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形成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呢？那些现代购物场所、流行广告，是为哪个阶级设计的? 现代消费文化，绝非以一切阶级为基础，决不是以底层阶级的生存维系为前提。消费文化主要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它所满足或引导的是一种体面生活的消费。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而形成，无论是产品的广告形象，还是时尚风格，都是以中产阶级为对象的。

　　从这个思路来思考，我们看到在欧洲历史上，中产阶级的共同文化与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权利过程中形成的阶级文化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别。如果说，工人阶级具有某种共同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产生于生产过程及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过程；而中产阶级的这种共同文化却是在消费过程中产生、形成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无论在西欧，还是在美国，在国家机构和企业中都形成了一个数量不断上升的专业化的阶级，即后来被称为白领工作者的中产阶级，同时，小资产阶级的数量也不断上升。这两个阶级构成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新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他们具有购买力、闲暇时间，教育素养；又是愿意追随消费时尚、关注生活风格变化的社会群体。

　　当然,在这一中产阶级形成以前，时尚这个概念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追求时尚首先是16世纪时英格兰宫廷的贵族热情。“在那时，消费开始具有了一种新的价值：新奇与时尚成为地位的标志”。 其后又扩散到新兴的资产阶级中。在18、19世纪，资产阶级开始模仿贵族，启动了新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

　　Goodman等学者研究结论是，19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百货商店是专门针对中产阶级消费者而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在经济上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他们正在花费更多的金钱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以展现自己的成功。这个阶级有更多的钱可以花费，而百货商店则以较低的价格为中产阶级提供过去仅为上层阶级提供的商品。所以，“百货商店实际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一个中产阶级文化得以展示的世界，一个与中产阶级的服饰、中产阶级的需要和中产阶级的雄心相一致的世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百货商店得到充分的展示。百货商店向所有人展示了他们应该如何穿戴打扮，装饰家屋、度过闲暇？它为中产阶级社会展示了理想和生活目标。“百货商店向人们描绘的是，如果已经获得成功，或者即将获得成功，哪怕仅仅是希望获得成功的人士，应该如何生活。”而广告则是中产阶级认同的提供者与创造者。通过广告、百货公司，不同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大体相同的关于生活的想象，“中产阶级享有了共同的文化。”

　　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这种阶级基础是商品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所必然。资本的生产追求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为此需要不断地扩展消费市场，把人们不断变成新的消费者。如同凯恩斯所说，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不是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是以欲求的满足为特点，而需求一旦变成欲求，就不是在满足生存的层面上，而是在心理层面上。因此，现代经济及生活方式的一个理性化功能，就是它带一种“溢出效应”——在广告、时尚、流行的驱动下，把所有人变成“消费者”，不断生产更大的消费欲求，再生产出它的生活方式。这种趋向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在二十世纪消费领域所完成的事情正是十九世纪发生在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性化过程。将大众融入劳动力大军的社会化完成之后，工业体系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要，还必须进一步通过社会化（即通过控制）使他们成为消费大军。”消费文化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

　　然而，事实上，工业后的很长时间中，工人阶级获得的只是维持劳动力的工资，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维持限于基本需要的非常朴素的生存。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特性的揭示，基本是基于现代大工业的生产过程、生产关系中的特性进行描述的。

　　从历史过程来看，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形成，使得工人阶级成员持续面临消费困境，导致了工人运动重心转向对工人阶级成员消费权利的关注。其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消费问题的化。工人运动的目标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和美国走向是如何保证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和购买消费品的能力。这恰是西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由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转化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就是如此，这才有罗斯福新政的形成，新政的实质是社会政策的实行，帮助工人阶级、中下层阶级适应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二战后，一些工人阶级的后代不再信仰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羡慕中产阶级的消费生活方式，此转向也成为战后英国文化研究的主题，导致了向对消费文化学的转向。

　　除技术因素以外，20世纪下半期以后，西方国家有两个在商业制度之外的变革，推进消费文化的持续扩展。一个是战后的欧美国家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战后，以贝弗里奇报告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使西方社会逐步完成向消费社会的转变。以构筑社会安全网的社会政策为起始点，使中产阶级的共享文化与工人阶级的生产文化间的差别缩小。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条件，是以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社会政策的完善。

　　另一个是20世纪六十年代末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青年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潮流，再次提出了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少数弱势者的平等问题，促成社会政策新理念的落实与行动。

