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消费常常与自私、攀比和缺乏节制联系在一起。我们倾向于认为，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裕的当代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变弱，不仅舍得花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出于攀比心理过度消费。

　　“我们这个时代广布的罪恶就是奢侈过度”——这句评论，似乎既是描述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因抵押和信用卡债务陷入财务困境的欧美中产家庭，也可用来批评当今的“精致穷”年轻人。但实际上，这句线年写下的。这提醒我们：对“消费过度”和“举债消费”的警告古已有之，消费不仅是二战后繁荣时期的现象或弊病。

　　追溯商品的历史，消费的图景远比“将人异化的消费主义”复杂。在《商品帝国》一书中，特伦特曼提供了对“丰裕社会”的另一种叙述——除了其思想根源有悠久历史的消费主义以外，还存在另一种思想脉络。根据这一脉络的观点，人只有通过使用物品才能成为人，对更多物品的渴望推动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文明的发展。

　　“消费”（consumere）在12世纪首次出现在法语中，然后进入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当时，这个词代表着“用完”或“某物在实体意义上被耗尽”。时至今日，该词的动词形式（consume）依然有“消耗”“耗尽”的含义。欧洲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施行禁奢令，各国政府都曾下令禁止国民逾越阶级地位购买外国奢侈品。

　　但在17-18世纪，一种更灵活宽容的消费文化率先在荷兰和英国发展起来。一些思想家开始主张，个人对更多物品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行为不仅利于个人，且能让国家富裕。

　　17世纪80年代伦敦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先驱人物尼古拉斯·巴尔邦提出，身体的需求和灵魂的需求是人的两项基本需求，后者的需求是“无限的”；时尚不是浪费，而是“对新奇事物和稀罕物品的追求，这种追求促进了贸易”。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进一步提出了“私人恶习促进公共利益”这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观点：

　　大卫·休谟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卢梭的对立面。他认为，奢侈让一个国家更强大、更幸福，不会导致，相反，它是自由的堡垒，因为它扩大了“中产阶级”，他们既不会像贫农一样屈从于奴隶制，也不想像贵族一样欺压别人。

　　自由贸易的英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利于消费者的帝国……英国政府没有压榨其人民，而是转向了一条增长之路，对不断增长的商品课以轻税。”至19世纪，英国的“商品帝国”更是随着殖民的脚步扩展至全球各地。

　　即使是在殖民时代，消费对非洲人的意义也比“入侵”“压迫”或“奴役”复杂得多。特伦特曼指出，商品对前奴隶和移民来说甚至可以称作“一个伟大的解放者”——一件衬衫、一顶帽子、一块手表或一面镜子都是通往社会包容和获得尊严的门票。

　　在特伦特曼看来，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是围绕消费展开的价值观论战终于和解，在全球各地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人们都被许诺过上更好的生活，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标尺。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没有停止购买，而是试图用“消费降级”来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人们会继续在价格更亲民的餐馆吃饭，继续购买更便宜的新衣服；时尚周期没有任何变化，女性的服装和帽子依然频繁变化；家用电器消费的趋势也在继续，虽然烤面包机的销量下降了，但1932年美国家庭购买的电冰箱数量是1929年的四倍。特伦特曼认为

　　国民的物质是难以驯服的，而且经济管控往往事与愿违。1917年，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采用配给制、取缔私人商店，到1930年，只有不到6%的零售市场仍掌握在私人交易商手中，此时人们购物只能通过国有商店、物物交换或黑市。

　　1932年，关键行业的大部分工人都在国有食堂用餐；1933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低于十月时期；1935年，配给制被废除；1936年，列夫·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时写了《被背叛了的》，将商品短缺描述为国家权力的滋生温床——在1928年他被流放时，人们经常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门口排队等着商品运达，拿到一份就转卖，整个过程被称为“排队主义”，能否排上队全靠有没有人脉。人们发现，越是难获得商品，商品就越有吸引力。

　　当范勃伦于1899年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时，收藏行为已从王公贵族进入寻常百姓家，这引起了人们对“商品扩散打破既定地位准则，地位驱动不理性的消费竞争”的关切与忧虑。《丰裕社会》的雄辩容易让人忘记，它不是一项不偏不倚的实证性研究，而是一项为增加公共支出辩护的主张，他主张征收消费税以资助社会福利事业。

　　事实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消费文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选择”和“自我表达”是人们拥抱消费的重要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构建不止在精神层面发生，也在物质层面发生。

　　皮埃尔·布迪厄于1979年出版的《区分》一书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描述。布迪厄认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品位体系，“品位把人和物结合在一起”，位于顶端的精英阶层想尽办法捍卫自己对“合法文化”的垄断，以彰显阶级优越性。但之后的不少研究发现，所谓“统一的阶级品位”并不存在，品位的传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大众媒体、电视和音乐设备的普及促进了品位的多元化，一个人可以既欣赏古典音乐又跳街舞。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短缺和分配不均在德国已破坏了社会团结。谁能拥有一辆轿车？谁能获得一部电话？什么是“奢侈品”什么是“基本需求”？消费之难归结于一个问题——某些群体享有特权，而大多数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