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使人把不必要的虚假消费当做自己生命的核心，人人成为被同化的、不会思考的单向度的人。”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伊始，伴随着改良蒸汽机的隆隆作响，以苏格兰中部为辐射中心的地区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工业征程。工业的到来催生了社会对更多、更好商品的渴求，而原有的劳动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这种渴求，于是大机器生产下的工业化形态初露端倪。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改变，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逐渐成为必然。然而，城市空间资源的限制，使得负责工业化生产的工厂向郊外拓展，经济中心却依然保留在市中心，阶层关系分化由此出现，阶层的空间划分格局也开始产生，也就是说，是工业化的社会生产模式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形塑了社会的阶层关系。

　　上世纪2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工业的落幕，美国城市化人口由1870年的不足两成，陡然上升至51.3%。[1] 而由于城市化在美国的全面推进, 交通的日趋发达和人口流动的渐趋频繁, 使得人们由此进入到了一个彼此陌生的世界中，并开始适应置身于这样一个以工资劳动和现金支付为特征的商品社会中。然而，在这个陌生人的世界中, 脱离了传统农业文明熟悉社会关系下的人们，无疑开始逐渐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身份质疑中，为了在这一陌生环境中展示其在社会上所获得的地位与声望, 除了不断显示其在社会直接观察之下所能夸示的财物、以使自己的支付能力可视化外, 人们已别无其他方法。于是，“消费”这一再生产环境下的社会行为开始被赋予实现自我认同与确立身份定位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可以说，工业带来的城市化进程是现实消费社会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大工业生产的流水线工程也逐渐改变了个体的生存面貌，它使得每一个处于生产线上的人们，都被规约在了一个特定的位置之上，社会个体开始逐渐成为工业结构的附庸，主体的自我意识及价值消弭在工业体系之中。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虽然能够意识到自身是绝对自由的世界主宰，但与此同时也意识到承担自由的责任是十分痛苦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包括主体对自我的身份认同、阶层向上浮动的困难、被规约后的主体丧失及其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可预期等在内的现代性生存困境越来越明显，人的主体存在日益沦为自身和客观外在物的对象，人们越发感到自己成了外物的玩物，成为了失去归宿和依靠的生物，这些困境迫使人们开始对主体进行基于存在价值的反思，并开始逐渐寻求一种为他人普遍认同的社会角色，即生活在大众化的世俗理念之中，并以此作为生活的依据和价值观。而在这一不断寻求社会认同的过程中，消费无疑成为了表征自我存在最直接且最简单的通用法则。[2] 于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消费符号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成为了主导人们生活方式的支配性观念。

　　这一观念表现在影视作品中，不仅仅体现为人物对包括金钱、地位及社会身份的向往之上，更表现为一种对亚文化消费视域下的奢侈表达及一种基于建构完美女性身体形象等在内的隐性消费符号的追逐之上。例如在一部根据日本热门IP进行本土化改编的国产剧《北京女子图鉴》中，初入职场渴望获得社会认同的女主角陈可，将购买一只奢侈品牌的包包设定为自己的奋斗信条，电脑桌面上那张赫然醒目的LV图片，俨然将北漂女孩的职业理想具象成了物质与阶层的代表。“你消费了什么，就代表了你是谁”的消费逻辑在剧中深入人心，消费开始成为一种隐性的阶层区分，而当主人公发觉真实状态下的社会阶层难以逾越时，消费社会鼓吹下的商品价值符号便开始发挥神奇的效应，即使为了这个符号需要付出远超出其能力的代价，她们也在所不辞。于是便出现了剧中充当女主人公这一职场菜鸟闺蜜的女孩王佳佳所谓“包包决定论”的荒诞价值认同，一番：“现在的人都势力着呢，看你背的包好，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会主动叫你”的价值言论，无疑是消费社会对人异化的突出表现。

　　“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伯伦(Veblen)提出的，其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的问世，使得“炫耀性消费”成为了人文科学的不朽术语。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社会理论家让·鲍德里亚(Baudrillard)继承了凡伯伦的思想，提出了“消费即生产”的理论，对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进行了重新建构。他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满足人们超过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欲求”为特征的大众消费模式，也就是说，为了蔽体御寒而购买衣服的行为不一定称之为消费，而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或地位而选择某个品牌的衣服购买才是充分意义上的消费。

