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费主义是对消费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本质上是异化消费的社会现象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密切深入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消费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其对整个社会及个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消费观念与行为选择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可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推动由物质满足的享受型消费向精神关怀的发展型消费转型升级，避免消费主义的回流。

　　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消费是基于特定经济社会关系，利用社会产品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行为和过程。与消费有所不同的是，消费主义不再将消费作为满足个体需要、实现个体发展的手段，而是把个体的自我满足与实现作为消费的目的，促使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断追求物质满足与消费愉悦，从而陷入“为消费而消费”的怪圈。作为消费的异化样态，奢侈消费的大众化、符号消费的专有化、消费控制的隐性化是消费主义的主要表征。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消费经济的过度繁荣、商业文化和“面子文化”持续发酵下形成的消费压力，以及开放环境下外部消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当前消费主义在社会范围内兴起并滥觞的主要原因。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把消费视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唯一实现路径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念。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当代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以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社会。消费主义是异化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交互影响并叠加的产物。消费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经济腾飞期的美国，并在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西方社会中蔓延与发酵。作为一种消费观念和社会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同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经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持续膨胀，是消费主义产生并发展的经济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种“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实现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则是剥削占有他人劳动的真正目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导致工人阶级生产的商品越多、自身占有的却越少，微薄的工资收入使占全社会消费群体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长期处于偏低的状态，社会范围内充斥着大量商品的滞销待售，“有效需求”的长期持续不足引发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飞跃”，扫除资本积累路上的桎梏，资本家开始制造“之无限的观念和应当得到满足的意识”，千方百计地挑动人们的消费，塑造以、体验为根本的消费模式，给消费主义披上神圣光辉的薄纱。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人们的劳动时间和强度有所减少和下降，休闲娱乐时间与日俱增。越来越多人在满足基本生存的固定开销后，开始购买汽车电视、度假旅游。工薪阶层消费的持续扩大成为商业资本的运作结果，而资本家也成为消费流日益膨胀的最终受益者，既维持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也保障了资本积累的实现路径。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体制的基础上，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催发了消费主义的进一步膨胀。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当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总量大大超出人们正常需求的范围时，这种长期存续且潜伏的矛盾就会激化形成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要不足矛盾的集中爆发。为了应对危机，美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提出的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从而实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二战结束后，当人们发现无法利用“战争机器”粉碎过剩的生产力时，西方国家相继调整了经济政策，通过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消费需求。从一定程度上说，凯恩斯主义缓解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产能过剩，延迟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助长了消费主义的滋生。尝到甜头的资本家与经济学家，将“为消费而生产”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

　　与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合理节制个体明显不同的是，西方社会把人置于万物之上、将征服自然视为上帝赋予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文化基因，为消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土壤。进一步地，节制、勤勉、自律等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日趋瓦解消除了宗教禁欲主义对消费主义的抑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近代资本主义科技的迅猛发展，在冲破了传统宗教戒律对人们思想与行为束缚的同时，也唤醒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财富的创造力与渴望。此外，个人主义价值观所标榜的个人利益至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价值理念则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与观念。

　　进入到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大众传媒的盲目引导对消费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传媒营造的消费文化，使得人们的关注焦点由原本的经久耐磨与惠而不贵转变为纸醉金迷与华而不实，商品的象征符号和代码意义远居于使用价值之上。长此以往，人们会在大众传媒宣传的牵引下进行消费。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以其独特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为消费主义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这种带有“原罪式”的成长与发展，使得消费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打下了“资产阶级”的烙印。

　　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消费主义并没有鲜明突出的价值导向。作为一种模糊的感性化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有很强的隐蔽性和依附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密切深入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消费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其对个人消费观念与行为选择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

　　以物为本的消费观，使人深陷物欲的泥潭。消费的本意是人们通过消费行为满足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而消费主义下的消费行为，已本末倒置。“消费不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生存需要（needs）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wants）的满足。”这种实际脱离了消费者的正常生活，是在歪曲的价值观和社会氛围下的异化消费。非理性甚至病态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已经完全背离了消费一开始只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和身心愉悦这个本质，这必然会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殊途同归。19世纪，尽管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没有给马克思提供研究“异化消费”的客观社会条件，但马克思在当时仍提出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两个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指出：“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这揭示了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通过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反而成为奴役或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这是生产领域的异化，还停留在“黑烟囱”“手工坊”的工业资本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与商业资本的空前繁荣，致使奢侈消费、炫耀消费、畸形消费和职位消费现象日益突出，异化重心已经由生产领域悄然转向了消费领域。表面上，人们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对高档物品的占有，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满足了人们的，获得了物欲填充后的幸福感，但物欲横流的社会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物对人的统治”。物欲的实现成为衡量人的唯一价值尺度，人对物欲的渴望凌驾于对自我的关心认同，这把本来从属于人的、为人服务的物的价值颠倒为目的，将本应包含在消费过程中物质、精神等丰富的内容活动本末倒置为单一的物质消费。

