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崩盘。这次股灾及随后而来的大萧条迫使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并开始了对华尔街的实质性改革。在这次股灾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理总裁理查德·惠特尼罕见地出现在交易大厅，为纽约银行巨头拿出来托市的2000万美元奔走。然而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也遭遇了它最为尴尬的历史时刻，惠特尼因盗用他人款项等丑行而锒铛入狱。美国作家约翰·S·戈登在讲述华尔街历史的《伟大的博弈》一书中对此有着详细的描述，澎湃新闻获得授权转载。

　　在1929年的劳工节后，重新开盘，第二天市场就开始下跌，有的时候很猛烈，有的时候稍稍温和一点，但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下跌。整个夏季到处弥漫的那种可以涨到天上去的氛围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神经质般的紧张和一些令人丧气的论调，听上去仿佛是穿过墓地的呼啸声。

　　没有什么比所谓的“巴布森突变”更能反映当时那种投资气氛的骤变了。罗杰·巴布森（Roger Bobson）当时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投资顾问，当市场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他一直持悲观的看法，但是人们对他关于市场即将要下跌的预言充耳不闻。9月5日，他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的一个午餐集会上讲道：“我再说一遍我去年和前年的这个时候说过的话，那就是，或早或晚，一场崩盘将会来临。”当他这番毫无恶意的言论在当天下午2点出现在大显示牌上时，市场立刻掉头向下，开始暴跌，到了3点收盘时，很多大股票都下跌了6-10美元。最后1小时，交易量竟然达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200万股。

　　即使此时，罗杰·巴布森的预言仍然被大多数人嗤之以鼻，但是有关技术调整的论调已经开始随处可闻了，而《华尔街日报》仍然在预测秋季将会是牛市，当然，它同时也写道：“不可避免地，有些股票会上涨，有些股票会下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美国经济学家，设计出价格指数以考察经济趋势）因其在1929年8月的著名论断（“看来已经达到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超越的高度”）而在历史上获得了让人有点难以信服的不朽地位，他此时也仍然认为的长期趋势是好的，虽然语气不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

　　但是，一些天生谨慎和嗅觉灵敏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撤离市场了。德柯普特－道莫斯公司（Decoppet and Doremus）是美国当时两家最大的零股交易经纪公司之一，它的合伙人之一罗兰·斯特宾斯（Rowland Stebbins）开始对华尔街感到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有点索然寡味了。他决定去做一个百老汇的制片人，所以，他在8月将自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卖出，售价为64万美元，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的话，直到今天，这个价格仍然保持着纽约证券交易所席位价格的最高纪录。

　　阿尔伯特·威金（Albert Wiggin）是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该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曼哈顿银行合并，成为今天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总裁，他走得更远。早在7月，他就清醒地预见到崩溃迫在眉睫，于是悄悄地卖空了4.2万股他最“了解”的股票（指他所任职的大通国民银行的股票）。威金每年领着大通银行27.5万美元的高薪，其职责本应为维护大通银行的股东利益，却在这家公司股票随后的惨跌中赚得盆满钵满。当然，大部分人不如威金和斯特宾斯这两人目光敏锐，但随着劳工节后的市场跌势不减，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决定撤资离场，于是市场的下跌就如同滚雪球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0月18日，星期五，加速放量下跌。同样，星期六上午，情况也不见好转，只有那些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还对市场抱有希望。《华尔街日报》预测下周一市场将会反弹，一向乐观的费雪则把这次下跌称为“市场只是把一些神经质的非主流力量甩出去”。到了星期一，有600万股的股票易手，这是一个巨大的交易量，但是下跌的股票数目远远超过上涨的股票数目。星期二，市场短暂反弹，但是到了星期三，市场再次下跌，在那个300万股就可以称做是“交易异常活跃”的时代，这一天再次创下了600万股的巨额日交易量。即使是那些最安全、最稳健的股票，包括AT&T，都在这一天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10月24日，这一天很快就被称做“黑色星期四”。清晨，华尔街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之中。前一天晚上，全美各地的经纪公司里卖单已经堆积如山。当开盘的铃声响过，股票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易手，股价狂跌。每一轮股票的下跌都引发一轮新的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而这又进一步使得市场下跌，并引发更多增收保证金的要求。与此同时，空头们整个上午都在无情地砸盘。卖空的单子越来越多，焦急的人们和投机者们拥挤在大街上和宽街街头联邦大厅的台阶上。交易所的一个供游客参观、可以俯视交易大厅的走廊上也挤满了人，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哭泣，直到上午11点，交易所决定把这个走廊封闭。到中午，市场市值已经蒸发掉95亿美元。