　　在“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体系中，消费不仅是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商品社会及文化生命的形成、运动、转换和消解过程。“炫耀性消费”无疑是从商品的品牌和等级开始，进而生产着整个符号体系的，当人们追逐既定的高档品牌时，也是人们在确认社会符号体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消费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参照团体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消费的社会模仿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消费行为又是一种象征性竞争，通过互相攀比来维持或提升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尚缺乏大额消费能力的青年群体却逐渐沦为“炫耀性消费”的主力军，且这一现象在近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

　　根据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奢侈品消费仅占全球市场的12%，到了2016年，中国消费者奢侈品的消费支出总额则超过了5 000亿人民币，增长至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里，这一数字则攀升至44%。中国消费者俨然已成为引领全世界奢侈品市场份额增长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根据报告显示，在奢侈品消费的年龄代际划分中，Y世代（又称千禧一代，意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人群）和Z世代（又称网络世代，意指1990年代中叶至2010年前出生的人群）对全球奢侈品市场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0%。报告预测，在未来几年中，年轻一代消费者将成长为驱动市场增长的“主力军”。到2025年，Z世代和千禧一代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55%，同时将贡献130 %的市场增长。[3] 而纵观该群体的奢侈品消费习惯，“个性化”与“差异性”无疑成为该类亚文化群体标新立异的审美风尚。而究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平均年龄未逾30岁、在传统社会认知中缺乏生存保障及地位认同的青年群体之所以被冠以奢侈品消费“领头羊”的称谓，无疑是因为奢侈品符号化所带来的虚荣感在作祟。在这一炫耀性消费的狂欢化语境之下，社会个体本身已被消费符号所携带的身份表征所物化，主体表现出的对“物质”的投射实际上是对情感、社会地位及其身份认同的价值投射。

　　在消费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下，其对作为社会话语实践的电影的影响无疑要从外在的观影行为及内在的题材内容选择等两方面来探讨。对于当下生活在物质充裕时代的社会群体而言，当物质消费到达一定程度时，剩余的消费能力势必将转向其他领域，这其中，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也逐渐成为标榜消费者身份价值的方式之一。当观影成为一种消费方式，其目的就不在于看什么，而在于怎么看；看电影不再是观影的目的，去电影院这一社会行为才是；电影的内容不再是选择影片的标准，成为社会消费话题的影片才是观影的首选；消费者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从电影中获得快感与沉思，一次次的消费体验与身份确认才是其力图实现的最终目的。于是，是否到影院看电影？是否拥有看过时下最具话题性影片的话语权？成为划分当下青年群体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审美消费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及阶层划分功能，也使得在社会结构及阶层“断裂”背景下具有巨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不断通过“更具话题性”的审美消费获得社会认同。反过来，畸形的消费模式带来审美泛化，那些兼具社会话题效应与震撼视听效果的影片则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2017年底，一部主打“告别前任”的影片迎来了其系列的收官之作——《前任3——再见前任》，影片凭借插科打诨的拼贴化叙事一举拿下19亿的票房成绩。对于该影片的主要受众群体而言，影片的题材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消费行为获得属于该年龄阶层群体的话语权利及其身份定位，通过消费模式来建构审美取向及其价值认同的手段获得观众的追捧。

　　与此同时，消费社会对受众心理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创作者基于某种诉求的影像表达，在郭敬明备受争议的系列作品《小时代》中，由浮华奢侈堆砌而成的虚幻消费世界，成为了当时青年社会群体无限向往的生活场景，资本的盛宴和的狂欢将这一主打着青春爱情的系列电影呈现为一种以炫耀性为目标的投射，使整部影片沦为一场诠释消费与物欲的空洞盛宴。

