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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杨振宁与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结为夫妻。作为国民党43名主要战犯之首，杜聿明长时间在北京的战犯改造所接受改造。杜聿明被特赦后，中美关系一度剑拔弩张，远在海外的杨振宁与杜聿明见面也难上加难。

1971年，杨振宁穿越重重阻碍回国，与杜聿明相见。杨振宁称呼杜聿明，却还是杜先生。

年轻有为，结识杜聿明的掌上明珠

杨振宁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学习成绩优异，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1942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毕业，成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1944年，杨振宁来到西南联大任教。

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同时也是杨振宁的学生。那年，杜致礼处在最好的年华，青春洋溢，亭亭玉立，知书达理。

对于杨振宁这样的高材生，杜致礼也是十分崇拜。遗憾的是，不久后杨振宁以清华大学仅有的留美公费生的身份，踏上了前往美国的邮轮。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尚未宣之于口，便被迫分离。

1949年，杨振宁已经在美国度过五年的时光。圣诞节当天，杨振宁在朋友的陪伴下来到了一家中餐厅，却意外与自己当年的学生杜致礼相遇。

杜致礼

杨振宁惊喜不已，与杜致礼寒暄一番，得知杜致礼也来到美国留学，他内心暗喜。当年西南联大的相处已经在杨振宁的心中播种了感情的种子，如今再次相遇，杨振宁将其作为上天的馈赠。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杨振宁与杜聿明确定了关系。1950年，两个人在普林斯顿举行婚礼。

杜致礼与杨振宁走进婚姻殿堂时，就曾经告知杨振宁自己父亲的特殊身份，杨振宁并不在意。恰恰相反，婚后的杨振宁尽自己所能帮助杜致礼的家人，与杜家产生深深的羁绊。

与杜家的羁绊

1949年，杜聿明被俘虏，在战犯改造所接受改造，夫人曹秀清一直没有得到消息。曹秀清反复向国民党当局打听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杜将军已经被人杀害。”

1949年5月，国民党官员来到曹秀清的家中，代为传达消息：蒋介石即将把曹秀清和孩子们带到台湾，如此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曹秀清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于国民党。自此，曹秀清开启了在台湾的艰难生活。

杜聿明已然是败军之将，台湾当局对曹秀清一家人的态度也十分冷漠。曹秀清曾多次向国民党反映情况，却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曹秀清孤身一人抚养孩子，生活已是捉襟见肘。

杜聿明的长子杜致仁，自小勤奋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得知这一消息，曹秀清左右为难，于杜致仁而言，国外留学是极好的机会。然而国外学费昂贵，曹秀清也承担着极大的压力。

后来，杜致仁考取奖学金，加之曹秀清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他才如愿前往美国读书。定居美国的杜致礼知晓弟弟面临困境，她经常在杜致仁放假时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居住，减少日常花销。

对于妻子的决定，杨振宁也表示全力支持。在杜致礼和杨振宁的帮助下，杜致仁勉强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然而不久后，台湾银行突然要求杜致仁偿还所有贷款，那时杜致仁已经借款高达7000元。7000元并非小数目，彼时杨振宁还是无名小卒，他与杜致礼只能在吃住上帮助弟弟，至于筹集学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杜致仁而言，想要一次性偿还借款，几乎是天方夜谭。

接到消息时，杜致仁正借住在姐姐杜致礼的家中，他急忙给母亲写信，拜托她设法筹钱。杜致仁相信，只要能坚持到毕业，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万般无奈下，曹秀清只能向蒋介石借款，却只得到了1000元补助，分两年发放。曹秀清将得到的500元支票寄给儿子，希望能够解决燃眉之急。

杜致仁看到支票时，情绪已然崩溃。杜致仁央求姐姐和姐夫为自己找一份兼职，杨振宁夫妇便答应了下来，杜致仁的情绪这才逐渐稳定下来。

当天晚上，杜致仁将房门反锁，再未出来。第二天中午，杜致礼叫弟弟起床，房内无人应答。杨振宁破门而入，却发现杜致仁已经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没有了气息。

1956年，在仅剩一年就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情况下，杜致仁自杀于杜致礼与杨振宁的家中。弟弟去世后的第二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取得了丰厚的奖金。而没能在经济上给予弟弟帮助，成为了伴随杨振宁一生的遗憾。

与选择依靠蒋介石的曹秀清不同，接受改造的杜聿明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在战俘改造所，政府并没有歧视、虐待杜聿明，反而对他给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杜聿明经过长年的战争已经疾病缠身，人民政府用轿车接送他出入医院，精心为他治疗，治好了他多年的隐疾。