　　纽约的银行巨头们都聚集在“街角”，和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摩根集团的高级合伙人）一起紧急磋商，此时小摩根正在欧洲。这些银行在市场上都陷得很深，有些还正在承销新股票，如果这些股票卖不出去，这些银行将面临绝境。为了保卫市场，同时也为了保卫他们自己，他们决定拿出2000万美元来托市。在这天下午1点30分，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代理总裁——走进了交易大厅。虽然纽约交易所总裁经常会出现在交易大厅上面的主席台上，但是总裁——哪怕是代理总裁——亲自来到交易大厅还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高大而威严的惠特尼快步走到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柜台，询问最后一次卖出的价格，他被告知是每股205美元，但是实际价格已经又掉了几块，仍然没有买家。惠特尼引人注目地宣布：“我出每股205美元的价钱买1万股。”接着他从一个交易台走到另一个交易台，一个接一个地下了很多类似的买单，购买那些蓝筹股里的蓝筹股，直到将2000万美元全部投入，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他的策略成功了，至少暂时如此。按今天的话说，在惠特尼以那种万人瞩目的方式将钱投到市场后，市场又被那些出钱救市的银行家拉回到了“可控局面”，空头们转而开始购进股票，以便将他们的卖空账户平仓。市场开始止跌回升，早些时候投资者令人心痛的损失稍稍得到一些弥补，有些股票甚至在当天还微幅收高。例如，美国钢铁公司当天的开盘价是每股205.5美元，日中交易曾达到过每股193.5美元的最低点，而收盘价格为每股206美元。当天的交易量非常惊人，达到了1300万股，以至于股票自动报价机直到傍晚7点多，也就是闭市4个多小时后，还在嘀答不停地吐出记录报价的纸带。

　　周五，市场进一步反弹，但是到了周六，市场再次下跌，只是这一次没有出现什么恐慌的迹象，一些人开始认为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到了星期一，市场上传言四起——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有的说华尔街的巨头们都在做空，有的说一些孤注一掷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有的说新的卖空袭击就要来临，等等，于是，再一次开始下跌。接下来，星期二，也就是10月29日，卖单像雪崩一样毫无中断地倾泻下来，从洗碗女工到银行家，每个人似乎都在拼命卖出。有些卖单是非自愿的，是投资者受到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不得不忍疼割肉变现。这一天交易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1600万股，创下了此后近40年中的最高纪录。据说，这一天，自动报价机源源不断地打出所有交易的报价纸带，总长度超过了1.5万英里，直到闭市后4个小时才结束。

　　星期二早晨的《纽约时报》上有这么一段话：“那些一向谨慎的投资者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买股票了。”而娱乐业行业刊物——《繁华》（Variety）却因它当天的头条标题而在新闻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华尔街摔了一个大跟头”（此处原文为“Wall Street Lays An Egg”，在美俚语中，lay an egg指完全失败，有嘲讽的意思）。

　　在星期三反弹，资金开始涌入市场买入一些超跌股。在这些买家中，据说有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惠特尼宣布，因为交易所的后台来不及处理所有的交易，在星期四将只有下午半天开市，并随后休市，直到下一个星期一。

　　星期一，市场继续下跌，跌幅接近前一周星期二的一半，这样下跌的势头一直延续到11月13日这天才止住，这轮熊市最终气数耗尽，而此前两年半中市场辛辛苦苦积累的所有收益都已然付之东流了。