　　铺张浪费的消费模式，踏上以破坏自然环境求发展的不归路。根据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的“示异”与“示同”的范畴，上层阶级总是通过“示异”的消费行为与普通人拉开差距，以体现自我价值与身份等级；而中产阶级则争取与上层阶级的消费观“示同”而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在上层阶级力求“拉开”与中产阶级力争“拉近”的消费过程中，只有商品的消费成为两方势力拉锯战中的唯一真实。长期以来，消费主义诱发了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浪费行为。“消费化解囤积，囤积转为利润，利润诱导生产”的逻辑必然导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结果。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所奠定的价值理性，给消费主义的滋生提供“温床”。人类为满足自己的，开始大肆地、无限度地摄取自然资源，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法则，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种漠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忽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消费观念，严重损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虽然在短期内得到了经济效益，但给社会的平衡与自然的永续发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这种舍本逐末的消费观，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盲目生产，并进一步促使民众冲动消费。

　　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侵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消费主义以感性化的存在和传播方式，依附于大众日常生活和消费领域，打着“实现人类共同的目标福祉”“消费就是幸福、不消费就衰退”的旗号，旨在颠覆社会大众的人生信念与社会责任，不断侵蚀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逐渐消融人们对主义的理想和追求。它不关心人类整体利益和终极追求，“遵循享乐主义、追求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变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是消费主义文化所强调的内容”。消费主义所催生出的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价值观念有着天壤之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地位和作用在消费主义的蔓延下愈发凸显，更容易滋生对金钱的崇拜心理，加速了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发酵，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冲击了全球经济，社会生产的偃旗息鼓，反而成为一个在重大疫情背景下思考与批判消费主义的“天赐良机”。从疫情暴发初期的惶恐不安到全国各省市常态化防疫，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责任意识有了一定的改变，这为消费主义的规制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精神关怀的消费新特征。如果说，陷入“物欲”的泥潭是消费主义物化逻辑的必然结果，那么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伟大抗疫精神则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复归奠定思想基调。大到因时因策制定联防联控机制，小至严格落实“内防反弹”的居民小区出入口管理，抑或是全国范围的抢春耕保供应守护群众的“菜篮子”，还是城乡企业助返岗促就业鼓起群众的“钱袋子”的政策，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充分体现。疫情暴发后，越来越多人逐渐关注精神消费及其质量的提升。读一本好书、看一部有趣的付费电影、临摹字画和强身健体，成为代替追求物欲满足的消费新选择。教育、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的学习提升，促使人们增长科学知识、陶冶艺术情操。疫情期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对物质财富的需求渴望，消费重点由享受型消费开始转向发展型消费，精神消费和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绿色勤俭的消费观念。“食用野生动物会带来巨大的健康风险”“全球气候变暖，科学家们在北极发现冰封4万年的史前病毒”和“不要让健康成为奢侈品”这类广告标语在疫情期间深入人心，反对铺张浪费、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主张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和生活中。从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支持智能家电销售，回收废旧电子产品，到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人们的消费重点由注重商品的品牌开始转向商品的环保性能与生态属性。疫情的暴发给以破坏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代价求发展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一度被视为被动的、单纯的、客体的自然在疫情中重新恢复了主动的、有机的、主体的地位。疫情影响下多国粮食危机的相继暴发，粮食安全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舌尖上的浪费”“酒桌上的应酬”等浪费行为明显减少，群众自发响应“光盘行动”，掀起了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餐桌新风。

　　警惕消费主义的回流。消费主义下的“以物为本”、资本运行逻辑主导的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这次疫情中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反思。一方面，疫情正改变着人们过去的消费习惯，形成了新的消费需求，养成了新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了各行各业的线上化，催生了全新的供给。疫情影响下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变化在积极改变人们以往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同时，也为消费主义的存续与蔓延提供隐蔽的“栖身之所”。“以大众文化产品为载体，采取心理催眠术的伎俩，诱使大众在快乐、舒服、幸福的满足中陷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无形之网，成为不仅毫无觉悟而且乐而不知返单向度的人。”伴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沉寂的市场随之重现生机，消费回补成为坊间的热词。居民在家防疫固化了网购习惯和网购频率，对于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而言，疫情仅仅改变了消费的途径和方式。2020年的“618”作为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首个全民购物节，消费回补的惊人力量掀起了消费新。这种耳濡目染、细水长流的存在形式，使得消费主义的危害更加隐蔽。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科学的消费观反对以物为本，主张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强调消费行为是实现人劳动能力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包括人的智力和体力的统一，各项“属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因素均应得到充分发展。真正理解人的真实需求，主张在消费过程中实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实现物质需求的同时兼顾精神需求，以“以人为本”纠正“以物为本”，以“需要的满足”纠正“满足的需要”，以“享受发展”纠正“享乐拜金”，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基础上，重视发展非物质需要，引导形成真正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新消费理念。

　　以消费文明引领消费行为。对于违背“节制、公正、可持续性”消费伦理行为，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对于过度占有和严重侵犯公众利益的“利己”消费行为，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否定性评价。“分步骤有组织地建立起一个融历史体制心理环境于一体的独特社会主义消费文化模式。”要限制商业广告在公共媒体的蔓延扩张，加大宣扬理性消费的公益活动投入力度，努力消除消费主义的不良影响。建立一个以传统文化为主体，以理性消费理念引领消费动机，以消费文明引领消费行为，推动实现消费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合目的性协调统一的体制机制。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善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及其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ZDA004）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抗疫成效与国家治理效能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