　　在新社会运动中，欧美青年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使青年作为“年龄阶级”的出现，使消费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相结合。从此，消费文化被赋予了大众的、年轻的、流行的生活方式的号召力。这些年轻人“以左派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化”，嘲弄了资产阶级的正统文化的权威——理性至上与技术官僚的统治；又以用摇滚、前卫的风格，解构了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唯一性，使消费文化获得了新的文化合理性，即新的中产趣味、大众趣味。一些学者评论说，“60年代的中产级阶级孩子先是群起反叛中产阶级，继而又群体回归中产阶级，并成为其中坚？”，之后，他们不再遵循“谨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自已周围的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充分享受着的成果（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又表达着自我实现的“生活”诉求。

　　吊诡的是，这些诉求后来一步步地变成了社会政策细节及社会理念。在今天，当一个美国父亲问在学校上大学的女儿，“你在学校里有没有黑人朋友？”女儿会对这样的提问感到惊讶与愤怒。碰巧，你会在美国社会保障局看到非州裔的、失明盲人的职员。如果我们有兴致去研究一下美国流行歌手lady gaga的歌词，会得出这一结论，社会政策不仅依赖于制度，也附丽于文化性的理念。

　　上文对现代消费文化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青年及社会政策之间的复杂阐述，是想探讨消费文化发展中的历史逻辑与文化逻辑。那么，当代中国呢？

　　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路子。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消费文化的兴起，是结束“”后的一个世俗化过程，它和30年代上海滩上张爱玲笔下的消费文化基本连接不上。它是从否定“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意识形态开始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街上流行红裙子”，记录了社会转型的思想轨迹。在此过程中，老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开始接受港台的流行歌曲，穿喇叭裤、看外来碟片、弄几个音箱喇叭在家里放歌曲，或在巷子里打桌球，年轻人开始“逆反”极左的的说教。那些90年代留学归来的海归，带来了洋味儿的“雅皮士”气质，铜板纸杂志的阅读，夹杂英文单词的语言风格，消费文化中对西方的模仿从那时就开始了。

　　现代消费文化，不是泛指所有“消费”文化，而是与现代性、市场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前奏，又是意识形态转变的符号，这是中国消费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方面，它先于中产阶层的形成。

　　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在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社会转型的同时，经历了向全球化、信息化的转变。全球化及社会转型促成了中国消费时代提前到来了。一些数据显示了2010年中国中产阶层大约占为 26%，比2001年增长了10个百分比。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那时候中国人近半数成为中产阶层。

　　然而，比数字更重要的变化是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认同与扩展，几乎“每一个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都能够清梦地感受到，中国新一代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水平正不断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缩小差距”。 “中国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学会了那些消费国几十年才学会的——如何消费。从汽车到啤酒，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商品的最大消费国。”12中国在几十年中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几乎重现西方消费时代的所有特征。

　　另一方面，笔者在本文拟强调的是，青年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在中国的重现。上个世纪60年的欧美青年运动，凭借新技术的影响，已使得消费文化与青年生活方式、大众消费文化相结合。消费流行不再只属于中产阶级世界。从那以后，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发展与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挨得很近。它们都是城市文化景观的组织部分。“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革来自于大众消费的兴起”，以青年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摇滚、流行歌曲、流行服装等）成为城市文化资本的特殊形式。

　　从生活方式的变化上来说，我们可看到这个时代的所有“结构因素”中都预示了青年人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接受与模仿。由于中国是一个后起的、跨越式的转型进程，消费文化的发展，与快速城市化、商业化、信息化相联系的，唤起青年一代选择与期待。这也是全球化下的中国消费文化发展的特点。在这一点上，笔者坚持认为，关注青年的变化、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格的选择，比记住中产阶层的具体数字更为重要。其青年化的特征是什么呢？

　　其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扩展与模仿，形塑了青年人的生活风格。如果联系中国中产阶级数据，探讨其背后的代际经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以生产为中心的时期，“消费”，是一个附带性的问题。而现在，“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的新阶段”。