　　在黑色星期四的那次大危机中，惠特尼因他的英勇行为——当然是用别人的钱——而成为华尔街上最出名的经纪人，他对自己的表现津津乐道，甚至买下了他当初买入1万股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那个交易台，把它安置在理查德·惠特尼公司的会客室里（现在这个交易台就陈列在纽约市博物馆内）。

　　他的公司规模很小，即使按照当时华尔街的标准而言也是如此，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摩根银行，惠特尼的哥哥乔治是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因此，惠特尼拿到了摩根公司的经纪业务。“摩根银行的经纪商”给了他的公司很多殊荣，但实际上并没有为他带来太多的佣金收入，因为摩根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只有很小的业务量。

　　尽管这样，惠特尼却过着一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是多个私人俱乐部的会员，在曼哈顿东73大街有一栋豪宅，在新泽西州的远山有一个大农场，他经常在那里猎狐狸。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每个月的花销至少为5000美元，而当时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才2500美元。于是，他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入不敷出。他的经纪公司的收入根本不够维持他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为了补差，他恣意从他的哥哥那里借钱，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借钱。起初，他很快就还钱，但又会以同样快的速度马上再借。他也在路边交易场投资于各种垃圾股票，但就像数目多得惊人的华尔街专业人士一样，当涉及个人理财时，他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笨蛋。投资中最为重要的原则是“该斩仓时要斩仓，见好就要收”，而惠特尼的投资却一亏再亏，直到最后连老本都赔光了。

　　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惠特尼在华尔街的游戏中还算成功，至少没有陷入什么灾难，但是到了3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1931年，他的公司的实际净资产不足4万美元——这一点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甚至连惠特尼本人也不了解，而他的个人债务则高达近200万美元之巨。然而，这丝毫不能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开始偷，从他的合伙人、朋友、客户、俱乐部、兄弟，甚至他的妻子那里偷。就像所有的贪污和盗窃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败露一样，惠特尼最终也被戳穿，1937年11月19日，他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了。

　　惠特尼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退休基金（New York Stock Exchange’s Gratuity Fund）的托管人，虽然叫退休基金这个名字，这个基金实质上是交易所会员为他们的家人设立的一种人寿保险计划。在每个会员去世的时候，这笔基金向该会员的家庭支付两万美元。被提名为这个基金的理事被认为是一项很高的荣誉，当惠特尼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职位上离职的时候，他被授予了这项荣誉，但他随后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却是逐步侵吞这笔基金的资产。

　　惠特尼的公司一直是这只基金的经纪公司。在1937年3月，理事会决定卖掉市值为22.5万美元的债券，并用销售债券的所得购入新证券。理事会把这些债券交给惠特尼去出售，但却从没有见到过新证券的影子。实际上，惠特尼根本就没有买入任何新证券，因为他已经用那些债券做了他个人的抵押品。到11月，惠特尼已经从基金中盗用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巨额款项，而且，他没有任何偿还能力。

　　基金会计几次向惠特尼索要这些证券，但都遭到毫不客气的拒绝。最终，他只好在11月19日惠特尼缺席的一次会议上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其他理事，理事们投票要求惠特尼立即交出这些证券，但惠特尼做不到——它们已经像惠特尼其他所有的投资一样化为乌有了。

　　惠特尼的麻烦源于1933年，当时他帮助建立了一家蒸馏酒业公司，生产一种叫做“泽西闪电”的苹果白兰地，满心希望能因《禁酒令》（Prohibition）的即将废止而获得暴利。这家公司的股票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上市，借助《禁酒令》即将废止的好消息，所有的酒业股票都在直线年《禁酒令》 实际废止之前，惠特尼的酒业公司股价曾经高达每股45美元。但是，当酒业市场完全放开后，“泽西闪电”却并不怎么成功，股价开始持续下跌。惠特尼又一次没有及时斩仓撤出，他甚至还追加了投资。到了1937年，惠特尼和他的经纪公司已经持有了这家酒业公司13.45万股股票。此时，这只股票的卖出报价只有每股3.5美元，买入报价更低，而且和卖出报价相差甚远。惠特尼用这些股票作抵押借了很多钱，所以当股票的价格下跌时，他不得不用更多的抵押品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当他将自己所有的证券用完以后，他就开始盗用那些由他保管的证券了。