　　在《小时代》中，上海被描绘成充斥着蓬勃生机和金钱的庞大消费场域，它虽流光溢彩但却像一头机器巨兽吞噬着人们的灵魂。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图景之下，浮华的意象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影片主人公顾里、宫铭等人的生活极尽奢靡，他们身穿华服，出入富贵奢华的高端场所，被金钱和昂贵的商品意向所包围。美轮美奂的玻璃大楼、装饰考究的洋房别墅、佳人云集的庆功酒会无不诠释着都市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大量形式多样的奢侈品完成了某种意义建构和身份认同。路易威登（ＬＶ）、迪奥（Ｄｉｏｒ）、古驰（Ｇｕｃｃｉ）、爱马仕（Ｈｅｍｅｒｓ）、浪凡（Ｌａｖｉｎ）等奢侈品轮番登场。毫无节制地炫富，使得拜金享乐的消费观和人生观在电影情节中得到体现，盲目狂欢式的消费被渲染成了一种独特、时尚的价值符号。

　　而在2018年的票房黑马《西红市首富》中，基于消费视阈下的诉求所建构的人物形象也将这一炫“耀性消费”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荒诞化的虚构叙事背景之下，以王多鱼为代表的一众“底层阶级”，充分享受到了“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快感体验。影片中重金包下豪华酒店的桥段无疑是一个狂欢化十足的炫耀性消费场所，而在这一场域下，原本对一众人冷嘲热讽的酒店经理化为身言听计从的服务生、表面高尚的知识分子柳贱男在强大的金钱攻势下迅速沦为园林修理工的场景，不禁令人感慨以消费来彰显自身价值的观念在改变了人们生存方式的同时，也在逐渐改变了人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

　　正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曾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所提到的：“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4]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再生产”语境下，基于个体存在的身体消费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身体也因此具备了颠倒众生的力量。于当代的女性群体而言，消费社会的语境使得身体商品化的属性愈来愈明显，囿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女性消费者承担着自觉消费与被消费的双重困境。女性群体同时作为观看者和被观看者，这个过程既是女性自我意识强化以及自我赋权的过程，又是自我身体物化的过程。

　　从—方面来讲，在消费再生产环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群体无疑是最强大的消费主体，女性主体意识的加强使得她们在消费时代获得了解放的土壤。正如国内学者尹小玲在其著作《消费时代女性身体形象的建构》中所强调的那样：“对女性而言，不仅身体形象作为反思性的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而被纳入生活规划的对象，与身体连接的消费活动本身也作为一种生活规划成为女性身份认同的标志。”[5] 女性依托于身体消费突显出了消费时代都市女性的性别魅力，并通过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强调了出女性新时代的主体地位，于是，在当代消费社会中，基于女性身体消费而推出的服饰、箱包、化妆及健身美容等产品应接不暇，女性群体为了实现对主体身份的认同，也逐渐沦陷在消费社会所形塑的牢笼中。

　　在2014年的国产爱情喜剧《整容日记》中，女主人公对这一依托于社会身份建构目的的身体消费的追逐达到了近乎疯狂与病态的地步。在影片中，因外貌丑陋而屡造感情与事业打击的女主人公郭晶，在偶然的机遇下接触到整容行业，骨子里携带着自卑情绪的她自此开始了一段欲罢不能的整容之路。影片中，伴随着女主角外貌的改观，周遭人群对其的价值认同也开始发生转变。领导赏识、资源优先、朋友聚集……这一切因外貌改变而收获的“优待”都成为女主角继续身体消费的强大动力，而在身体消费领域掌握着消费主导权的郭晶所痴迷的，正是这一消费过程所带来的身份地位的提升，与此同时，与女性群体而言，其通过消费过程形塑出的“完美身体”也成为了其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6]的重要武器。

　　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无数与片中主人公郭晶抱有同等心理预期的女性，无疑是陷入了男权社会和消费社会共谋的陷讲中。在这一语境下，女性的身体沦为了一种化的符号，消费则成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在各种诸如“完美身材”、“标准脸型”、“优雅举止”等规范的约束下，女性身体最终演变成福柯口中所谓的“驯良的身体”。在福柯眼中，“驯良的身体”是一种兼有意识形态功能和经济效益的机制。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出了身体是权力的规训对象等观点，认为身体不仅是自我的，也是他者的。[7] 根据福柯的观点我们不难推断，消费语境中的身体无疑是要服从于权利体系符号系统中的编码规则的，商人依据规则对身体进行编码生产，并将这一成果兜售给消费者，以此完成其“再生产”的利益链条。