　　除了中国GDP的总量外，城市大量的、密集版的购物中心的存在，推动了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认同。各城市新版的商业广场、影城、会所、健身俱乐部、别墅区、星级宾馆、游乐中心、度假胜地等大规模的出现，也是“中国速度”“世界工厂”另一证明，并是“中国速度”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打造与模仿，它形塑了青年人的生活风格。在贵阳市，市中心十里见方的区域内，集中了象南国花锦、国贸大厦、鸿通大厦、时代广场、百盛广场等7-8个商业购物中心，人气十足，成为中间阶层、青年人喜爱的休闲、购物、娱乐的场所，其繁华并不亚于上海的南京路。近十年，80后、90后年轻人的新格调开始形成。一些中等收入，或有父母辈经济支持的青年，住高档小区、去会所健身、练瑜伽，有跑步机，用钟点工，定期开车去超市采购、穿个性的品牌服装，其消费习惯也越来越向西方靠扰，且越发个性化。80后的网络作家韩寒成为其代表，他写博文、做广告代言人、当赛车手、拥有千万粉丝。他的影响力不是他的收入，而是他的时尚风格与才华；他根本就不准备成为老派的中产阶级形象。笔者的访谈发现，处在中间阶层的年轻人就是想在时尚、流行世界打造自已，他们需要这种文化经验，证实与表达自我与身份。

　　其二，打工青年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参与者与期待者。城市化的经济属性，是产业化、商业化的效应；城市化的文化属性在于分享城市生活方式，分享流行文化的魅力。随着中国城市化、城镇化速度加快，每年有数百万打工青年流动到大中城市，继而成为城市工业、商业、城市消费生活方式中的“参与者”、“梦想者”。 多项研究显示与访谈证明，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者大多数都没有做过多少地里的农活。他们想在城里上班，不想回到农村去。“ 与父母一辈相比，他们对技术更加痴迷，更具时尚意识，文化程度也更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永久性地融入城市生活。”“他们想要活得幸福，而不仅仅是糊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享受了物质上的舒适，因此现在提出了更多要求”。与上一辈相比，其代际经验的每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费瑟斯通曾谈及“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他反问，“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对于中国每年几百万流动到城市的打工青年，不管他们是营业员、服务员，美容师，还是厨师、推销员，每日每时的工作与生活，都在和活生生的文化结构——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实践发生联系。他们是其中的工作者，参与者、期待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现实。从笔者对他们的大量访谈来看，很多青年在“流动”中所选择的不是收入，而是这份职业；不是稳定性，而是生活方式。许多青年本来在工厂工作，其收入高于城市商业部门，而且很稳定，但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或许认为，当营业员、销售员，面对市场、与人打交道，更能锻炼人；或许是因为商业工作能接触到了“流行”、“时尚”，让他们觉得生活的有趣。按照费克斯通的解释，城市本来就具有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等级，它有差异性与多样性的文化品味。这也正是今天在中国城市化、商业化与人性之间新关联。一些年轻人甚至觉得，只有这样“漂泊”一番，人生才不后悔。显然，他或她是“跨入一种更为相对的多元景观”，③ 17这将是人生的文化资本的一种积累。

　　其三，青年“文化大众”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大众消费生活方式是重叠的。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但消费文化也“生产”文化大众。“文化大众”是媒体社会的产物。伴随着媒体与网络空前发展，与中产阶层想象、生活流行相联系的青年“文化大众”快速地发展。

　　“文化大众”一词，最早是丹尼尔·贝尔提出来的，是指六十年代青年运动中反抗正统文化的青年后来，布迪厄谈到了“新型文化媒介人”。 费瑟斯通则看到了生活风格相通“文化群落”现象。他说，“文化与闲暇消遣的可能性范围的扩展，不仅扩大了可行的闲暇范围，而且还导致了一些性质上的转变，一些群体，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者、中产阶级等，对生活方式表达的积极活跃，并追求自已的风格”。很有启示。

　　本文定义的“文化大众”，是主要指那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青年群体。他们是有阅读能力、有文凭，有流行品位，有“主观中产阶级”认同的年龄群体，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后备军；“文化大众”，也可指涉互联网上率上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和追随明星偶像的粉丝们。他们是中国网络上的文化弄潮人。试想，如果郭敬明不是网络写手、不是拥有百万粉丝及网络上极高的影响力，他的《小时代》会有几亿票房收入吗？这就是媒体时代的消费文化。 如果说，新型住房、小汽车等成为青年中产阶层显性的阶层标志，那么，有智能手机、逛商场、看周末电影、上网、玩微博、微信、当粉丝，则推动了以“文化大众”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的自我体验及生活风格的追求。

　　作为“文化大众”，青年人消费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物质商品，而且消费互联网上视觉的、娱乐的、想象的文化影像。从《超女》、《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等歌手大赛，到《中国合伙人》、《致青春》、《小时代》等青春电影都是这样，我们不过是在消费流行的生活风格。