　　惠特尼现在走投无路了，他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他的哥哥乔治。乔治听了他的叙述后，特别是他盗用基金的事——那简直无异于在偷寡妇和孤儿们的钱，惊得目瞪口呆。乔治随即通知了托马斯·拉蒙特——摩根银行的执行合伙人，两人经过商议，为了避免一场使整个华尔街声誉严重受损的丑闻，他们决定帮助惠特尼。他们借给惠特尼足够多的钱，让他从市场上买回他盗用的证券，并补回到基金里去。

　　现在，乔治决定让他的兄弟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尽管这来得有点太晚了。他要求惠特尼放弃所有的商业活动，卖掉经纪公司、酒业公司以及名下的所有资产。乔治希望用变卖这些资产所得的钱将惠特尼的债务还清，剩下的部分再加上惠特尼妻子的财产还能让他体面地生活。当然，乔治·惠特尼和托马斯·拉蒙特此时还不知道理查德·惠特尼也曾从他妻子的信托基金中盗用过资金。从严格意义上说，乔治和拉蒙特没有将惠特尼所供认的罪行报告给有关当局，这实际上属于“包庇”，本身也是一项重罪，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有人追究，尤其是如果当事者只是为了帮助自己的亲戚，而没有从中为自己谋利的话。在这个案子里更是如此，乔治不仅没有为自己谋利，还不得不又一次拿出数百万美元——此前他已经为他弟弟支付过数百万美元，而那些钱早已全部付之东流了。实际上惠特尼的哥哥和妻子最终赔偿了他所偷的每一分钱，尽管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他们这么做。

　　但是，无论是惠特尼的经纪公司还是他的酒业公司，都找不到买家，而惠特尼的个人开支却丝毫没有减少，他依然花钱如流水。他又开始不断向朋友和一些熟人借短期，通常是10万美元，而他明知自己还不起。由于他特殊的地位和声望，惠特尼在借钱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但是，一向高效的华尔街流言市场已经开始偷偷议论起惠特尼了，到2月，有关惠特尼和他的公司遇到了大麻烦的传言已经沸沸扬扬了。这个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好在向所有经纪公司寄送一份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调查问卷。尽管按照正常时间，惠特尼应该至少在5月份之后才会接到这份问卷，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商业行为委员会（Committee on Business Conduct）主席豪兰·S·戴维斯（Howland S. Davis）决定立刻给惠特尼发一份。

　　当这份问卷在一个月后（比截止日期晚了一个星期）交回来的时候，交易所的督察人员立刻发现问卷上的回答缺乏真实性，于是他们向惠特尼的公司派遣了审计员。审计员们很快查出惠特尼盗用他客户账户上的资产，惠特尼的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管理层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惠特尼仍然认为交易所和它的一班保守派会帮他摆脱困境，“我是理查德·惠特尼，”他向他的继任者查尔斯·盖伊（Charles Gay）说，“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 我就代表交易所。交易所承担不起让我破产的名誉损失。”

　　如果在过去，这很有可能是对的，但现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稳步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督，盖伊意识到交易所此时更承担不起不让惠特尼公司破产的责任。

　　1938年3月7日，星期一的早晨，华尔街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理查德·惠特尼的公司破产了，所以，这天早上10点过5分，当交易所大厅里的铃声响起，盖伊总裁走上主席台宣布交易中止时，人们并不惊讶。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披露的事情的，他宣布，惠特尼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公平和公正交易的原则”。换句话说，理查德·惠特尼——这个来自格罗顿的老小子，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任总裁，摩根银行的经纪人，华尔街地位的坚定守护者，竟然是个大骗子。盖伊的话音刚落，大厅里一片死寂，很快，经纪人们回过神来，大厅里立刻又变得一片喧嚣。当交易重新开始时，直线下跌，随后交易几乎中止了。下午，经纪人们逗留在饭店和酒吧里讨论所发生的一切。左翼的《国家》（Nation）杂志可能最准确地表达了对这件事的反应，它幸灾乐祸地写道：“即使J·P·摩根被抓住偷拿神圣的圣约翰大教堂里的金银餐具，都不会比这件事更使华尔街感到尴尬。”

