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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进（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周礼学史负责人、湖南大学教授）

《周礼》本名《周官》，原有六篇，西汉武帝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征得。这个民间本抄写于秦统一文字之前，与当时通行的今文有别，《周礼》因此被视为古文。《周礼》现存前五官都有一段序言性质的文字：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段文字被宋儒称为《周礼》二十字总纲。在这二十字中，以为民极是《周礼》的纲中之纲，更是中国经学精魂所在，体现了中国经学的经世致用精神。

以为民极的含义

什么是以为民极？郑玄解释说：极，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这个解释在今天看来有些模糊。唐人贾公彦疏说引《尚书·洪范》皇建有其极，指出：其有中之道，庶民于之取中。将极字说成抽象的中之道。此后学者大多以中释极，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录有这段经文，并以按语的形式指出极有标准之义。

民极之极，无论训中还是训为标准，都不是以为民极之极的本义，而是由本义衍生出来的引申义。《说文·木部》说：极，栋也。又说：栋，极也。段玉裁说：极者，谓屋至高之处。可见极的本义是房屋栋梁之栋。民极，西周金文中有类似的用法，不过极字写作亟字：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甹王位，作四方亟。（班簋铭）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毛公鼎铭）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令方彝铭）

《班簋铭》中的亟字为名词，《毛公鼎铭》中的亟字为动词。什么是亟一方、四方亟？《令方彝铭》对此做了明确说明。《班簋铭》中的作四方亟即《令方彝铭》中的尹三事四方。亟一方，就是主政一方；作四方亟就是担任管理四方的长官。主政一方称为一方之亟，显然这个亟是一种比喻：作四方亟亟一方就是为四方、为一方的栋梁，即为政四方、为政一方。栋为屋脊，是房屋的核心部分。同时，房屋为庇护之物。可见亟是繁体字极字的初文，是本源字；极为衍生的区别字。《班簋铭》中的亟字从三、人，人处在头顶二、脚履一的位置，是会意字，突出中间那个人顶天立地的地位。《周礼》中的民亟显然来源于西周金文中这种四方亟，民亟即民之栋梁。

传世文献中也可以见到极字的此类用法。《诗经·商颂·殷武》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意思是说商邑为天下的主心骨，犹如今天我们说北京是国家的心脏。《后汉书·樊宏传》记樊准上疏引《殷武》商邑二句作京师翼翼，四方是则。李贤注说：此《韩诗》之文。可见《韩诗》经说已经将四方之极做了引申性解说，以商邑为四方所效法的榜样。将金文和传世文献综合起来看，不难发现《周礼》民极思想来源于西周金文任官作四方极的职官思想，并且有所发展：从四方转移到民上，变抽象为具体。以为民极即作庇护人民的栋梁。这也是《周礼》民极思想的基本含义。不过历代经学家对于民极之极的阐释仍然具有合理性，因《周礼》一书从庇护万民这个基本义出发，多层次展现了民极思想的内涵。

民极在《周礼》中的地位

以为民极在《周礼》一书的构建中也处于核心地位，是整部书的脊梁。《周礼》六官系统、六官职责都围绕万民问题而设计，以此来贯彻以为民极这个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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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大宰》说，以六典治邦国。《周礼》一书的内容虽为职官编制和职官职责汇编，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周礼》六篇就是大宰所建《六典》，或者说《周礼》相当于《周六典》。根据大宰职文，《六典》编制的最终目的都落实在万民上：建《治典》以纪万民；建《教典》以安万民；建《礼典》以谐万民；建《政典》以均万民；建《刑典》以纠万民；建《事典》以生万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部《周礼》，为万民而建。《周礼》三百六十官的职责围绕纪万民、安万民、谐万民、均万民、纠万民、生万民而设计。《周礼》全书六官系统三百六十职官的活动也是围绕以上六条展开。具体的纪、安、谐、均、纠、生万民的职责落实在六大系统三百六十职官职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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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各官职责都是以条文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大司徒职责按照大宰八法，可以分为官法十五条，官联六条，官常三条，官刑二条。以上二十六条文基本上都属于《六典》纪、安、谐、均、纠、生万民的落实，尤其以十五条官法最为直接。

在十五条官法条文中，第一、第二、第四为地图法、土会法、土宜法，关涉土地质量及其物产资源，属于生万民、安万民的自然资源管理。第五、第六、第七分别是建王国法、建邦国法、造都鄙法以及三易地法，关涉社会组织建设，属于生万民、安万民的社会资源管理。而三易地法是三种质量土地的使用法，还是均万民的措施之一。至于第八的以十二荒政聚万民、第九的以保息六养万民、第十的以本俗六安万民，条文中就出现了聚、养、安万民，直接显示了与大宰六典中以生万民、以安万民、以纪万民的关系。第三十二教法是系统的、综合性质的教民法；第十三是六德、六行、六艺教民法；第十四是五礼教中法，第十五是六乐教和法。这四条职文显然为落实纪万民、谐万民而设。大宰六典中的纪万民还体现在大司徒官法第十一条令五家为比的比闾法中，以及第十二条稼穑、树艺以下十二职事法中。

大司徒为教官之长，但在二十六条官法职责文中，虽以教万民为中心，却以养万民为先，先养后教，养、教结合，纪、均而养，再辅之以纠，养成而教，体现了《周礼》教民思想的深刻性。而教民，只是以为民极的六典之一。《大司徒》职文在地官系统仍然属于大纲性质。具体的落实见于本系统大司徒的下属各职官。这样，以为民极出自总纲，体现于六典，综合于六官官长职文，落实于三百六十职官职文。利用这条线索来阅读和研究《周礼》，则以为民极贯穿全书三百六十职官，就能做到纲举目张。以为民极就是设官为民。

民极思想的源流和价值

民极根植于中华上古文化深厚的民本思想土壤。《尚书·泰誓》记载周武王率诸侯观兵于孟津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虽然此说在民之上还有一个天，然而我们不难从中得出民意即天意的结论。《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泰誓》又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个思想发展到《孟子》，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之说。而传为古文尚书的《五子之歌》则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这是中华民本思想的源头。即使主张霸道的《管子·霸言篇》也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而与《周礼》生民养民有关的思想也见于《管子·治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官》民极思想正是上古礼乐文明时代民本思想的必然产物。

《周礼》民极思想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绝响。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大略篇》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周礼》设官为民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立君为民之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的君民关系说，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指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唐代政治家魏征强调水与舟的君民关系。清代经学大师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将百姓日用饮食提到人道所以生的高度。由此不难得出人民日用饮食即人道、即仁的结论，充分肯定满足人民大众物质生活需要的正当性。

《周礼》民极思想诞生于上古民本思想的土壤，在西汉以来的经学语境中获得进一步发展，衍生出民心、民意、民主、民权等多种命题，发展出利民、惠民、富民等经学政治思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从《周礼》的设官为民到当代的为人民服务，虽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两者的延续性、继承性和内在精神的契合度不言而喻。《周礼》中生民、富民等民极思想，为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重要理念，提供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可以说，《周礼》民极思想体现了中华传统经学积极入世、敢于担当责任的为学精神，是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最佳注解。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1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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