　　消费文化，不再象它在19世纪——20世纪初期经历的那样——仅仅是广告与百货公司对中产阶级的吸引，仅仅是工人阶级对体面消费的。在空间特征上，它是城市的、又是商业的；在生活风格上，它是中产阶级的、又是属于青年的。未来的20——30年中，中国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将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趋势，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65/70%左右，转型中国正在打造消费大国，推进产业升级，网民将达到7-8亿人。年轻一代，作为“文化大众”现象，将愈加明显。在新浪网上看青年微博时，我们已分不清什么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是青年生活方式，但它们都呈现“文化大众”的风格。

　　我们正面临着消费文化下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青年中产阶级的生活梦想快速扩展的时期。新的消费美学趣味，已不再有“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罪恶感。在此阶段，会伴随着公民“应享意识”的增加。随着中产阶层、“主观中产阶级”、“文化大众”越来越多，会要求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的更大程度的统一性、性、公平性。但是，我们同时又面对走向消费时代中的某种结构性缺陷。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青年现象；是中国消费时代的“纠结现象”。

　　从共时态上看，中国是个多媒体的信息化、开放型社会。西方消费文化下的所有技术景象，我们都具有。从历时态角度说，中国是个后发展的消费早熟的社会，“二元结构”，使社会处在“结构性缺陷”中。普通的外地打工者、新工人阶级在城市生活中没有真正享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平等地位。不仅相当数量的青年人还处在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中，而且在就业、受教育、子女上学、社会福利等方面难以得到同等待遇，有很多难以想象障碍。

　　从本人所做的访谈来看，这些青年大多不想回到农村，他们特别希望自已的孩子在城市长大、上学；因为他们买不起房、收入低，就不能把孩子从农村接来；有的接来孩子了，又不能和城市孩子上一样的幼儿园、小学；一些服务业的有技术含量的职位，因为他们是体制外的打工者，工作时间长、工资很低，上升很慢；除了打工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寻求社会支持的中间组织的话语通道。一旦和老板冲突，走人时，什么都留不下来。

　　中国已是世界上的电视机大国，网民大国，智能手机用户达4亿多。但是，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体制内外的差距，使消费时代的“个人叙事”也还隶属于不发达国家的“故事”。大学生“千军万马”“千人取一”状地争相报考公务员，渴望“官场带来黄金屋”；来自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大学生纷纷流向“北、上、广”等大城市寻找发展的机遇。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高结婚成本、理想择业之难，使他们只能活得象“蚁族”一般。与过于火爆的电视上“中国好声音”相比，“阶层固化”的现实与恐惧，成为某种社会风险。

　　公共财政的流失、行政的发展。当代商业文明、城市文明、消费者文明，是和公品均等化、行政管理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和GDP总量的世界地位相比，中国的社会政策的运行效率与机制依然有很多问题。主要是“官本位”盛行、业绩至上、形式主义、一味“向上负责”、搞“面子工程”，行政成为风气，导致公共财政资源的侵占与流失，出现了管理上的“塔西陀陷井”，即某种政府失信现象。它极大减弱了社会政策的道德的“象征意义”及信任支持。

　　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就称赞中国的“全国富饶，曾一度被外人称羡”，但“近数世纪则毫无进展”。其原因在于法制的缺陷，“阻碍此国家向富饶方面继续进展”。他强调，“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国家里趋向富饶过程中产生了两种经济体系，足以使国民富裕。一种称为商业的体系；另一种称为农业之体系·····商业之体系实为现代体系”。上述这些问题，说明我们经济社会结构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商业体系”，社会政策的构建与运行方面，还带着“旧结构”的尾巴，在这方面依然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

　　3、与上述问题相比，中国走向消费时代更深刻的文化问题，是消费文化快速发展中的“文化”迷失。表现为经济发展了，但社会的基本文化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文化产业红火，但社会信仰、文化归属感没有建立起来；经济繁荣了，但社会分化剧烈，社会失范加重；“金钱崇拜”、消费主义盛行，使文化发展“平面化”、“碎片化”，郭美美现象、亿万富豪十城选亲现象① 21，都是消费早熟、文化粗俗的表现，社会信任危机。

　　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美青年运动的成果不仅是使前卫、流行的风格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和民权运动一起推动了“种族平等、阶级平等、性别平等、年龄平等”等相关的社会权利的实现。今天看来，它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必然。