　　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本质上他仍然有地道的东部贵族的心态，尽管他平时标榜自己的平民色彩——都被这个“刚刚暴露的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惊得目瞪口呆。“不，他不可能那么干！”当他的助手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大叫一声，“迪克·惠特尼（Dick Whitney，即理查德·惠特尼，在英文中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迪克·惠特尼，我不信。”事情的进展很迅速，3月10日，惠特尼被指控盗用他岳父为他妻子设立的一个信托基金的资金。地方检察官托马斯·杜威（ 美国家，在1944年和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被共和党提名参加竞选，在随后的旅行竞选中出乎意料地被哈里·杜鲁门击败）怀着他竭尽全力也无法隐藏的野心，亲自逮捕了理查德·惠特尼。3月15日，（被保释后的）惠特尼再次被逮捕，这次是因为从纽约游艇俱乐部盗用了15.3万美元的款项，惠特尼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惠特尼对两项指控都供认不讳，并承认：“没有一个我的公司的合伙人（因该公司的倒闭，这些人也都破产了），没有一个我的公司的同事，或任何和我有关系的人——事实上，除了我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应该对这一切承担任何责任。”3月17日，他被赶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3月25日，他申请了个人破产，4月8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他的听证会开始了。

　　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惠特尼似乎仍然对他将要承担的罪责没有太多概念。在听证会上，当听证官格哈德·格塞尔（Gerhard Gesell，他后来成为 了著名的联邦法官）问他：“惠特尼先生，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你破产了？”

　　即使是他这个关于破产的特殊理解也不过是他的臆想而已。在同一个听证会上，当小摩根被问及：“你认识理查德·惠特尼吗？”

　　4月11日，惠特尼被处以5-10年的监禁，并立刻被送进了监狱。惠特尼在“坟墓”监狱度过了一夜，第二天被转送到新的监狱，当他经过中央火车站时，在那里聚集了6000多人围观，人们看到他手腕上的代替了往日的金表链。他同两个勒索犯、一个抢劫犯和一个犯一起被押上了火车。在监狱里，他被关在一个单人小房间里，脱下西装，换上囚服，被分配了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那天晚上，他的晚餐是烤利马豆、煮土豆、茶、面包和玉米布丁。

　　与此同时，在华尔街上，惠特尼的丑闻彻底地改变了原先的力量均势。道格拉斯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迅速抓住了这个保守集团土崩瓦解的好时机。很快，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有了一部新的章程，旨在加强交易所的公共职责，使它不再仅仅是为交易所会员的利益服务。交易所的总裁成为一名拿薪水的雇员，而不再是交易所的会员。交易所对会员公司也增加了更频繁和更详细的审核。如果一个经纪公司开办公众业务，它就被禁止为自己开设保证金账户。从那时起，保证金的比例要求将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而不再由纽约证券交易所设定，而保证金要求是抑制投机和防止再次出现像1929年那样的泡沫的一项有力工具。

　　会员公司的债务被限定在其运营资本的15倍以内，其中非抵押必须报告纽约证券交易所。经纪业务与承销业务必须分离，而客户的账户也必须与公司自营账户分开。为了防止卖空投机和恐慌时打压市场，卖空单只有在股价上升时——也就是说卖空股票的价格高于上一个成交价时——才被认定有效。

　　当然，这些改革无论如何也会到来，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使得这一改革提前到来了，从这一点上讲，华尔街可能还要感谢这个华尔街最著名的罪犯。理查德·惠特尼的丑闻案使这些改革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这些改革的成功又为在战后将要在华尔街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那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繁荣，一次影响深远的繁荣，一次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大牛市最疯狂的年代中，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繁荣。