果文化产品的消费功能不断膨胀，而价值功能却日渐式微。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消费奢侈化仅仅指的是物质层面，那么今天中国的消费奢侈化俨然已经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批批占有大量物质财富的“新富阶层”孕育而生。对不少“新富阶层”而言，单纯的物质消费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其生活水平需要了，只有上升到精神文化消费的层面才能使他们的得到满足、社会地位得到彰显和提升。由此，越来越多的“新富阶层”涌向国外旅游、度假、消费，把使用欧美、日本、韩国的奢侈品作为炫耀的资本；不惜重金购买名人字画、文物古董、珍贵邮票；更有的深陷、吸毒、淫秽等非法活动中而无法自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众传媒和社会的推动下，文化消费主义观念也早已深入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普通工薪阶层践行着“未富先奢”的消费模式。譬如，2018年6月，江苏某公司的一名普通男会计挪用数百万元的，仅仅是为了打赏和取悦当红网络女主播，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为了拥有苹果电脑、苹果手机或听场偶像的演唱会，部分青少年学生不惜通过非法“校园贷”筹措资金。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背后不只是虚拟网络、时尚品牌笼罩、自尊心和虚荣心作祟，更是普通民众对奢侈消费的痴迷，是“月光族”、“新贫族”、“负翁”非理性消费的膨胀，凸显出部分年轻人无法抗拒的奢侈消费心理，是文化消费奢侈化的典型体现。

　　毋庸赘言，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幸福体验，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是文化消费本身所承载的教化功能。令人遗憾的是，夹杂在商业化浪潮和全媒体视域中的文化消费促使文化的这项功能日渐式微，以至于文学经典、日常社交、正统历史在消费过程中经常被人们忽视、戏说、调侃、解构，社会责任感、道德正义感、历史使命感在娱乐和面前逐渐坍塌，日益呈现出“娱乐至死”的倾向。近年来中国娱乐综艺节目市场可谓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赢得了大量“粉丝”的追捧，占据了文化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份额。不可否认，这些娱乐综艺节目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使观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心情愉悦、身体放松，但由于其过度的娱乐化、商业化特征和风格，这类节目很难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文化传承和教化功能。总之，当代中国文化消费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泛娱乐化”倾向，其导致的直接或间接后果就是文化消费者的能动反思趋于丧失，清新、朴素、典雅的文化风格被俗套、奢华、粗鄙的娱乐风气所败坏，传统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被哗众取宠的综艺节目所遮蔽，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既加速了网络信息化的进程，也增强了“文化全球化”的势头。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消费主义借着“文化全球化”的东风，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送文化产品，抢占中国文化消费市场，致使一些人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消费精神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集中体现为他们对本国文化消费市场的过于排斥、对西方文化消费市场的错误认知和盲目崇拜：要么认为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缺乏创新，文化产品几乎是传统的“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所以远不如资本主义文化产品那般“高端、大气、上档次”；要么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消费市场代表着“自由”、“”、“平等”，象征着身份、地位、财富，它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追求，而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天堂”。在资本主义编织的幸福神话中，西方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完全占据了一些国人的内心世界，以至于他们谈到西方文化产品就顶礼膜拜，见到中国文化产品就嗤之以鼻。毫无疑问，这不单单是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之举，已经完全上升到了文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层面，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

　　综观文化消费主义的存在样态可以发现，文化消费主义是一种被众多文化产品、商业经营者、大众传媒和刺激起来的，以满足人们无休止的精神和感官享受为人生终极目标和最高意义的价值取向、社会现象和文化生活方式。它更多地表现为对实际精神文化需求的不合理逾越，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崇拜，因而饱含明显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这就意味着，仅仅从外在形态考察文化消费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刻理解其生成根源、存在形式、价值导向、根本目的，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