我国政府花费重金前往香港、澳门等地区为杜聿明购买稀缺药物，而那时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

杜聿明

为了帮助杜聿明尽快恢复，政府专门为他开小灶。人民生活水平尚且不高的情况下，杜聿明却经常可以吃到红烧带鱼、烧鸡等昂贵的食物，每天一磅牛奶，更是必不可少。在政府的悉心照料下，杜聿明的身体得以恢复，思想也悄然发生改变。

与此同时，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率领部队起义的程潜，张治中等人都得到了政府的妥善安排，这些人先后前往探望杜聿明，让杜聿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抛弃过去，重见光明

1957年，当杨振宁还是普通学者的时候，周总理就已经拜托从美国回国的张文裕代替杜聿明传递信件。

不久后，在台北的曹秀清突然收到了杜致礼和杨振宁的一封信，信中含蓄地说道：“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此时曹秀清意识到，杨振宁口中的老朋友，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杜聿明。得知杜聿明在北京安好的消息后，远在台湾的曹秀清等人，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曹秀清深知台湾已然断绝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只有前往美国，才有机会见到杜聿明。曹秀清向台湾当局提出了申请，遭到拒绝。

不久后，国民党发布声明：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曹秀清十分悲痛，却还是一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同样在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决定派遣代表团对杨振宁夫妇表示祝贺。

而前往瑞典的代表团，只有两个人：张文裕与夫人王承书。张文裕曾经是杨振宁的老师，与杨振宁夫妇也相熟。

前往瑞士的张文裕在启程之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先来到了北京功德林，告诉了杜聿明这个好消息。同时张文裕希望杜聿明能够为杨振宁写一封亲笔信。

杜聿明得知女婿获得如此殊荣，不仅为由衷地为杨振宁感到高兴，同时也对这个女婿非常欣慰。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提笔为杨振宁写了一封简短的祝贺信：

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杜聿明即草

寥寥数语，人们却能从杜聿明的笔触中感觉到骄傲。

在颁奖仪式的现场见到了杨振宁，张文裕将杜聿明的信件交给他。杨振宁看到杜聿明的信件，十分开心，为他写了回信，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与此同时，杨振宁同张文裕说：“岳父的关怀，让我十分感动。”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当局对曹秀清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此前蒋介石将曹秀清一家接到台湾，无非是想将这8个人作为人质。杨振宁一炮而红后，蒋介石得知曹秀清与杨振宁的关系，也将她奉为座上宾。

某天，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突然要接见曹秀清，曹秀清乘坐专车前往蒋介石府邸。刚刚进门，蒋介石与宋美龄便热情地出门迎接。

蒋介石先是假装无意地询问曹秀清的日常生活，不久之后，便专注于询问杨振宁的事情。曹秀清抓住机会，再次同蒋介石提出了自己想要前往美国的要求。

蒋介石听到此消息大喜过望，立刻批准，“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为国争光”。在蒋介石看来，利用曹秀清将杨振宁争取到台湾，将是国民党的福音。

最终，曹秀清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探亲许可，为期半年，如果遇到了特殊情况，可以延长6个月的时间。如果曹秀清逾期没有回来，将会被处以巨额罚款。

为了防止曹秀清彻底离开台湾，蒋介石不允许她带任何子女，甚至亲自为她寻找了两个人做担保。如果发生了任何问题，担保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杨振宁的妥善安排下，曹秀清来到了美国。好不容易逃离台湾的曹秀清已经不愿意再回去，杨振宁为她办理了长久居住证，曹秀清在美国度过了6年的时间。

尽管身边有女儿、女婿的陪伴，曹秀清从未放下对远在中国的杜聿明的思念，与此同时，杜聿明同样也记挂着在美国的夫人。

1959年，杜聿明经过多年的改造，已经改头换面，得到特赦。在战犯改造所中，杜聿明表现优异，他成为了缝纫组的组长，自己亲自动手，为其他人制作冬天的衣服。

在此过程中，杜聿明真正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乐趣。为了帮助战犯管理所省钱，杜聿明还亲自率领其他人，用碎布制作了上百把拖把。几年的时间里，杜聿明多次受到了战犯管理所的表扬。

蒋介石与杜聿明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走出了战犯管理所，此后每年，杜聿明都将12月4日当作自己的重生日。杜聿明笑称：“十年扬州一梦”，而今梦醒，心向光明。

