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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把东北拱手让出？说到底还是军阀思维作祟师父太大了坐不住,千格服饰,梁思敏,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于当日死去，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其人出身绿林，能跻身为割据一方的军阀，除了时代和机遇的眷顾，更重要的是其人善于在各势力间周旋，既保身又蓄锐的政治手段。所以当初蒋介石北伐时，张作霖一方面借日本人想独占东北的算盘，借日本人的支援抵抗蒋介石，另一方面又自恃坐拥几十万军队，不同意日本人提出的各种要求，以致遭到日本人记恨，并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张作霖死后，其长子张学良继承了张作霖的所有政治遗产，成为东北军的领袖。同时，张作霖在各政治势力间周旋的艺术也传给了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带着国仇家恨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不久之后，由于蒋介石急于削弱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的嫡系部队，引发中原大战。日本人趁机挑拨东北军进入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是张学良下令撤退的。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学良的严令没有抵抗。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做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至于张学良决定不抵抗日本人的真正动机，笔者认为并不是寄希望于国联。早在张作霖未死之前，他处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的夹缝间，利用两者的矛盾，在两者间周旋，而其“周旋”的资本便是几十万东北军。张学良继承其父的政治手段，面对危机，他首要考虑的是保住“资本”。早在1937年7月6日，张学良便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由此可见：第一张学良自认打不过日本人，且即使能打过，对自身的损耗也极大；第二张学良没有指望过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能出兵，或出钱支援东北抗日。而且就中原大战的情形来看，蒋介石有借日本人之力消灭奉系军阀，再渔翁得利收复东北的打算也未可知。

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起初是有重获自由的期望的，但当他得知所部东北军被蒋介石肢解后，只得长叹一声“完了”。可见保全东北军这个政治“资本”，是其最终底线，也是他制定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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