　　近年来在中国名声大噪的时尚秀“维多利亚的秘密”则十分形象的诠释了这一消费理论，“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一美国女性内衣品牌始创于1977 年，该公司于1995 年首次公开举行了内衣时装秀，并被全球媒体称为“世纪内衣秀”，之后每年的内衣秀都会吸引全球成千上万观众同步观看。2017 年，这场大秀安排到了中国上海。为了更好地吸引消费者，“维多利亚的秘密”对模特进行了一系列的指向性编码，身材比例、运动量、平衡能力、饮食习惯、定点姿势、眼神发型等元素被一一编码，此外大秀还对模特的个人经历进行了选择性编码，试图以此来引起消费者更多的情感共鸣。在这场大秀中，作为符号的身体和作为商品的内衣同时被编码，被兜售。在镜头的渲染下，超模天使的身体被全方位的编码并被加之视觉影像的手段呈现出来，将资本市场背后所推崇的理想女性完美身材的标准传达给受众，以期待将更多的受众纳入到这个驯服体系中，并期望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心理认同转化为更强大的经济消费行为。

　　在当代消费社会中，人们作为无限追求的存在个体无疑是匮乏的。在拉康的理解中，是存在的本质，存在的本质即是匮乏，那么，就是匮乏的，主体作为一种主体是对对象的永恒寻找，“在精神分析学中，所谓的对象通常都是指对象，该对象的一个根本品质就是它总是‘失落的对象’(the lost object)，拉康又称之为‘对象的失落’(the loss of object)”。[8] 在这一永恒寻找的过程中，主体总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弥补匮乏的存在，认为匮乏可以在某一个对象上实现弥合，而实际上，这只是主体的一厢情愿，正因为主体存在着这样的幻想，主体总是在追求着一个他认为可以弥合匮乏以达到原初完整的对象。

　　这种对的追求及对匮乏的弥补映射在消费领域，则突出表现为人们对“虚假需求”的无限追逐，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批判了消费领域中存在的这种“虚假需求”，反思了消费社会中存在的这种“单向度消费”。认为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追求、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进行消费的行为，已经使得消费的本质发生了异化。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通过消费获得安全感及稳定感的保障，消费不再是对生存需求的满足，而只是一个获得自我确认的媒介物。

　　在2006年的经典喜剧电影《最爱女人购物狂》中，导演放弃了对传统叙事节奏及情节逻辑的坚持，利用极其荒诞与夸张的表现方式实现了自己对于“购物狂”这一名词的诠释，并依托消费社会所带来的主体丧失为剧中人物的疯狂行为找到一个“都市生活压力那么大，有点不正常是很正常”的合理理由。作为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出生即为弃婴的“购物狂”方芳芳，对购物的占有欲显然来源于其对亲情关系的缺失，为了弥补情感上的匮乏，疯狂购物成为了其满足自身表达的重要途径。主人公方芳芳一厢情愿寻找到则是在消费过程中被一次又一次重拾起来的身份认同。对于主人公而言，面对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异化的物质需求扭曲了其理智思维，方芳芳像一个被下了咒语的女孩一样，在消费主义创造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在这一泥潭中，“冲动消费”就像一根悬挂在其中的绳索，企图脱离这一困境的她越挣扎则会被陷的越深……

　　在消费至上成为时代特征的当下，大众一方面在消费的庇佑下获得安慰，而使个体进入到孤立的消费之中，利用“个性化”与“差异化”实现与集体的隔绝；一方面又使得消费完全沦为了一种被认同的符号化消费，使得个体消费最终进入到一元化的社会体系之中，并在这个由符号所建构的“仿真社会”中逐渐丧失了感知社会的能力。

　　4、【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学出版社 20年版 第174页。

　　6、菲勒斯中心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认为男性优于女性，更广义的解释为，男性对人类所有事物都具有合法的、通用的参照意义。

　　7、【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241-251页。

　　8、吴琼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