1960年，杜聿明受邀来到一个宴请英国外宾的宴会。席间，周总理向英国人介绍杜聿明，说：“他同陈毅打过仗。”英国人询问最终谁获胜，周总理指着杜聿明说：“他获胜了。”

得知杜聿明的军队有100万人后，英国人点点头，100万的军队，确实不应该被打败。而杜聿明却故作委屈地说：“陈毅元帅后来有200万军队，因为我手下的人，最终都跑到他那里去了。”

杜聿明出狱后为妻子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回到中国，回到自己的身边。杜聿明在信中说道：“我现在很好，家中有一卧室、一客厅、一办公室。我重新认识了共产党，要和共产党一起工作。”

1961年，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为他提供了职位。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杜聿明等7人前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杜聿明将自己多年来的战争经历整理下来，编纂成册，留给后世一笔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的恩情，杜聿明始终铭记在心，多年来，杜聿明也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国家。后来，杜聿明当选第五届人大代表以及第五届政协常委，他积极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与此同时，由于曾经的国民党身份，杜聿明在台湾仍有大量的亲人和朋友。杜聿明积极与他们联系，宣传新中国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为争取两岸的和平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

杜聿明在大陆的生活蒸蒸日上，曹秀清也十分欣慰，向女儿、女婿提出了回国的想法。

1963年，在杨振宁的安排下，曹秀清从美国乘坐飞机前往日内瓦。日内瓦休息数日之后，曹秀清又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

中国外交部颇为重视，亲自安排专门人员为曹秀清接机。几十年后，曹秀清与杜聿明再次相见，两个人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得知曹秀清回国，周总理与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杜聿明。周总理害怕曹秀清拘束，还请来了许广平、张治中以及傅作义等旧识，陪伴在侧。

周总理对曹秀清说：“欢迎你回国定居。”听到这句话，曹秀清回忆起自己从前在台湾的种种经历，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交谈过程中，陈毅副总理开口：“台湾最近有一些流言蜚语，我想问问你们，是不是真的自由了？”

杜聿明说：“我们没有任何人干预，十分自由，请两位总理放心。”

曹秀清回国后，远在海外的杨振宁和杜致礼时常挂念。彼时中国的经济、物质水平有限，杨振宁特意从美国运来了大量的家具，改善曹秀清和杜聿明的生活。此后，杨振宁与杜致礼一直与国内亲人保持联系。

阔别故土多年，杨振宁与杜致礼也十分思念家乡。遗憾的是，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回国之路也是困难重重。

漫漫回国路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有所缓和，杨振宁回到中国探亲的愿望终于能够实现。美国国务院解除了美国公民禁止前往中国的禁令之后，杨振宁立刻给国内的父亲写信，说自己即将回到中国，看望家人、岳父以及朋友。

杨振宁的父亲将儿子即将回国的消息上报给政府，周总理得知此事，对杨振宁表示热烈欢迎。1971年，杨振宁同杜致礼一起踏上回国旅程。

时隔26年，飞机降落在上海，杨振宁与杜致礼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故土。落地之后，杨振宁看望了自己的父母，与曾经的学生、大学的朋友相继见面。

1971年7月28日，获知杨振宁回国的消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特意抽出时间，与杨振宁夫妇见面。

与此同时，周总理也邀请杜聿明夫妇陪同。会见期间，周总理与杨振宁交谈甚欢，二人从科学研究成果谈到社会问题，从国际大事谈到家庭生活，彷佛朋友般轻松自在。

交谈过程中，细心的周总理发现，杨振宁见到曹秀清与杜聿明，依旧延续从前的称呼。杨振宁称呼曹秀清为妈妈。

至于自己未曾见过的岳父杜聿明，他有些陌生，称呼杜聿明为杜先生。周总理立刻纠正，对杨振宁说：“你应该称呼岳丈大人。”众人都笑了起来，场面其乐融融。

1973年的夏天，杨振宁带着夫人第三次回国。7月17日，毛主席接见了杨振宁，不忘叮嘱：“代问你岳丈好。”

离开前，杨振宁与毛主席合影留念。此后，杨振宁将其与毛主席的合影赠予杜聿明留作纪念，杜聿明十分珍惜，这张照片便一直悬挂在杜聿明的客厅。

杨振宁几次探亲，都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影响，杨振宁的回国之旅，也为众多科学家打开了大门。

此后数年，陈省身、李政道等人先后前往祖国访问，开启了中外科学交流之门。杜聿明则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

1981年，杜聿明因病离世，享年77岁，他此生唯一的遗憾，便是未能与远在台湾的4个儿女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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