　　大众消费社会，在自由地选择消费品同时，也是个体享受体面生活文明标准的社会。在那里，消费社会是与社会权利共享、福利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尽管，现今欧美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他们的许多探讨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全球化时代，是社会公平、社会政策的参照系普遍化的时代。80后、90后青年，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群。他们是全球化背景下“成长”的一代，网络“在线”的一代。以未来为取向的社会政策，要重视、满足年轻一代的期望与理想。周其仁先生提出“改革要与主体人群的期望值赛跑”，是非常有远识的。当代年轻人“生活在较开放的现代，他会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情况比我们这代人有更多现实了解，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你做不到这样，他就不满意，”。年轻一代拥有的参照系，就是全球化下的文化参照系。

　　社会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政策、准则的总称。其核心是解决市场经济下公民的 社会风险 。“在一个创造财富、以未来为取向的社会”，社会政策、社会福利是抵御社会风险的选择。

　　社会政策的作用是实现着公民的“社会权利”：即从享受少量的经济和安全的福利到充分分享社会遗产，并按照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与之密切相关的机构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研究证明，“社会权利是与社会的价值取向紧密联系又是很具体的一种权利，在本质上，是对某种标准的文明所拥有的一种应得的权利，或曰无条件的权利”的肯定与褒扬。社会权利的实现，“实际上使人脱离了市场力量，甚至把人从市场力量下解放出来”。通过社会政策，实现社会权利，在行动意义上，“挑战了由经济领域和领域运作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代表了社会理想。

　　如果把消费文化下中产阶级发展与社会权利、社会政策联系起来思考，那么，我们可看到，消费时代的发展必定导致相关性的社会文明构建。而不仅仅是GDP总量的发展、不仅仅是财政收入的发展，不仅仅是人均消费品的数量本身。

　　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的一个最好的时代，同时又是问题时代。我们所讨论的社会政策，是走向未来的社会政策。但又不是几个制度本身。

　　上文对现代消费文化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青年及社会政策之间的描述，是否让我们看到了消费文化发展中的经济的、阶级的、青年的、文化的整体链结？走向消费时代是一个大的工程。中国在工业化未完成之际，同时进入消费时代，使青年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希望”与“风险”因素都加大了。

　　倘若社会政策“以未来为导向”，那么，就应更加关注中国青年一代的生存型与发展型的社会保障及价值理念：给年轻人以向上流动、走向中产阶层的多元空间。其中特别是逐步消除各种人为的“结构性区隔”，让所有中下层青年、正直劳动的青年，能看到可依靠敬业、诚信，制度通道走向中产阶级的希望；当他们职业与人生遭遇挫折与中断时，可以找到、信赖社会支持系统；而不是让他们、他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对“二元社会”、“屌丝”情境的恐惧、怨恨中。

　　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是“市民人文主义”，即每个人的权利与发展、公民权益的普遍性。中国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当下是与对公民权益的满足联系在一起。不然，就不是公正、法治社会。吉登斯把“解放”叫做生活类型的；把“生活”叫作“自我实现的”，其意义也在于所秉持的社会理想！

　　社会政策，在总的方向上承担着文化解释的责任。所以，它应该关注不同阶层的人群期待、关注文化价值的意义，激励年轻一代对正面价值的追求。对年轻一代来说，在走向中产阶级期待中，需要获得正能量的信念与价值体验，需要对社会制度“合理秩序”的不断奋斗的信心与坚持。

　　重要的是构建正向的制度期待。一些负向性价值影响，仍然在迷失我们的方向。如拼爹文化、潜规则文化、“权力异化症”，它和转型中的“焦虑”“怨恨”相并存的。赵红霞、雷振富事件等，既是社会失范的表现，又是消费时代“权力扭曲“的例证。它们从反面说明消费社会需要正向的文化价值；需要每个公民自身的价值反省与自我成长；需要营造能够自省、自我提升的公识与责任。培养相互尊重、平等的公民文化氛围，是社会政策得以落实的文化支撑。

　　黄仁宇曾说“现代之财富不限于可以在农村内屯集之资源，而系一种公众性格的经济权力，可以继往开来。明清之中国人无此观念”。现在有吗？！

　　随着中国迅速的成为一个消费大国，社会政策及公共财政的运作，需要制度文化的力量，需要新的“公众性格”，而不是臣民性格。黄仁宇说“返观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更可以使我们领悟到问题的症结。这改造程序却超出中国传统的范畴。”今天我们在社会政策实施上的许多问题，还没有超出这个分析。

　　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48%，我们需要培育与其相适应的消费社会的社会政策机制及文化；我们需要有与这个数字相适应的教育理念，引领青年完善公众性格，以避免病态的、畸形的消费社会的发展，此乃社会工程加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