　　资本逻辑指资本在生产和创造剩余价值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内在动力机制和外在发展趋势，这是文化消费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纵观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促使资本不断增殖，创造更多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自始至终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只不过这种规律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消费者的主要消费对象也是物质资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资料生产过剩与消费者需求水平下降的矛盾逐渐加剧，进而导致资本逻辑的运作和剩余价值的创造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任何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都会使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应对和解决，所以“由于剩余利用的正常方式显然不能吸收日益增大的剩余，剩余利用的其他方式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2]这里的“其他方式”，毫无疑问就是资本向文化领域进军，以文化消费主义的形式去制造“虚假需求”，诱导人们进行“虚假消费”。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文化消费实质上是一种片面的、符号的、异己的非理性消费，它使人丧失自主性和批判精神，把人结合进一个物化的、虚幻的社会文化网络，潜移默化地让人心甘情愿地被纳入资本主义运转的机器中，以此调和大众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愤，培植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奴化思想和顺从意识。诚如弗洛姆所言：“本来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令人满意的生活。但是现在，消费自身成了目的。需要的不断增加迫使我们不断努力，这使我们为这些需要所控制，依赖于能帮助我们满足这些需要的人及机构。”[3]可见，文化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伴相生、起伏消长，具有内在天然联系，是一种服务于资本逻辑的附属性意识，文化消费主义的出现正是资本逻辑运作和发展的结果。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或社会集团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和原则，通常由一系列基本概念、立论依据、目标指向、思想观点等构成，非常明显地存在于社会之中。但与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显性社会不同，文化消费主义并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自己明确的理论代言人，有的只是感性化的思维和符号化、影视化、娱乐化的传播方式，因而是一种比较隐匿的社会。然而，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洞穿文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从阶级本质来看，文化消费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其必然服务于资产阶级，它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家不遗余力追求剩余价值、谋取巨额利润的结果。马克思曾讽刺道：“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4]在这里，马克思把现代资本家视为封建时代的宦官，把现代消费者视为封建时代的君主，为刺激君主的享乐以博得君主的恩宠，宦官必然会想方设法、不择手段，这无疑是对文化消费主义价值内核的最好诠释。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时代条件限制大部分人的生活重心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和消费；而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化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能。在此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向中国宣扬和扩散文化消费主义的“蜜糖”，导致不少人被浸淫着庸俗化、奢侈化、娱乐化、符号化的文化工业产品和艺术所蛊惑和腐蚀，不知不觉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深渊和陷阱，成为乐不知返的“单向度的人”。

　　与常见的消费主义价值取向类似，文化消费主义同样倡导所谓的“消费自由”和“消费平等”，并把其视为一种“天然性”和“永恒性”，以此让人逐渐陷入对它的无限遐想和顶礼膜拜之中。然而，深入考察现实生活就可以发现，文化消费主义倡导的“消费自由”和“消费平等”，只不过是一种和欺骗民众的口号罢了。从“消费自由”来看，文化消费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自由的，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财富和时间，都可以消费任何自己喜欢的文化产品，但同其他方面的自由属性一样，文化消费也不是绝对自由的，因为“自由只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时方能存在。自由不是一种所有权或个人对自身的占有，而是一种与个体间的某种差异相关的属性”。[5]从“消费平等”来看，同样也是文化消费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和极端化理解，它主张人们只要有消费的意愿和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去任何地方消费任何文化产品和服务。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如此消费的毕竟只是少数高收入群体，大部分人的经济能力还远不足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文化消费。而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国家实行这种所谓的“消费平等”，既不现实，危害也是无穷的。因此，文化消费主义传递的“消费自由”和“消费平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和“平等”，其代表的是文化资本化的发展趋势，彰显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试图在文化消费主义的枷锁下获得真正自由和平等，无异于自欺欺人、饮鸩止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和平演变”策略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谋求全球支配地位的重要手段。正如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所言：“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6]为此，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商品优势，借助“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大肆宣扬其精神文化、价值观念、模式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进行瓦解和分化，妄图将“华盛顿共识”拓展为“全球共识”。二战结束至今，尽管西方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利用“和平演变”策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颠覆没有变。这就说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消费主义表面上追求“文化消费”，而实际上企图以“文化”的名义对“消费”进行绑架和控制，以此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话语权力，即“文化霸权”。这种价值观念的统治形式和思想文化的强加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化强权”和“文化殖民”，其根本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拜倒在西方精神道德和文化产品上，即拜倒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优越”、“至上”的“唯一合理性”面前，以此巧妙实现其霸权的目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7]面对文化消费主义对我国民众的误导和侵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弱化，我们必须在“破”与“立”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生产、消费、传播的合力作用，全方位文化消费主义的侵扰，不断提升新时代防范和应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和能力，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8]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党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无疑是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因此，防范和应对文化消费主义是一项事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首先必须担负起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还是线]在同文化消费主义的较量中，我们必须丰富马克思主义话语内涵，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优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完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辐射力和竞争力。其次，宣传思想部门要本着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原则，切实提升文化消费主义的认知能力，掌握文化消费主义的社会根源、主要特征，洞悉文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危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众文化消费的引导，承担起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的责任，从源头上遏制文化消费主义的肆虐，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城池”万无一失。再次，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树立科学的文化消费观念，养成健康的文化消费习惯，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由此塑造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先锋模范带头效应。

