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益扩大，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却因消费观念转变、家庭负担加重等因素的影响不断下降，对社会总储蓄率的提升、经济转型升级、金融体系的稳定等产生了制约作用。充分激发中等收入群体活力，推进我国“橄榄型”社会的构建，对提振储蓄率进而刺激投资、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阶段目标中。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逐步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态度的转变带来了信贷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与此相对应的是，储蓄率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金字塔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的过渡阶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60%以上比重的中等收入群体相比，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对比重较低，其特征在具有广泛共性的同时也具有典型的中国特性。在社会层次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大多都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与文化修养，有较为体面及相对稳定的工作，多处于社会中层；在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已经由基本的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靠拢，渐趋享受型消费，更多地偏向于文化娱乐消费，在高档耐用品上也显现了较大的消费倾向；在收入方面，中等收入群体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在固定资产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有着购车、买房的能力，基本上在货币、汽车、房屋、金融产品等方面有一定的资产或者财产积累。

　　笔者通过对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后发现，2014年占据总人口37.4%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合并计算）的储蓄率约为34.6%，同年居民储蓄率为48.02%，而在2018年占据总人口30%的该群体（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储蓄率下降到25.9%左右，同年居民储蓄率为44.91%，中等收入群体储蓄率的下降幅度约为居民储蓄率下降幅度的3.8倍。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的储蓄率略有上升，但也基本维持在45%左右，而中等收入群体储蓄率下降的趋势性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可见，中等收入群体的储蓄率显著下降确实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导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储蓄率下降的原因有很多。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结构呈现出新的特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与企业保障员工权利制度日益完善，多重因素的混合效应成为了拉动中等收入群体储蓄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消费观念转变是促使中等收入群体储蓄下降的首要原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与物质资本基础，消费选择更加注重个性化与多样化。千篇一律的商品已经不能满足这一群体的排他性需要，更高质量、更具时尚魅力的产品成为这一群体消费的主要产品。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追求消费的个性化，消费结构升级化特征也明显加强。在高质量的饮食与生活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展现了更高的消费倾向，逐渐从衣食为主的物质性消费模式，转向注重科教文卫等服务性消费为主的消费模式。中等收入群体中存在大量崇尚消费主义的“布波族”（Bourgeois Bohemia，指较高学历、收入丰厚、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他们追求着更加品质化的生活。中等群体的消费方式也朝着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消费金融的兴起使得中等收入群体的负债消费更加容易，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使得中等收入群体负债消费的承受能力加强，根据尼尔森在2019年11月发布的《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中指出，在当下的中国青年消费群体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经达到86.8%。

　　另一方面，家庭负担的加重也是中等收入群体储蓄下降的重要原因。伴随着住房体制的改革、医疗体制的改革、养老制度社会化的持续推进与教育负担的加重，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担不断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医疗、养老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等支出成为这部分群体不小的刚性消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34.2%、22.3%和11.9%，但到了2019年，已经分别上升到43.7%、25.6%和18.1%。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中坚力量，家庭的负担日渐沉重，使得可以用来储蓄的可支配收入逐渐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储蓄在稳定国计民生、促进经济转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中等收入群体短期内储蓄率下降、债务率提高将会对家庭、社会、国家带来一连串的冲击。

　　一是拉低投资量与经济增速、阻碍经济转型升级。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得知，储蓄是投资的资金来源，储蓄量的过快下降将会导致投资额的迅速减少。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从2014年与2019年对比发现，资本形成总额对于GDP增长拉动率分别为48.5%与31.2%。随着中等收入群体储蓄率持续下降，六年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拉动率下降了17.3个百分点。储蓄率的下降将制约投资增长速度的进一步提升，不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投资对于促进转型升级依旧存在不可替代的作用，占中国总人口超过30%的中等收入群体储蓄率的下降，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阻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提高社会金融风险、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中等收入群体储蓄率下降、债务率的提升将会提高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中的高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不利影响，储蓄率的过快下滑将会带来融资成本的上升，影响社会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产生不利影响。以住房为例，购房支出作为家庭中最大的开支，房价的持续攀升促使中等收入群体拿出更多的储蓄投入到房屋的购置中。事实上，导致我国居民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出现负储蓄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巨大的购房支出迫使他们变成了“房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专题中国居民杠杆率和家庭消费信贷问题研究》显示，在全部居民负债当中，住房占比接近60%。而随着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上升，住房在家庭金融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中等收入阶层家庭债务的持续上升，不但对他们的家庭形成巨大压力，也是悬在经济社会发展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形成威胁。

　　三是降低社会整体储蓄率、增加家庭风险。占总人口比重日益增加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对社会整体储蓄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储蓄率的下降将会阻碍整体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债务率的提高导致社会整体债务负担的加重；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储蓄率下降债务率的提高意味着当家庭需要应对突然意外的花销时抗风险能力下降，抵抗未知的能力削弱。

　　我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基本超过60%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中的积极效应越来越显著，采取多种途径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其债务风险防范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是要“提低”。收入是居民储蓄的前提与基础，提高居民收入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首要环节，相较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具有更好的储蓄倾向，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有助于居民储蓄率的提升，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化。这就要求我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作为城镇与农村人口结合带的特殊群体，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中80%属于城镇人口，20%属于农村人口，应积极推进户籍改革，充分发挥农民工优势，完善居住证制度，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城镇教育、医疗权利，完善农民工薪酬管理制度实现稳定农民工收入，增加农民工财产收益对于充分挖掘农民工群体发展潜力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加强税收调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60%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应重点关注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特征，针对性实施减税政策，减少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在0.450.5之间，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再分配在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的作用，利用中等收入群体在分配中的“晴雨表”效应，增强中低收入群体的有效支付能力。

　　第三，调整收入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收入预期。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10%左右，远低于美国的20%、日本的24%。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不足制约着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化以及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多元化的平衡，这迫切要求进一步完善投资理财渠道、进一步合理拓展资本与房地产市场等相应措施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来源。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合理引导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观念与储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预防性储蓄降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20142019年，国家财政中医疗与社会保障相关支出占比分别为17.22%、17.61%、18.51%、19.23%、19.3%、19.5%。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不断增加的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和红利支出，使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预防未来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预防性储蓄不断下降。医疗保健的支出降低了居民的储蓄率，重大疾病的出现还会导致家庭负债率的提升，因病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建立广泛全面的医疗保障制度，有利于维护居民的收入稳定，降低居民的预防性支出。

　　第四，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完善信贷市场。提高债务风险能力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其中金融机构应发挥关键作用，不断完善居民借贷消费市场，并且让资管业务回归本源，让规范约束金融行为，让资产证券化进程持续推进。有效降低流动性约束，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化，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张黎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就业扶贫的机制、效应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8AJL014）的阶段性成果】

　　①翁杰、王菁：《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方法和应用基于CHIP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