　　广大文艺工作者是我国文艺作品的主要创作者，更是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守护者，防范和应对文化消费主义，离不开优秀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滋养。然而，受经济利益的蛊惑和驱动，不少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生产商唯收视率、点击率、发行量、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是从，将文艺作品的思想穿透力、审美洞察力、形式创造力抛之脑后，使其沾满浓浓的铜臭味，完全沦为市场的奴隶。习总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10]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生产商在创作文艺作品的过程中，要善于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问题，把国家、民族、个体的命运相融合，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文学、戏剧、影视、音乐、舞蹈、美术等文艺作品的创造相结合，弘扬主旋律、汇聚正能量、树立新风尚，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要心怀敬畏、尊重历史、致敬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弘扬和礼赞，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

　　面对文化消费主义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日常生活中消费者有必要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养成健康理性的文化消费习惯。首先，要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观念。“高尚的、以发展为特征的精神文化消费能够使人在与物的沟通与理解中、对隐含在物中的智慧消化与吸收中激励人的心灵发生质的转变，进而自觉摒除低俗、愚昧、颓废、污秽的消费模式。”[11]文化消费主义倡导的奢侈消费、符号消费等畸形消费模式，不仅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超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而且容易催生经济泡沫、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社会弊病，造成消费者的价值扭曲、信仰虚无、精神颓废等不良问题，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这就要求消费者自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倾向，反对炫耀性、符号性、虚假性的异化消费模式，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气质。其次，要养成健康理性的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者在文化消费过程中要摒弃随心所欲的感性消费习惯，本着实用、适合的理性原则，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和日常消费需要，对文化商品的价格、性能、服务、质量等因素作出客观冷静的权衡和分析，以此实现文化消费性价比的最大化，促进文化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发展。

　　习总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把握正确导向，提高新闻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12]党的新闻工作，事关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事关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是一项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防范和应对文化消费主义，必须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在新闻传播上的引导力和公信力。在价值导向上，大众传媒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决杜绝市场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坚决摒弃缺乏内涵、庸俗无趣、伤风败俗的宣传，以真实、庄重、向上的报道，引导人们适度、合理、合法地进行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过程中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塑造灵魂，切实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在传播内容和方法上，大众传媒要坚决不良文化产品的传播，拒绝上映那些混淆是非、脱离实际、解构崇高、虚无历史的影视剧，大力弘扬“吹尽黄沙始到金”的勤奋精神、“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节俭观念、“宁负虚名身莫负”的做人准则，引领人们树立科学、健康、可持续的文化消费观，更好地认同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任鹏，丁欣烨.文化消费主义对当代青年学生价值观念的消极影响及其应对[J].思想教育研究，2018(4).

　　[2][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12.

　　[3][美]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译者：孙恺祥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09.

　　[6][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译者：徐昌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

　　[7]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10]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赵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消费合宜性论析[J].理论研究，2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